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两代核心,同一伟业

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华民族求解放、图富强的斗争史上,从林则徐到孙中山,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但是,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他们的斗争都没有达到目的。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便为之一新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奋斗和流血牺牲, 1949 年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随之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历史的

新纪元。从 50 年代后期到 70 年代后期,又经过二十多年的曲折探索,开始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向着富强,民主、文明的目标奋勇前进。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50 页)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上,产生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一批伟大人物。他们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率领中国各族人民排除万难,去夺取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曾进行了两次伟大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第一次革命中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二次革命是在第一次革命的基础上,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长期奋斗,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中国充分体现出来。这场新的革命,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又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两场革命形成了两代中央领导集体,涌现出了两代核心伟大人物,他们就是毛泽东与比毛泽东小十一岁的邓小平。

邓小平与毛泽东的联系,既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也富有传奇性。是历史把他们推到了这样的历史地位,是历史造就了他们。

20 年代初期,他们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两人虽不相识,但中国共产党这个伟大集体和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开始把他们联结到了一起;

大革命后期,他们一个在南方从事革命运动,一个在北方从事革命活动, 后来在革命危急关头,两人都参加了“八七”会议,才得第一次相见;

20 年代和 30 年代之交,他们一个在祖国的东部开辟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一个在广西开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两人“英雄所见略同”;

30 年代初期,他们同在中央根据地,都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挤,一个被夺了权,一个被“打倒”,有过一段“共受冤”的难忘历史;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邓小平也随之得到解放,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他们一个在延安统率全局,一个在太行山创建根据地,大河上下共抗外敌;

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邓小平亦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开始进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和平谈判,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太行指挥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他们配合默契,文谈武打呈风流;

在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开始时,毛泽东转战陕北,并部署西北和山东解放军共同按住敌人的头脚,刘邓大军则拦腰砍去,千里跃进大别山,把尖刀插进敌人心脏:

战略决战时,毛泽东坐镇西柏坡,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等决战千里之外,发起声势浩大的淮海战役,一举消灭国民党军最后主力,敲定了全国胜利大局;

1949 年建国前夕,毛泽东进驻北平,邓小平等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直捣国民党首都南京,宣告蒋家王朝的覆灭,接着又挺进华东大地和部署进军大西南,在开国大典上邓小平随同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在建国后的前七年里,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邓小平在大西南取得卓著成就后奉调中央工作,在党的八大后担任总书记要职,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开始全面洼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毛泽东担任党的主席,邓小平担任党的总书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遇到过严重挫折,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

1966 年毛泽东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以“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但是,毛、邓离分终有缘,七年后邓小平又回到了毛泽东的身边;

1975 年岁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促使形势迅速好转。但“朝内有好梦难圆”,岁尾邓小平又靠边站, 进而被再次“打倒”;

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万分悲痛,但他不能同意对毛泽东搞“两个凡是”, 也决不允许全盘否定毛泽东,他倡导全党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史把邓小平推到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位置,率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继承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开创的事业,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继毛泽东之后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历史的画卷是如此异彩纷呈。毛泽东重用了邓小平,可是后来又否定了他;而否定了邓小平七年之后,毛泽东又把他再扶上马;1976 年毛泽东临终之前再一次“换马”,把班交给了另外的人。邓小平全力支持毛泽东,并因为支持毛泽东的路线第一次被“打倒”,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两次为他所支持的毛泽东所“打倒”。但是,正是这位被毛泽东“打倒”的邓小平, 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并在新时期把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毛泽东思想有了新的活力和蓬勃的生机。毛泽东和邓小平,一位是时沉时浮终不沉,一位是三落三起总不落。一位是否定不了的“湖南辣椒”,一位是打不倒的“四川小个子”。在他们半个世纪的联系中,既有磕磕碰碰又难舍难分,既有肯定又有否定, 相互既有矛盾又相得益彰,乍看起来,让人眼花缭乱,而以唯物史观剖析, 部有其历史的因由,有一个基本事实是必须正视的,即他们都是忠诚的中国

共产党人,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他们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都是让祖国得解放、得繁荣、得富强。

“两代核心,同一伟业”,这是我们认识、叙述和研究邓小平与毛泽东传奇般交往所依据的基本事实和基本线索。

邓小平所以能够继承、发展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绝非偶然。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与毛泽东在事业上、思想上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们在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同一个集体即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注重实际,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祖国的解放和富强而奋斗。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把他们紧紧连在了一起。“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多次称赞邓小平“论文论武都是一把好手”,“公道”、“有才干”、“能办事”、“周到”、“厚道”,是“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同志。毛泽东曾明确表示邓小平是他的“接班人”之一,是他的“副帅”。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复出之后,毛泽东对邓也有许多褒奖之词。邓小平则一直把毛泽东当作导师和领袖,他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认识得很早,理解得很深。尤其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有特别深刻的体会和共识。且不说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同时也解放了被“左”倾路线“打倒”的邓小平,只就党的七大到八大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毛、邓之间是多么的密不可分。

在党的七大上,刚刚进入不惑之年的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在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解政战争时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邓小平和刘伯承一起统率刘邓大军奋战太行、挺进平汉、南渡黄河、逐鹿中原、决战淮海、横渡长江、解放南京、追敌华东、转战大河上下、长江南北,进行了一千三百余次大小战役,解放了中原、华东大片国土。当 1949 年 10 月 1 日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时,邓小平以参与缔造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之一,跟随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是当之无愧的。参加开国大典之后,邓小平和刘伯承等又率部进军齐西南和西藏,并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大西南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不久,邓小平调到中央协助毛泽东工作,1956 年八大他担任党的总书记,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之一。

