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1975 年冬至 1976 年春，风刀霜剑严相逼， 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分歧在“四人帮”挑唆下日益加剧，终于导致

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

现在看来，毛泽东在 1975 年实际上是实行了一种“双轨制”：一方面让他认为“反刘反林有功”的江青等人“抓革命”，保卫“文化大革命”“七个指头”的成果，而江青这些人也确实只会“革”别人的“命”，对经济建设和生产则是一窍不通的；另一方面让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去“促生产”， 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三个指头”的问题，而这些老同志也只能发挥这方面的作用，毛泽东，急是提防着他们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这种“左派抓革命，右派促生产”的“双轨制”，反映了当时毛泽东面临的局势和他的心态。他一方面感到“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生产下降， 人民不满，再也不能乱下去了，希望尽快稳定局势；另一方面又希望证明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其主流只能肯定不容否定。如果说他老人家还像当年那样身强力壮、精力充沛，能够亲自驾驭局面，情况或许能暂时如愿。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己八十二岁高龄，体力精力都大不如前了。自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他年年重病，大有一蹶不振之势，况且此时他眼已失明，不能行走，连言语表达都很困难。老人家头脑虽然还算清楚，但已很难直接驾驭局势了。他苦干找不到能够完成上述两方面愿望的统一的一种力量，只得既靠邓小平去促生产，去稳定局面，且不允许江青一伙过多地干扰；又要依靠江青等人去实现保住“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愿望，且不允许邓小平的“整顿”踩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线。总之， 毛泽东陷入了矛盾之中：他自己思想上的矛盾，他体力与愿望的矛盾，他依靠力量之间的矛盾，等等。

这些复杂的矛盾，造成了 1975 年形势发展的离奇性。

从春天到秋天，毛泽东一方面支持邓小平的整顿，另一方面又支持江青一伙搞所谓的“理论学习”、“评《水浒》”等。但总的讲是“扬邓抑江”， 他不允许江青干预过多。

但是，当萧瑟秋风吹向大地的时候，气候发生了变化，形势发生了逆转。1975 年 9 月底，从辽宁到北京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很快和江青

一伙勾结到了一起。毛远新集中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向毛泽东进行了多次“汇报”和交谈。毛远新说：

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文化大革命怎样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支战线主要矛

盾是什么？

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 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

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 72 年批极左还凶些。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标，即生产上去了。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被毛远新这些挑唆性的话打中了痛处，使他立即警觉起来。当然， 从总体事实而言，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也确实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路线的否定。于是，毛泽东一反过去的态度，开始站在江青一面反对邓小平； 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一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他认为邓小平等人的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 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让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等，讲了他的意见。邓小平提出异议说：

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昨天（11 月 1 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 主席说对。

邓小平作了有力的抗争，但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政治局还是开了几次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并对邓进行了错误的批评。

但是，毛泽东还是希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在“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上和他统一认识。他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总的评价是“三七开”。可以说，毛泽东的用心是良苦的，他想只要邓能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正确的，就可以继续他们之间的合作，同时也可堵江青等人的口。可是，邓小平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不肯让步，他婉拒了毛泽东的要求，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邓小平后来把话说得更明白：“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01 页）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要停止邓小平的工作，而毛泽东则让他“专管外事”。

接着，毛泽东借清华大学刘冰等告状事件又加罪邓小平。刘冰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他和党委的其他几位同志，于 8 月 13 日和 10 月 13 日，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报告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在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方面的严重问题。信是请邓小平转呈毛主席的。迟群和谢静宜都曾

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作为解放军某部军宣队的负责人驻清华大学，并“结合”到校“革委会”领导班于里。他们自认是毛主席身边的“小兵”，跋扈专横，目空一切。他们和江青一伙相勾结，在清华推行极左路线， 教职工们对之极为反感。作为老干部的刘冰，实在看不下去，按照党的章程， 向毛主席反映意见，这应该是合理合法的。但是，毛泽东批示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 月 3 日，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到清华大学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于是，从清华大学首先开始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 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按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有一百三十多名党政军负责人和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正式部署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领导的持续九个月卓有成效的整顿，到此中止了。

这年的秋天是那么萧条，冬天又似乎特别地寒冷。

在医院的周恩来，动了十四次手术，大手术六次，小手术八次，平均每四十天要动一次手术。在 9 月 20 日进手术室前，他大声他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他对江青之流以评《水浒》中伤他所作的回击。10 月下旬，周恩来再次进手术室前，把邓小平叫到跟前，握着他的手说：“你这一年于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表示了他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当 12 月叶剑英看望周恩来时，周以微弱但清晰的声音嘱告：“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这里的“他们”是指“四人帮”。周又说：“邓小平比我干得好。”

