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热潮中，毛泽东在南方从事农运，从苏联回国的邓小平在北方从事军运，在革命危急关头他们第一次相会在

武汉。

1924 年 1 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民党与共产党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以此为新的起点开始走向高潮。从 1924 至 1927 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声势之浩大，发动群众之广泛，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人们通常把它称之为中国的“大革命”。

大浪淘沙。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中，毛泽东的业绩和毛泽东的思想初次显示了金子般的光辉。周恩来的雄才大略及其对革命的耿耿丹心，也越来越为全党所认识。年仅二十岁冒头的邓小平，在大革命时期可谓初出茅庐，但也显示了其不同凡响的才华。一批杰出的共产党人后来成为人民的领袖，那些不坚定者终被历史所抛弃。

国共合作以后，毛泽东先是在上海以主要精力从事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和宣传工作。1925 年起，他越来越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著名的“五卅”惨案之后，全国革命形势高涨，毛泽东在他的故乡湖南发起农民运动，显示了农民中蕴藏着的极大的革命积极性。此后，毛泽东就开始以其主要精力从事、思考和解决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1926 年 5 月，时任中央农委负责人的毛泽东在广州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并主办了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亲自授课，开设“中国的农民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课程。讲习所还开设了军训课程，请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的周恩来主讲。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全国的农民运动和革命斗争培养了一批骨干，广西的农运领袖韦拔群就是广州农讲所的毕业学员，后来他成为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刨建红七军和左江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助手和战友。

当北伐部队胜利进军武汉之后，毛泽东曾于 1927 年 1 月 4 日至 2 月 5 日，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实地考察了在大革命热潮中农村的革命运动，热情赞扬农民革命的丰功伟绩。他在 3 月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村实际相结合的经典名著。报告驳斥了当时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川政策。接着，毛泽东又主持举办了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大革命时期也都从事过革命运动骨干人才的培养工作。众所周知，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该校为革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军事将领和人才。而此时二十三岁的邓小平在北方曾参与主办过号称“第二黄埔”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这恐怕还鲜为人知。

此事得从冯玉祥将军说起。

在国共合作推进大革命走向高潮的时候，冯玉祥将军于 1924 年 10 月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臭名昭著的贿选总统曹锟，推翻了有系军阀政权，随后与孙岳、胡景翼组成国民军，冯玉祥亲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控制北京局

势的冯将军，这时通电主和，并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建国大计。孙先生不顾个人的安危，毅然应邀，抱病北上，并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主张。不幸的是，孙中山到达北京后因肝癌恶化，医治无效，于 1925 年 3 月 12 日病逝。

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孙先生的逝世使国共两党革命同志十分悲痛，更加激励他们为完成总理遗志而斗争。同年 10 月，苏共中央决定为纪念孙中山先牛，在莫斯科建立中山大学，为国共两党培养干部。在国共两党从国内选派学员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同时，中共还决定从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中送去一批学员。年轻的共产主义者邓小平便是其中之一。

这时的邓小平，由于作为中共旅欧党组织负责人之一进行革命活动，已引起法国警察当局的注意，正在追捕他。对邓小平这段时期的行迹作过深入调查并查阅了法国当时警察档案的德国作家乌利·弗兰茨，在其专著《邓小平传》中记述道：

1925 年 11 月 15 日，邓小平（当时名为邓希贤）在巴黎布瓦耶大街

23 号主持有四牛七名人员参加的会议，号召展开“持久的国际反帝斗

争”。可是警察搞不清楚邓的住址。直到 1926 年 1 月 3 日，警察才侦得

邓的住址。警察于 1 月 8 日闯进邓小平的住处时，在桌上和书架上发现了用法文和中文写的广告品、宣传材料，如《中国工人》、《孙逸仙遗嘱》、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和莫斯科出版的报纸，却没有见到邓小平本人。这些官员们还发现了油墨、印刷滚筒和印刷纸张，证明“油印博士”一定居住于此，然而，法国譬方万没有想到，就在几个小时以前，即 1926 年的 1 月 7 日夜，邓小平和他的十九名同志已乘上巴黎到莫斯科的夜班快车，安然离开了生活与战斗过五年的法兰西。

另一位匈牙利学者巴拉奇，代内什在其所著《邓小平》一书中也依据法国警方档案描述了邓小平离开法国的过程，其中还透漏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情节：

当时警方还不知道邓已离国境，竟然还作出驱逐邓等出境的决定。这张 1926 年 1 月 20 日签发的驱逐令，特地注明要“面交”被驱逐者，而邓等离开法国已十三天了，早已到达红都莫斯科。这张无用的文件至今还保存在法国警察的档案箱里。