这是邓小平一生中第一次走向辉煌的时期,而这与毛泽东是分不开的。邓小平多次讲过:“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 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48—149 页)

在八大以后的岁月里,党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取得的成就仍然是肯定的。在邓小平看来,这一时期的失误不能让毛泽东一个人负责任,“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96 页)邓小平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他没有推脱自己的责任。至于“文化大革命”的失误,毛泽东当然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有一个过程,是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后来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

实有效的改革步骤。”邓小平与毛泽东在事业和思想上有着很久很深的联系, 在感情上也有很久很深的战友情谊,他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能够继承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如果有人认为邓小平在毛泽东之后会搞什么“非毛化”,不是别有用心便是无知。

但是,邓小平不仅仅是继承了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而且还纠正了毛泽东和党的失误,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这也是由邓小平所处的历史条件、历史地位、历史的经历以及其他主客观方面的因素所决走的。邓小平是从基层逐步走到中央领导岗位的革命家,他做过工人,当过秘书,组织过武装起义,编过报纸,任过县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长和一般的机关干事,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个根据地和一个方面军里担任政治领导工作,解放后他又在西南从事过多年地方领导工作。这样的经历,在诸多中央领导人中是罕见的。几十年的基层、地方工作经历,养成了他很强的务实精神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这是邓小平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深深懂得决策的重要,更懂得决策要符合实际、能够贯彻执行的重要。邓小平早年留学法国,又去苏联学习,对西方、外国和世界有较多的了解;60 年代多次赴苏,70 年代参加联合国会议到过美国,使他有较多机会认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把握历史潮流和时代新特征,敏锐地觉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新挑战。在政治上,邓小平历经三次大起大落,这一点也是其他中央领导人很少有过的。“三起三落”使他对极左深恶痛绝,并锻炼了他实事求是的勇气和信心。几十年顺境和逆境的磨练,使邓小平深深地体察到,不坚持毛泽东思想不行,不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新特征发展毛泽东思想更不行。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去世之后,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重任就自然落到了邓小平身上。因为在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很少有人具有小平这样非凡的经历,像他这样处于承前启后、联结着第一代、第二代乃至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地位,具有他那样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这就促成了邓小平能够第二次走向辉煌,能够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集中全党的智慧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

此外,我们在论及邓小平对毛泽东事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时,还要特别强调一下另一位伟人周恩来的作用。早在 20 年代初留法勤工俭学时,邓小平和周恩来就结识了。邓小平那时才十几岁,是在比他年长六岁的周恩来影响和引导下走向革命的。邓小平一直把周恩来作为兄长尊敬,周恩来也一直把邓小平作为后起之秀爱护,在毛、邓之间,周恩来发挥着有效的“粘合” 作用,这种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邓小平遭贬时,周恩来力所能及地减轻邓的困境;在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复出工作时,周恩来以最大的努力促其尽快成为现实;当江青一伙从中作梗妄图由她组阁时,周恩来抱病力荐邓小平,挫败了野心家的阴谋;当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周给予了全力支持,重病中高声赞扬邓小平“你比我干得好”。正是在毛泽东的授意和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邓小平才有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图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机会,大大显示了邓小平的才华、水平和胆量。而广大的党员和人民群众,正是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更加认识了邓小平,因此,后来江青一伙虽然利用毛泽东的失误“打倒”邓小平,但是他在人民心里终难被“打倒”。人民和历史最后还

是选择了邓小平。人民的这种选择,应该说是与周恩来对邓小平的推荐、介绍和支持分不开的。周恩来十分了解邓小平,也十分负责地向党和人民推荐、介绍邓小平。他认为邓小平是一位“举重若轻”的政治家,他说:“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第 119—120 页)周恩来以自己和邓小平相比较,对邓的特点和气质作出了非常准确的概括。邓小平确实是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善于抓大事、抓要害,既放得开又拿得起,临危不惧、遇喜不亢,豁达而又干练的大战略家、大政治家。

所以,历史纠正了毛泽东的失误,历史接受了周恩来的推荐,历史选择了邓小平。而邓小平没有辜负人民的重托和历史的期望,他不仅继承而且大大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先逝者的事业和毛泽东思想,把已经站立起的中国引向富强民主文明。

文学家们往往把毛泽东比作“湖南辣椒”,以喻这位伟人倔犟、执着、自信和敢于斗争的精神;把周恩来比作“绍兴的酒”,以喻这位伟人温醇、柔和、谦让和顾全大局的品德。那么,对邓小平又作何比喻呢?一些中外人士有说他像“四川辣子”的,也有说他像“辛辣芥末”的(抗日战争时期美国驻华使馆海军武官卡尔逊所著《中国的双星》就称邓小平像“芥末一样辛辣和灵敏”)。笔者不大愿对这二位伟人作什么比喻,因为比喻早然形象而生动,但往往义容易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笔者认为,这三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个人的性格、风度和气质方面各有特点。毛泽东的“刚”,周恩来的“柔”,毛、周结合为“刚柔相济”。而邓小平则是既有毛泽东的“刚”, 又有周恩来的“柔”,他执着而不固执,自信而不自负,温和而不附和,忍让而不迁就。

“三位伟人、两代核心、同一伟业”,构织出了从毛泽东经过周恩来到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新中国诞生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次伟大革命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如此绚丽如此辉煌的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