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行山邓小平善于把毛主席、党中央的方针 政策与实际相结合，实 事求是地回答了毛泽东 指示调查的问题，毛说 邓的回答“内容极好，转

各地参考”。

1941 年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为了克服解放区所遇到的严重困难，制定

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1943 年 10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减祖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将这些政策概括为抗日根据地的十大政策，包括：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毛泽东后来指出， 在这些政策中，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是两个中心环节，“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 1107—1108 页）

在此期间，邓小平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部署，领导太行山根据地不仅开展了整风运动，还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扎扎实实的大生产运动，认真贯彻中央各项政策。

太行山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是有特色的，也是出色的，邓小平务实、求实的经济思想在这里得到初步的施展和发挥。

1943 年 1 月 25 日至 2 月 2 日，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太行分局在涉县温村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总结根据地的工作，制定根据地今后工作方针。温村会议的一个特征是把根据地的财经建设列为三大议程之一，邓小平对此作了专门的讲话，强调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随后，延安《解放日报》7 月 2 日发表了邓小平的专文《太行区的经济建设》。文章高度评价了根据地经济建设和财政工作的成就及其意义，指出“以八路军这样窳劣的武器，四年来没有得到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而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这一奇迹的秘决在什么地方呢？他指出，“我们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还有“根据地和敌占区人民的抗日积极性”，“然而，还有如人所共知的，就是我们在敌后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经济战线的斗争，而且获得了不小的胜利。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经济战线的胜利，我们才有可能坚持敌后抗战六年之久，并且还能继续坚持下去。”（《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77 页）邓小平不仅把经济工作的胜利与军事斗争的胜利联结起来，而且与政治战线和政权建设紧密联结起来，充分肯定了经济建设的政治意义。他说：“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减于军事战线。敌人对我们的经济进攻，是与军事、政治、特务的进攻密切结合着的，是极其残暴的”，我们“如不采取有效办法，一旦人民元气耗尽，一旦军需民食没有保证，敌后抗战的坚持是不能设想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77、78 页）因此，他强调根据地政权工作的重点应依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向经济建设倾斜。1944 年 4 月 1 日，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以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名义发布了鼓励发展生产的《膝杨方案》。这个方案，是由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参谋长膝代远和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杨立三手订的，得到了邓小平等北方局领导人的肯定和支持。当时，有

一种“左”的倾向，严重地影响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那些生产成绩好的单位和个人，经常受到责备，说他们“搞资本主义”，是“本位主义”、“经济主义”、“金钱观点”、“富农思想”、“发财观念”等等。有一些人把“共产主义”挂在口头上，主张“一切归公”、“反对私有”，把“共产主义的远景作为现在的实际”。邓小平支持《膝杨方案》，严厉批判了这些错误观点。《方案》依据毛泽东和李富春当时提出的“公私兼顾”、“先公后私”和“公私两利”的原则，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提倡劳动、奖励劳动，只要是劳动所得，自己就有权享受，你生产得多，你所得的也越多”。

《方案》还“提倡节约、奖励节约，只要节约的合理，你节约得越多，所得的也越多”；“提倡私人积蓄，只要是劳动所得的代价，你越积蓄得多就越好。”（《二十八年间·三编》第 133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在大生产运动中，邓小平还特别提倡重视科学技术，非常强调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在人行群英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科学的力量是很大的。比如我们农林局在张克威同志领导下，已经收到显著成绩，即以改良种籽一项来说，金皇后玉米明年可以普及；加上谷子、麦子好种的传播， 预期两三年后，太行山每年可多打一百万石以上粮食。这种了不起的贡献， 就是得力于科学的力量。大行山土地不够，今后主要是深耕细作，更需要使经验与科学结合起来。这里，我们不要把科学看成什么神秘的东西，也不应把科学离开了实际，科学本身就是实际经验的总结。我们英雄们的创造，把它整理起来，好的发扬，坏的去掉，就是很合本地条件的好科学”。（《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二卷第 35 页）邓小平主张对在生产劳动中作出贡献的给予奖励，有重大贡献的给予重奖。1943 年 9 月21 日，他在根据地和一二九师联合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提出，要制定“奖勤罚懒”的制度，对先进个人可以给予一百元到二百元的奖金。当时部队战士每月津贴费只有一元五角，一二百元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有些同志说是否太高了？邓小平答：“我说不高。这是由于其劳动所获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是应该的。”在《新华日报》（太行版）发表这、肖息时，邓小平又将有关奖金额数提高到“二百元到三百元”。

