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毛泽东

二十年代初期，当毛泽东在国内创建中国共产党时，邓小平在法国和党的另一位创始人周恩来一起进行革命活动，党的事业从此结下毛、邓五十年难解之缘。

毛泽东有段著名的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话也应在了湖南的毛泽东和四川的邓小平身上。

当 1893 年出生的毛泽东，从韶山到长沙，从长沙到北京、到上海，于本

世纪 20 年代初在国内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比毛译东小十一岁的邓小平则从四川广安县的牌坊村到重庆，从重庆到上海，再赴法国，和党的另一位创始人、比他年长六岁的周恩来一起勤工俭学和从事革命活动。

毛泽东本来也是有机会去法国留学的，但是他认为“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他协助组织了湖南知识青年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而自己并没有出国。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不同的国度里，接受了一个共同的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组织湖南同学赴法勤工俭学时，在北京结识了李大钊，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短期任职期间阅读了大量新潮书刊。1920 年他第二次旅京时，又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从此逐步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其后，毛泽东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和毛泽东相似，邓小平也是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他在 1992 年春的南巡谈话时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 ABC》。”

邓小平 1994 年 8 月 22 日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童年时期的邓小平名叫邓先圣，学名邓希贤。他五岁入私塾发蒙，七岁转入新式小学，后又继续读中学，1919 年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重庆，十五岁的邓希贤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的熏陶，立下了救国大志。1920 年夏天，他和八十三位四川同乡同学一起登船赴法勤工俭学，那时他才十六岁，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在法国，年轻的邓希贤在钢铁厂做过杂工，在工厂里当过钳工，在火车上当过司炉，还到饭馆里当过帮工，收入刚够糊口。但是，邓希贤在这里却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法国是具有无产阶级革命传统的国家。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是批判地继承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才

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在 1848 年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巴黎工人阶级举行武装起义，三千名起义者流血牺牲，马克思称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文阶级问的第一次伟大战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15 页）由此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工人阶级专政”的口号。1871 年的巴黎公社，更是举世闻名。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系统总结了这一伟大事件的经验和教训。他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72 页）从而完整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反映巴黎公社悲壮斗争的《国际歌》唱遍了全世界，公社社员进行最后斗争和英勇牺牲的地方拉雪兹墓地的围墙，作为“公社社员墙”受到世世代代革命者的凭吊。

邓希贤所去的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国度，接触的就是这个国家最基层的劳动人民和工人阶级。特别是当时正处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法国共产党于 1920 年成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在法国广泛流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所有这些部不可避免地对邓希贤等一批寻找救国真理的中国热血青年产生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的新民学会会友蔡和森当时也在法国勤工俭学。他利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较为蓬勃的有利条件，“猛看猛译”法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思考中国革命问题，思想豁然开朗，他把自己在法国取得的新认识，多次写信告诉国内的毛泽东，促进了毛泽东在思想上进一步马克思主义化，蔡和森 1920

年 8 月 13 日致函毛泽东，提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的问题。9 月 16

日又给毛泽东发出长信，再次详细讨论了建党的问题，毛泽东于 1921 年 1

月 21 日复函蔡和森，称他的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毛泽东和留法勤工俭学的进步分子，在思想上联系紧密，相互促进。

在留法青年学生中推动建党工作取得实效的人当属周恩来。1898 年出生的周恩来，在一批年轻的留法学生中，显得更为老成一些。他在 1917 年南开学校毕业后曾赴日本求学，1919 年五四运动时已是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并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铡有过交往。当他二十二岁赴法勤工俭学的时候，在法国终于认准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之路。此时国内由“南陈（独秀）北李（大钊）”推动，已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建立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1920 年底，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申府到法国讲学，1921 年 2 月由他和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参加党的组织，并报告了国内党的发起人陈独秀。后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赵世炎、陈公培也到法国勤工俭学，由陈独秀介绍和张申府等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于是，由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等五人组成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并与国内党组织保持着联系。

