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之交，中苏关系日趋恶化，邓小平总书记同苏联大国大党

和霸权主义进行坚决斗争，深得毛泽东主席的支持和赞赏。

在邓小平担任总书记期间，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他不得不以很大的精力协助毛泽东主席处理国际共运特别是中苏关系问题。

中苏两党的分歧，从 1956 年 2 月苏共召开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起就开始了。朱德和邓小平等代表中共应邀参加了这次大会。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原则上是赞成的。由中央集体讨论通过、由邓小平代表中央在八大上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表明了这种态度。邓小平指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门，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但是，中共又认为斯大林的功是第一位的，应“三七开”，不同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一棍子打死”和全盘否定。中共的这种立场在邓小平的报告中也讲明了”。他说：“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领袖们的“威信、影响和经验乃是党、阶级和人民的宝贵的财富。”（《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235、234 页）可是“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之流却说邓小平的报告是“大毒草”。毛泽东则说了公道话： “报告我们看了，这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刘、邓负责任。”

12 月，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共运出现的问题，在 4 月已发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之后，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全面阐述了中共关于斯大林问题和国际共运的其他问题的立场和观点。

为了解决中苏两党和国际共运存在的分歧，也为了显示世界共产党的团结，1957 年 11 月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了代表会议。毛泽东亲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席了莫斯科会议，在代表团成员中，除了当时还是党外人士的宋庆龄副委员氏外，邓小平总书记就是毛泽东最主要的助手了。

在这次会议上，中苏两党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等问题的认识上，都作了一定的妥协，和世界各兄弟党一起签署了《莫斯科宣言》。但是，分歧并没有消除。尤其是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不听苏共的指挥棒，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使苏共赫鲁晓夫集团不能容忍。

1958 年 4 月，苏共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7 月又提出与中国建立共同舰队，明显涉及中国主权，为毛泽东坚决拒绝。此后，苏共赫鲁晓夫集团的大国、大党沙文主义行径，愈演愈烈，他们妄图制服中国。1959 年 6 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9 月 9 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对中印边境冲突表态，公然偏袒印度，从此，把中苏内部分歧暴露于世。9 月 30 日，赫鲁晓夫在中国国庆十周年的国宴上，以“老子党”的口吻训斥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随后他回到海参崴又讥讽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

1960 年，分歧进一步加剧。2 月，在莫斯科召开华沙条约国会议，中国

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赫鲁晓夫在祝酒词中攻击中国，中国代表当即进行了驳斥。以独立自主力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人，当然不能容忍苏井领导集团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以“老子党”自居，无端训斥中共，公然背信弃义，破坏两党两国关系的行径，更何况他们还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4 月，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通过《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苏联领导的观点。过了两个月，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带头并组织对中共进行围攻，中共代表团给予了坚决驳斥。7 月，苏联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一千三打九十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签订的经济技术方面三百四十三个合同和二百五十七个协定。同时，还逼使中国归还经济援助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欠下的债务。当时中国正处在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上至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下至普通的百姓家，都忍讥挨饿、勒紧裤带，以极大的牺牲承担起苏共领导雪上加霜造成的困难。中国人民争气，中国共产党决不屈服。

这年 9 月，为筹备第二次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再次赴莫斯科。人们注意到，身体健壮的邓小平是带着手杖飞赴莫斯科的，他是在一次运动时跌断了腿，还没有痊愈就出征了。在中苏两党会谈中，邓小平满腔义愤而又态度平和地作了长篇发言，历数了苏共领导违背马列、背信弃义、推行大党大国沙文主义的种种劣迹，邓小平指出，苏共的背信弃义给我国人民造成了困难，但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把苏共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夺回来。邓小平有胆量、有气魄、义正词严的发言，令苏共代表震惊。德国作家乌利·弗兰茨在其所著《邓小平传》曾这样描述说：“苏联共产党农民出身的固执的领袖像吞一颗苦果似地咽下了邓小平尖刻的话语。”中苏会谈之后，邓小平又参加了二十六国兄弟党会议，起草即将举行的八十一国兄弟党会议文件。11 月，刘少奇也到了莫斯科，和邓小平一起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了八十一国党会议，会议通过了《莫斯科声明》。

这次会议，使激化的中苏矛盾暂时得以缓和。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工作非常满意，12 月 9 日亲到机场迎接归来的代表团。在 1961 年 1 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邓小平报告了中共代表参加莫斯科会议的情况，得到全会的肯定。