1976 年，中国进入“本命年”龙年。春寒料峭，严冬虽过，春天却姗姗来迟。

l 月 8 日，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与世长辞。毛泽东重病在身，他终未和周恩来作最后的告别。当身边人员问他“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他痛苦而吃力他说：“我也走不动了。”

在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同。当时“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开始，“四人帮”害怕邓小平亮相，极力反对邓出面致悼词。江青提出由王洪文或张春桥作，但王、张都自知不够格，于是让叶剑英出面，说：“现在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作悼词不合适，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明白他们的用意，回答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的！他是堂堂正正的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理应由他作悼词。” “四人帮”无奈只好同意。毛泽东最后“划圈”批准了这个安排。当全国老百姓从电视和其他新闻媒介中得知是邓小平为周总理致悼词时，心情稍微得以舒展。因为人民怕“四人帮”这些奸臣砧污了周总理的英名，也怕邓小平“消失”。

悲痛欲绝的人民群众，在寒冷而灰暗的天空下，站在几十里长安大街默默地送走周恩来的灵车，向他们心目中的好总理作最后的告别。

邓小平预感到斗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会愈加严峻。他在和叶剑英的交谈中，作了如下表示：

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旱就作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最坏是罗迈下场！（罗迈即李维汉，“文化大革命”前就遭错误批判被“打

倒”）遗憾的是还有好多事没有作完，经济没有根本好转，许多老同志还没有解放。（范硕：《叶剑英在 1976》第 63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叶剑英建议他“要不要再去找主席”，邓小平又说：

已经找过了，没有用了。我这个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决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政治局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我的工作，我估计，主席的决心已经下定，就要“换马”了！

叶帅说：我估计，“换马”也不是简单的事，要换的话，无非两个前途： 一个是下台，另一个是“一批二保”，至少还要继续留用一段，因为有些事情，主席不会全交给他们，他不会放心的！

邓小平同意这种估计，他说：

我作了最坏的准备，但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后继有人。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我不在位了，不要紧，只要你老帅在，还有其他老同志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不过，要讲究斗争方法，这是，总理临终前的嘱咐。（据范硕：《叶剑英在 1976》）

正如邓小平和叶剑英所预料的，患病中的毛泽东确实在思索着“换马” 的问题。一年前，他把“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的邓小平扶上了马， 现在又认为“右倾翻案”而要“换马”了。但是，老人家不让野心家“四人帮”之流上台代替已逝世的总理，这一点他还是清醒的。他认为，“华国锋水平不高，但忠厚老实，不搞阴谋诡计，不搞宗派主义，让他当总理我放心。” 于是，他嘱联络员毛远新：“我提议华国锋同志任总理，请政治局审议。如果通过了，就发个通知。”

2 月 2 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决定由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2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

达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这些指示是毛泽东自 1975 年 10 月

至 1976 年 1 月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其中有：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些意见，许多是没有和邓小平谈过的。

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批判邓小平，逼迫邓小平作检查。“四人帮”操纵的报刊发了大量“大批判”文章，把邓小平说成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还在走的走资派”。但是，批邓不得人心，无论是在中央政治局或者是在群众中都有很大反抗力。3 月 26 日，“四人帮”唆使华国锋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让清华、北大“两校”的造反派到中南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批邓”扩大会议，对邓小平实行围攻。在一片大批“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吼声中，邓小平自始至终一言没发。“止谤莫如不言”，面对“四人帮”的疯狂围攻，他以沉默保持着自己的正义和尊严。江青则称赞“两校” 造反派：“你们向邓小平开炮开得好！”

就在“两校”造反派大闹中南海围攻邓小平的时候，在上海、南京爆发了人民群众游行示威活动，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南京的示威群众呼出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杀头不要紧，拥护邓小平！”的口号。

南方的风暴很快扩展到了北京，扩展到了全国，形成了伟大的“四五” 运动。北京市上百万群众，在情明节前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对“批邓”表示不满。邓小平后来曾说： “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55 页）

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这一事件性质时，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江青提出要抓人，华国锋说“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很恶毒的”， “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会议决定立即清理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和标语，调动民兵和公安人员进行镇压，抓“反革命”。这些决定由毛远新向毛泽东作了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4 月 5 日，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卫戍区出动数万人血腥镇压了天安门广场的群众。4 月 6 日， 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决定继续进行追击追查。江青一伙利用《人民日报》大肆制造舆论，制造白色恐怖，猖狂攻击邓小平。张春桥当面攻击邓小平是“纳吉”，把天安门事件说成是 1956 年的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同日，江青、毛远新到毛主席处报告情况，江青提出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没有表态。毛远新汇报了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关于“四五”事件的决议，毛泽东在纸上写了：“同意，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4 月 7 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一决议指出： “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提议，

政治同一致通过，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他第三次被“打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