上邓小平第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

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以很大精力，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回答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1937 年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 1938 年发表《论持久战》，1939 年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 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这些著作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

经受过错误路线的磨难和迫害，又经历了自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多年实践，邓小平对毛泽东正确理论和路线的认识愈加深刻了。他经常把这种感受讲给同志们，帮助大家认识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提高执行这条路线的自觉性。1940 年在纪念建党十九周年之际，他在一二九师师直属队干部会上作报告说，遵义会议以来我们党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八路军新四军扩大了，在抗日战场上打了不少胜仗。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我们党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他又感叹地说，同志们是幸福的，因为大家是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工作，不论是谁只要诚诚恳恳地干，都会不断地取得成绩。而在过去错误路线统治全党的时候，就不是这样。那时尽管尽了很大的努力，却得不到相应的成果，而且还会不断地受到挫折和损失，这是使人很痛苦的。因此希望大家在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尽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党为人民做出贡献。他的这些经过多年沉淀而取得的认识，深深教育了大家。

但是，并不是全党所有的同志都有了这样的觉悟和认识。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党虽然批判和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还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方法高度对过去错误路线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因此，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常存在一些分歧。那种由错误路线遗留下来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作风，如学风上的主观主义，党风上的宗派主义和文风上的党八股，在党内还广泛存在着，它们还经常妨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和执行。1940 年，王明在一篇谈《策略》的文章中，把自己打扮成土地革命时期正确路线的代表。同年 3 月，王明又重新出版了他的“左”倾机会主义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在序言中竟要求将此书列为高级干部学习党史的教材。这表明，一种错误如果没有被真正认识，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另外的条件下，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重新表现出来。所以，必须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克服错误的立场、观点、方法。基于这种需要，党中央和毛主席认为有必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

最后胜利。

1941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

告，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9 月 10 日至 10 月 22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达到基本一致的认识。1942 年 2 月 1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演说，进而又提出了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2 月 8 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提出反对“党八股”形式主义以整顿文风，此后，整风学习运动在全党逐步开展起来。

作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党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领导了该根据地党的整风运动。1943 年 10 月，中共太行分局与中共北方局合并，邓小平担任合并后的北方局代理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11 月 10 日，他在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所作的报告中进一步动员开展整风学习。他指出，“整风的目的是要以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去克服存在于我们同志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全党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集中，全体同志更能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一心一意地去完成中国革命的事业。”他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提出整风号召呢？我以为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了党的二十一年历史的经验教训之后，特别是研究了党的现状之后，提出来的使党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方针，使党在思想上更好地武装起来、一致起来，顺利地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方针。”他接着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了党的历史教训，指出“当着三风不正占了党的统治地位的时候，就会把我们长期艰苦创造起来的基础弄垮，就会使革命遭到挫折和失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统治时间愈长，给予党和革命的损害也就愈大，这是一方面的教训。”“还有另一方面的教训，就是我党自从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耷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卜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86

—88 页）

邓小平在报告中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列主义”。邓小平的这一认识与当时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认识是相一致的。王稼祥 1943 年 7 月 8 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邓小平是继王稼祥等之后较早提出和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中共党人，在帮助全党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整风运动，全党对毛泽东思想取得了共识。1945 年 4 月 20 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明，要争取中国革命的更大胜利，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确立了这一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同时，延安整风也使全党进一步认识了邓小平。在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分别召开了许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其中包括邓小平曾担任主要

领导人的红七军历史问题座谈会。中共中央书记处于 1941 年 12 月编印的《六大以来》党内文件汇编中，选用了“邓毛谢古”事件的有关文章、报告和决议，供党的高级干部研究党史、分清路线是非时参阅。人们在肯定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同时，也肯定了邓小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毛泽东站在一起的正确立场。1943 年 9 月上旬至 12 月初，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战初期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许多同志在会上批评了王明的错误，有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在 11 月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 1933 年的“邓毛谢古”事件，很动情地说了如下的话：“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邓要为党争气。”短短二十七个字，把毛泽东对那场悲剧的性质以及他对逝者的怀念和对邓小平的器重、期望之情，都淋漓地表达出来了。

当然，正如全党包括邓小平在内对毛泽东的认识那样，全党包括毛泽东在内对邓小平的认识，绝不仅仅是看他的历史如何，更重要的是依据他在现实斗争实践中所展现的才华和业绩。

邓小平正是以自己的才华和业绩，越来越得到毛泽东和全党的信任和器重的。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这是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大会，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邓小平因在太行山前方主持工作，没有出席大会，但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以及刘伯承等一起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选举结果公布的当天，即 6 月 10 日，毛泽东亲自致电邓小平：“拟在最近举行一中全会，你在七大当选为中委，望接电即赶回总部，待美国飞机去太行时，就便乘机回延开会。”（《毛泽东年谱》中卷第 604 页）

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曾三次短期回延安。第一次是 1938 年 9 月，他回延安参加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会议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迁就主义错误主张，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邓小平等在会上围绕总结抗战十五个月的经验作了发言，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第二次是 1939 年 7 月，邓小平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两周年的抗战，制定和发表了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就是在这次回延安的时候，在 9 月初的一个傍晚，他与卓琳在杨家岭毛主席的窑洞前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刘英、博古、李富春、蔡畅、邓发等老战友向新郎新娘亲切祝贺。党的七大后，邓小平此次接毛主席的通知，是第三次回延安。6 月 19 日，他以中共中央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党的七届一中全会。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书记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从此，邓小平进入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