太行山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保证并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军事、政权、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根据地不仅渡过了难关，恢复了失地，还大大向前发展了，使其幅员之广大、人口之众多，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都堪称第一。

1944 年 7 月 28 日，毛泽东为使中央在今后能对几项工作作出正确的指示，致电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请他们调查十项问题。这十项问题主要包括：经过时事教育、整风、反特、减祖之后，对于党外人士的团结和“三三制”的推行是否产生了“左”的现象？减租工作的偏向是否存在？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抚两项工作是否有进步，缺点是什么？今后秋冬军队轮番大整训的可能性如何？中央对城市工作的指示实现的可能性如何？经过今年大生产运动，是否可以减轻人民负担百分之十至二十而不影响财政支出？在我们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方面是否已经看见农民收益的增长，农民对安排计划、互助组织和合作社的态度如何？等等。（《毛泽东年谱》中卷第 532 页）毛泽东要求用当地材料进行答复，“每项不必太详，

以能扼要说明问题为限”。（田酋如，《刘伯承与邓小平》第 213 页，中共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版）

邓小平收到毛主席的电报后，立刻着手收集材料，认真准备答复报告。8

月 24 日，他以大行区的具体材料，写就了对毛泽东所提十项问题的答复报告，电复延安。这份仅有五千字的报告，内容充实，生动具体，言简意赅， 既包容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又有深刻的分析和高度的概括。报告既报喜又报仇，毫不回避矛盾，也不掩饰错误和问题，为毛泽东的正确决策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报告十分满意，立即批示转发各根据地参考，毛主席于 12 月 25 日复电邓小平说：

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下去，并请告知太行区党委负责同志，我十分感谢他们给我以关于今年生产的非常有用的总结报告。（《毛泽东年谱》中卷第 569 页）

是年 12 月 3 日，邓小平再次致电毛泽东，指出华北各区因敌人破坏和战争影响，普遍灾荒，除山东之胶东、滨海及冀鲁豫一部分地区外，经济上都已接近枯竭点。今后必须注意生产，讲求积蓄，不仅在人民中提倡“耕三余一”，军政方面也要注意粮食物资的积蓄。华北各地当然应从生产、精兵简政中求得自给，不能依靠他区帮助。毛泽东非常赞同和重视邓小平的意见， 于 12 月 14 日复电说：“努力生产，注意积蓄，准备迎接更加艰苦局势的到

来，这是完全对的，请你坚持此方针。”（《刘伯承与邓小平》第 221 页） 毛泽东从邓小平以及各根据地反映上来的情况为依据，在这一时期对根

据地的经济工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1945 年 1 月 10 日，他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作了《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的讲话，指出：“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全部或大部的自给，并有盈余。”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 题为《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1 月 31 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游占区也能够进行生产》的社论，强调“一切解放区党政军工作人员，特别是游击区工作人员，从思想上完全认识”“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 1023 页）指出：“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必须宁两三年内完全学会这一门”。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 1024 页）4 月 12 日，毛泽东申阅一二九师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总结报告后批示说：“关于去年军队生产成绩及今年生产计划之报告阅悉，甚为欣慰。你们的方针是正确的，望妥善执行。”（钟灏：《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纵览》第 207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4

月 20 日，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讲到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这一宗旨时，指出：“在这个宗旨下面，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全军都可以并且已经是这样做了：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 达到军队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之目的，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在解放区“造成伟大的生产热潮，借以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 1040、1041 页）4 月 27 日， 他又为《解放日报》写了《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社论，指出：“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他说，“一九四二和一

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 1106、1107 页）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工作方法。毛泽东正是从各解放区的斗争实践中吸取经验，才形成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正确思想和原则。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发展， 与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太行山根据地以及其他根据地的斗争实践是分不开的。

邓小平领导太行山根据地建设的实践，证明他善于把毛主席、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与本地区实践相结合。邓小平在此期间发表的许多著作、报告，都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