当时，郭沫若曾写诗描述和称赞中共代表 1960 年与苏共领导进行的谈判斗争，其中有这样两句：

五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

从 1960 年 2 月参加华沙条约国会议到 11 月刘少奇和邓小平参加莫斯科会议，确实是“五下莫斯科”；而“钓鱼台”则是语义双关，既指中共的从容、自信，又指中共的斗争方案大都是在“钓鱼台国宾馆”制定的。

1961 年 10 月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刚刚缓和的中苏关系又紧张起来。此后发生了苏共在自己的党代会上攻击兄弟党的事件，以及支持中国塔城和伊犁地区暴乱，在中印边境冲突中袒护印方，指使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攻击

中国等等一系列事件。中共于 1962 年 12 月至 1963 年 3 月，连续发表七篇答辩文章，批判了苏共领导，此后双方在准备会谈时，苏共提出五点会谈意见，中共也提出了二十五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双方观点对立，没有妥协余地，可是又都不愿放弃会谈。很显然，这样的会谈，实际上是一场尖锐的面对面斗争。毛泽东把这个困难而艰巨的任务，又交给了邓小平。

1963 年 7 月 5 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第三次赴莫斯科。从 7 月 6 日起，双方举行了九次会议。每次会议基本上都是一方谈一方听，一来一往，各说各的。西方舆论称会谈是“聋子对话”。在会议进行到第九天的时候，苏共突然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公然违背双方原定在会谈期间不发布任何消息、不破坏会谈气氛的协议。中方代表强烈谴责了苏共这种违背协议的行为，苏方首席代表苏斯洛夫则提出“坚决抗议”。邓小平蔑视地回答：“你提什么抗议，如果说要抗议的话，我们可以提出更多的抗议。”在最后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严正声明说：我党历来就主张不要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但是，既然公开争论已被挑起，就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我们受到公开的攻击，就不能不作答复。苏共最后发表了《公开信》，苏共和其他几个兄弟党对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攻击，我们还没有答复。我们拥有答辩的权利。

邓小平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击了苏共领导集团，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世界人民的同情，也为毛泽东所满意。当 7 月 21 日下午代表团返回北京时，毛泽东又一次率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代表五千多人到机场隆重迎接。飞机停稳后，毛泽东走到机前，同邓小平等人热烈握手，亲切问候，并让代表团绕场一周与欢迎群众见面，接受少先队献花。接着，代表团的车队跟随着毛泽东的座车直驶中南海，立即向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详细汇报会谈细节。毛泽东一直兴致勃勃，情绪高昂，他对邓小平等代表的莫斯科之行十分赞赏。

随后，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由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具体组织，对苏共《公开信》进行系统的揭露和批判，自 1963 年 9 月至 1964 年 7 月，共发

表了九篇评论文章。“九评”发表后不到三个月，即 1964 年 10 月 16 日，挑起这场论战的祸首，苏共第一把手赫鲁晓夫便下台了。

在这场论战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坚决顶住了苏联的压力，坚决反对了苏联的大国、大党和霸权主义，坚决顶住了苏共领导对中共、中国的控制和下涉，维护了党和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这些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但是也有值得总结的教训。在中苏论战时期正是毛泽东和中共党内“左”倾错误产生和发展的时期。因此，毛泽东和党的某些“左”倾观点不可避免地也带到了论战中去，如时代的特征问题、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问题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党际、国际关系问题等，都有失之偏颇之处。最大的失误是毛泽东把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引进了中国国内和党内，对国内政治形势和党内矛盾的认识产生了消极影响。

1989 年 5 月，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邓小平与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已乔夫进行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谈话，并回顾了 50 年代后期到 60 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的争论。他说：“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他在总结这场争论的教训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这主要是指当时双方在意识形态的争论中，都没有搞清楚“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指出，“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邓小平说：“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说，从鸦片战争起，欺负中国的列强大概是十几个，“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邓小平指出：“中国不侵略别人，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却受到外国的威胁⋯⋯从建国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那时威胁来自美国，最突出的就是朝鲜战争⋯⋯中国出了志愿军，同美国直接较量，苏联供给的军火还要中国付半价。后来中苏两国关系不好了，中国面临经济困难，但无论怎样困难，也得还这笔军火债，我们提前两年还清了。”邓小平最后说： “我讲这么长，叫‘结束过去’。目的是使苏联同志们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91—295 页）

毛泽东和邓小平对苏联大国、大党主义和霸权主义斗争的实践，充分地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既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又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都是中华民族的硬汉子，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保持自己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压，不怕威胁，百折不挠地为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