在周恩来、赵世炎的率领下，溜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们同反动势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21 年 2 月 28 日，四百多名学生涌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逼使公使改变关于中断发放勤工俭学救济金、将“无力自给者”“遣送回国” 的指令，答应延发救济金，并为没有工作的学生找工作。这就是著名的旅法学生“二·二八”运动。6 月，北京政府派专使到巴黎与法国政府商谈以出卖国家印花税、验契税和滇渝铁路修筑权为条件，向法政府借款事项。周恩来获悉后，当即和诸同志议决发起声势浩大的“拒款斗争”，其问两次召开拒款大会，群情激愤，痛打了中国驻法公使的秘书，迫使他代表公使在反对借款的决议书上签了字。9 月，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又发起了“进军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里昂中法大学是中法两国政府以中国的庚子赔款创办起来的一所大学，名义上是为解决勤工俭学的学生就学问题，而实际上却把勤工俭学的学生拒之门外，而从国内招收了一百多名豪绅子弟。此事激起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极大愤慨，一百多名学生 9 月 20 日向里昂进发。学生上街游行并散发传单，使反动势力极为震惊。北京政府驻法公使与法国当局串通，诬蔑学生是“无钱无学的革命党”，将百余名学生拘禁起来。周恩来等设法营救被捕同学，但未获得成功。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等一百零四人被押送回国。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但使许多留学生丢掉了工读主义救国的幻想，提高了觉悟。邓希贤就是在这些斗争中，不断锻炼成长，逐步成为一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1 牢冬，赵世炎、周恩来发起建立“旅欧少年共产党”，1922 年 6 月召开“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代表大会，宣告该组织的正式成立。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同年夏季，十八岁的邓希贤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是邓小平参加革命的起点。他后来曾说：“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54 页）邓小平才思敏捷、责任心强，加之他文字严谨、书写工整和高效、充沛的作风与精力，少共组织分配他负责机关报刊《少年》的刻版和油印工作。1923 年 2 月，少共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并与国内团组织取得联系，由周恩来任书记。1924 年邓小平转为中共党员，担任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成员，继续负责团的机关刊物的刻印和出版工作，刊物改名为《赤光》。在编辑组里，邓小平年纪最轻，才二十岁，但是他工作最繁杂，不仅亲自刻印，还撰写稿件。在十五期中，他一个人就撰写了三十七篇文章。他刻印的字迹，工整秀丽，印刷清晰，简直和铅印的不相上下。他常常左手捏着面包，右手操作印刷。一次周恩来见到他这副模样，指着他脸上的面包屑和油墨痕迹，大笑说： “小邓，小邓！你可真是一位油印博士啊！”自此以后，邓小平就有了“油印博士”的雅号，有的同志还叫他“邓腾刻”。《赤光》在留法学生中有很大影响，党团组织在这块阵地上向反动势力发起进攻，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赢得了很多读者。

1924 年 1 月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周恩来奉党的

指示于 7 月动身回国，随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回国后，邓小平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后未他担任了党组织特派员，负责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

邓小平在 1980 年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曾说：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48 页）

当然，此时三十一岁的毛泽东虽然通过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友了解一些法国的情况，但很可能还不知道邓希贤这位刚刚二十岁的小伙子。毛泽东在 1923 年党的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局成员，1924 年 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来又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已有一定名望。作为中共旅欧总支部党员的邓小平或许对毛泽东有所闻知，但他们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可能还不相识。然而，他们终究加入了同一个伟大战斗集体——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他们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具体的经历有所不同。毛泽东比邓小平年长十一岁，五四运动时毛泽东已是二十六岁的教师，主办《湘江评论》，发表了许多独立的政治见解，而邓小平当时只有十五岁，只是受到了爱国思想和革命的影响。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曾受过多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自己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

主’、乌托邦主义和；日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毛泽东自述》第 31、34 页，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2 月版）而邓小平则较为单纯，除了在赴法前有过“工业救国”的朦胧幻想，赴法后又很快被打破之外，没有受过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侵入。他后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曾这样回忆和总结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到法国后， “俭学”不成，只好“勤工”，“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的或间接的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最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其后，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于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还说：“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总上所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侵入，一直就是相信共产主义的。”（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 111、112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8 月版）此外，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他深知中国劳功人民尤其是农民的疾苦有着密切联系。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六岁就参加农诏劳动，后来虽然读了私塾，但仍然帮助家里干活，一直到十七岁才离开故乡韶山到外地求学、找出路。他对农民是有深刻了解的。而邓小平虽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民的疾苦也有了解和体会，但他真正深刻了解劳动人民是在他留法当工人的时期。邓小平在莫斯科时这样总结说；“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四牢左右（其余一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充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 1922 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的成员。”（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 111 页）毛泽东在成为共产党人的过程中，虽然接受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但多是间接的，毛泽东基本上是在湖南率领一批先进分子进行探索，他是湖南中共党组织的组建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一成为共产党人就是党的一位领导人。邓小平则是在党的另一位创始人周恩来和留法的其他共产党人的直接帮助下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的，他不是“创党”的，而是“党创”的，相对毛泽东来说，邓小平是晚辈，他在入党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从事党的基层工作。但是，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的道路，又具有基本的相同点，这就是：都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都刻苦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都坚持与实际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

1936 年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起中国共产党成立和早期的情况时，谈到了北京的李大钊，上海的陈独秀，湖北的董必武，山东的王尽美和邓恩铭，以及广东、湖南、留日的许多早期党员，其中特别还讲到了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中建党的情况。他说：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罗迈（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确实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除了毛泽东提到的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等人外，还有陈毅、聂

荣臻、李富春、李立三、徐特立、蔡畅、傅钟、何氏工、李大章、欧阳钦、李卓然、萧三，以及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罗学瓒、张昆弟、颜昌颐，鲁其昌、袁庆云、熊雄，等等。这其中，更有一位当时毛泽东还不曾相识，而后来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之一，并继毛泽东之后成为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

党的命运和党的事业如同一条红线把这些人牵到一起来了，而且这条线越牵越紧，越牵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