邓小平到达莫斯科后，先进东方大学，不久又转入中山大学学习。此时他的俄文名字为多佐罗夫。他被编入第七班即“理论班”，担任该班党小组长。除学习俄语外，还要学习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军事学和马列原著选读等课程。由于他已有在法国五年的实践斗争经历，再加之头脑机敏和刻苦好学，很快因学习成绩突出和能言善辩在同学中闻名。大家给这位四川的小个子又起了一个“小钢炮”的雅号。在他的同学中，有两个人年龄最小，一个是冯玉祥的长女冯弗能，一个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他们当时才十五六岁。蒋经国顽皮活泼，爱说爱笑爱唱，走起路来又蹦又跳，整天无忧无虑，像个快活的小鸟。1982 年，七十八岁的邓小平回忆说，蒋经国在中山大学“学得不错”，邓小平在中山大学还结识了毛泽东的老师

徐特立，徐当时已五十岁，在“特别班”学习，青年学员给徐老也起了个雅号“老祖父”。“小钢炮”这时虽然还没见到毛泽东，却和毛泽东的老师“老祖父”做了同学，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莫斯科中山大学党的组织对邓小平的评价是：“一切行动合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守纪律”，“对党中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小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且能激动同志讨论各种问题。”党指定的工作“能切实执行”，与群众关系“密切”，对学习功课“很有兴趣”，发挥榜样作用，“可以影响他人”， “能在团员中树立党的影响，”最适合“做宣传及组织工作。”这份党小组的鉴定，反映了二十二岁的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表现。邓小平在这时写的一份自传中，也表示说：“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如今，“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无疑更加充实了邓小平的理论基础，为回国迎接严峻的斗争作了准备。他说：“我来莫的时候，便以打定主意更加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毛毛：

《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 149、150、151 页）

邓小平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同国内的同志接触更多了，了解的情况也更多了，深深为国内正在兴起的大革命高潮形势所吸引，期盼着尽快回国参加斗争，令他高兴的是，机会终于来了。

1926 年 5 月 9 日，冯玉祥将军偕夫人到苏联考察。其问，冯将军在苏各地参观访问的同时，也访问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不仅把自己的女儿冯弗能送到这所革命大学学习，他本人也被授予“名誉学生”，随时可到该校参观、听课或发表见解。同学们对这位爱国将军也非常尊敬，很愿意和这位传奇人物接近和交谈。这次访苏使冯将军思想发生很大变化，认识到共产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坚定了参加国民革命的决心。他主动向苏共和中共提出请求，希望能派出顾问和政治工作人员，到他的部队协助工作。苏共决定派出九十多名顾问，中共也决定派出正在莫斯科的刘怕坚、邓小平等二十多名人员，到冯部实行合作。1926 年 7 月 4 日，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决定发布《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9 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接着北伐战争便打响了。冯玉祥在苏联得知这些消息后，当即于 8 月 17 日乘东方快车回国。中共党员刘伯坚同行，后被任命力冯玉样部队的政治部主任。这时已是国民党员的冯玉祥，还兼任着国民军党代表、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9 用，他率西北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向甘、陕进军，同南方的北伐军相呼应。11 月 28 日，攻克古老京城西安，控制了甘、陕两省。南方的北伐军也势如破竹，于 10

月 10 日攻克武昌，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的反动军队。在华东战场上，北伐军也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了九江和南昌。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被派住冯玉祥部的邓小平等其它二十几名共产党人，1926 年底从莫斯科动身回国。他们先乘火车，继乘汽车，到达蒙古的库伦后，邓小平等三人打前站，乘坐苏联援冯的军火汽车，经蒙古艰难跋涉三个月，于 1927 年 3 月到达西安。不久，邓小平被任命力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后又兼任教育长。这所军校，形式上隶属于国民军驻陕总部，实际上却是由

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阵地。邓小平是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校长史可轩，副校长李林，学员总队长许权中，政治教官李子洲、刘志丹等，均为中共党员。邓小平负责政治教育，给学员开设了《社会主义概论》、《共产主义 ABC》、

《国家与革命》及《劳工神圣》等课程。学校教育实行军事政治并重的原则，学校生活生龙活虎，紧张活泼，被誉为“西北之黄埔”。自 1927 年 3 月至 6 月，学校共招收两期学员一千余人，为革命培养了一批军政骨干力量。党掌握的这支武装力量，在后来的渭华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陕北红军的一些著名将领如刘志丹等，大都是从这所学校里出来的。

在大革命蓬勃向前发展的时候，革命阵营内部却酝酿着严重的危机。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反共，反国共合作的面目越来越暴露出来。19z7 年 4 月，蒋介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戮，各地国民党右派也纷纷实行“清党”，新军阀和老军阀一起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革命力量受到重大损失。党的最早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熊雄等英勇地牺牲了。这批共产党人中，有的是毛泽东的老师、战友和同事，有的是邓小平的留法同学和领导人。他们的牺牲使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以及全党都十分悲愤。在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之际，在南方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向陈独秀总书记提出了许多挽救危机的建议，要求党克服右倾错误，加强对军事工作和农民运动的领导，坚决顶住蒋介石的反共逆流，然而均未被陈独秀接受。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冯玉祥虽没有立即公开跟随蒋介石实行“清党”反共，但对与共产党的合作也一度产生了动摇。冯玉祥完成东征，占领了郑州、开封等地之后，于 6 月 10 日与汪精卫召开郑州会议，6 月

