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高饶”问题，促进“一化三改”顺利进行。邓小平的工作担子

越来越重，1954 年第三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随之进入中央政治局。

1952 年 7 月，邓小平调到北京后，被任命为政务院常务副修理，总理是周恩来。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已取得伟大胜利；土地改革在大陆除西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外，已如期胜利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多数地区即将胜利结束；“三反”、“五反”斗争同资产阶级的第一次较量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除了上述四大运动外，党在这一时期还进行了整党运动、对旧有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企业的民主改革运动等。通过这些运动，使中国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党政军领导廉洁奉公，工人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民族团结和睦，社会风气良好，全国呈现一派国泰民安、积极向上的大好景象。经过长期战争造成的国民经济满目创瘦的状况，已经得到基本的扭转。1952 年比 1949 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77.5

％，主要工农产品的产量都达到并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这一切都说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件已经具备，大规模经济建设就要开始了。

1952 年 9 月至 1953 年 6 月，毛泽东、党中央经过反覆商讨斟酌，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一化三改”。

根据这条总路线，在周恩来等的主持下，制定了 1953 年至 1957 年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计划要求在五年的时间里，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五年内，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总投资达六百六十亿四千万元，折合黄金七万万两以上。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要完成这一空前的伟大历史任务，就需要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发扬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奋斗精神，扎扎实实地去于。但这时在党内却出现了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邓小平在协助毛泽东和党中央正确处理这一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岗（1905—1954）是有着很高政治地位的高级干部。在民主革命时期做过有益工作，建国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时还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号称“东北王”。1952 年 11 月被任命力人称“经济内阁”的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1953 年调中央工作。此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正在考虑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的实现，对国家体制和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置及人选等重新作出安排。久蓄政

治野心的高岗认为，这是他牟取党和国家更高领导权力的难得机会而加紧了阴谋活动。饶漱石（1903—1975）也是党的高级干部。建国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委员。后调中央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他和高岗一样也是久蓄政治野心，他认为高岗篡党夺权的图谋很快就要成功，就主动投靠高岗，合伙进行反党活动。

1953 年 6 月至 8 月，高饶在中央召开的财经工作会议上，借批判薄一波“修正税制”的错误，上纲上线，玩弄“批薄射刘”策略，影射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说薄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后台是刘、周。他们的阴谋是借机搞倒刘少奇和周恩来，由他们取而代之。会议在高饶的煽动下，批薄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闹得会议已开了两个月，周恩来总理还难于对会议作结论性的报告。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发觉了问题，就对周恩来说：结论作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周接受了毛泽东的“搬兵”意见，请陈云和邓小平参加会议，并发表意见。邓小平指出：大家批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这样那样的错误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陈云也作了有说服力的发言。毛泽东的“搬兵”之计，为薄一波解了围，也为会议的顺利进行铺平了道路。（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244 页）

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和中央为了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决定邓小平兼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长。由于在刚刚结束的财经工作会议上，财政部受到了冲击，又加之高饶的阴谋破坏，财政部的许多干部都比较谨慎小心，不敢大胆工作。邓小平到任后就向大家指出：不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今天同你们约法三章：我到财政部工作，决策方面主要靠你们反映情况。如果你们反映情况对了，我决策错了，这个错误责任由我负；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错了，我根据你们反映的情况作了错误的决策，这个错误你们负责。他的这种实事求是、责权分明的态度和意见，鼓励了大家既大胆又谨慎地开展工作。在财政部，邓小平以毛泽东关于财政预算工作的三句话“收入打足，支出打紧，留有余地”为指针，率领大家很快编制了 1954 年国家预算收支计划，并向中央提出了报告。在财政部他还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即：一、预算归口管理；二、支出包干使用；三、自留预备费，结余不上缴；四、控制人员编制；五、动用总额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六、加强财政监督。以后的实践证明，这六条方针是正确的。

在 1954 年 2 月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对高饶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作了报告，邓小平作了题为《骄傲自满是团结的大敌》的发言。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会后，中央书记处委托周恩来、邓小平等，分别召开关于高岗和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

四中全会之后，中央决定再次设立中共中央秘书长一职，并任命邓小平担此职务。这是邓小平第三次担此职务。值得一提的足，邓小平每次担任此职都是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央工作十分繁忙的时候。这一次又是在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刚刚开始，党的任务繁重，又出现了严重的党内斗争的时刻，他再次担任了中共中央秘朽长的职务。这并非偶然。它再次说明了邓小平是一

位政治性很强、组织性很强并具有高超组织才能和讲求办事效率的革命家。 1954 年 9 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决定周思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大会还决定邓小平等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这次大会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5 年 3 月 21 日至 31 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

平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对反高饶的斗争作了总结。会议还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和《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会后，在 4 月 4 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批准了上述各项决议，并增选邓小平和林彪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邓小平协助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对高饶事件的处理是成功的。清除了隐患，教育了干部。斗争没有扩大化，没留后遗症。斗争增强了团结，保证了“一化三改”路线的贯彻。

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化三改”进展迅速，各方面部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从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采取了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相类似的方法。至 1956 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三大改造过程中，尽管出现过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缺点，但在几亿人口的中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这一深刻的社会改造，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党在进行三大改造的同时，还加紧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争取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建设工作，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进行了极可宝贵的探索。

刘少奇于 1955 年 12 月至 1956 年 3 月，深入各部委了解情况，总结经验

教训。毛泽东在 1955 年 12 月至 1956 年 1 月外出调查回京之后，于 2 月到 4 月，也听取了三十四个部委的汇报。邓小平和毛主席一起听了许多汇报。在这段时间里，如毛泽东自己所说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即起床就听汇报，穿插处理日常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非常紧张，非常耗神。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和思索的基础上，4 月 25 日在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报告。5 月 2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经验”，从十个方面探索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在这里确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论十大关系》可以说是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集中体现和代表作。邓小平在 1975 年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时，曾写信给毛泽东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高饶”事件的正确处理，三大改造的顺利进行和基本完成，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卓有成效的探索。说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