20 日与蒋介石召开徐州会议，促成“宁汉合流”，终于也开始了“反共清党”。冯玉祥下令所有在他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集中到开封，名曰训练，其实是“礼送出境”。邓小平在党组织安排下，遂转赴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汉口。

冯玉祥将军在其晚年所写《我的生活》一书中，对这一曲折曾作了记述并感到内疚。但是，邓小平不记个人恩怨。1982 年 9 月 14 日，在纪念冯玉祥将军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他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冯将军的亲属时，曾回忆起他从莫斯科归来在西安参与主办中山军校的情景，并对冯玉祥将军作出公正评价。他说：

焕章先生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李德全大姐是很好的同志，我们也怀念她⋯⋯从辛亥革命以来，焕章先生一直是比较好的，即使有一段时间经过一些曲折。1927 年蒋介石在清党的时候，别人都在杀共产党，他对我们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礼送出境，邓小平说到这里笑了，他说：焕章先生和我们是有因缘的。（《邓小平的历程》上第 46、47 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

当然，对于邓小平来说，和他更有缘分的是另外一位与自己同属一党的伟人毛泽东。毛泽东这时正在武汉，邓小平也到了这里，两人在这里终得第一次相会。

那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革命转折关头的时期。徐州会议之后，汪精卫于 7

月 15 日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继蒋介石之后也公开叛变了革命。接着，

在“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汪精卫反动集团开始更加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严酷的白色恐怖立刻笼罩了武汉三镇，也笼罩了全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

但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不屈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周恩来秘密从武汉进发南昌，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不久，中共中央于 8 月 7 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毛泽东以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代表，以及上海、湖南、湖北的代表和军事代表共二十一人。邓小平他由西安转赴武汉后为适应秘密工作需要已由邓希贤改名为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议。他当时担任党中央政治秘书。

邓小平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和会务工作。他当时与瞿秋白夫妇、李维汉同任在汉口德林公寓（现天津路 12 号）。会议地址选在离德林公寓不远的

三教街 41 号（现鄙阳街 139 号），地处俄、英、法三个租界的结合部，前临僻静街道，后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凉台相连，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较易撤离疏散。瞿秋白在会议前夕曾问邓小平：“会议准备工作做好了没有？”邓说：“都已安排好了，代表们知道地点的就自己来，不知道的由地下交通员或知道的同志带进来。你和李维汉同志从后门进去，洛卓莫娃（国民政府的苏联农业顾问的夫人，其住宅即是会址）负责把门，我也在那里。”邓小平为筹备会议早在 8 月 3 日就来到会址，会议结束后他又是最后一个离开，在这里一共呆了六天。

对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邓小平记忆犹新。解放后，在筹建八七会议纪念馆时，他在 1972 年 9 月 22 日写下了关于“八七”会议的回忆。

1980 年 5 月 20 日，他为纪念馆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匾牌。是年夏天，

邓小平在视察长江三峡时，于 7 月 15 日来到纪念馆进行参观，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为保证会议绝对安全，会议代表有二十多人，分三天三批由党内交通员带进去的。办事情的少数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中央负责人最后进，最早走⋯⋯

李维汉是秘书长，会议代表有二十几个人，我是中央秘书，陈独秀原先要搞正规大中央、搞八大秘书，我就算是一个。以后没有到齐，我是政治秘书，还有刘伯坚没到任。1927 年底在上海我才当秘书长。我们二十几个人分三批进来，我是第一批，记不清和谁一起进来。我在这里呆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走的最晚。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的，开会的当时甚至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一个晚上带小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邓小平的历程》上第 49、50 页）

会议在瞿秋白和李维汉的主持下，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报告，再由瞿秋白代表中央临时常委作报告，然后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毛泽东破除了“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观念，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

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方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着重指出：秋收暴动非有军事不可，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第 208 页，人民出版社、中

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毛泽东的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给会议参加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并成为后来全党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至理名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指导思想。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和其他决议案，选出以瞿秋自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旗帜鲜明地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它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的转折点，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邓小平和毛泽东第一次相会。极其紧张的一大会议，他们两人之间不可能有单独的交往，但毛泽东的慷慨发言，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知灼见，对邓小平以后的革命实践无疑发生了重大影响。

邓小平在参观“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时，端祥着毛泽东等会议参加者的照片，感慨地说：“当时都是年轻人。毛泽东三十四岁，瞿秋白二十九岁，李维汉三十一岁，任弼时二十三岁，我二十三岁，陆定一那时比我小两岁⋯⋯”

“八七”会议，毛、邓开始相识，自此，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开始不断增多，不断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