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时，人民解放军已增到了三百多万人，而国民党军只剩下一百几十万人，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了敌人。毛泽东在 1949 年的元旦献词中指出“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1 月 6 日

至 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 1949 年的任务》，要求解放军解放江南各省。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已成为解放区军民的响亮口号。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早在淮海战役进行中，即 1948 年的 12 月 17 日，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等总前委的领导人，就开会研究了战役结束之后渡江作战的建议和整编方案，并开始作准备工作。会后，总前委派刘伯承和陈毅赴中央作了汇报。1949 年 2 月 9 日，邓小平在河南商丘主持总前委会议，讨论渡江作战的时间、部署、加强部队政治教育及后勤准备等问题。会后，邓小平、陈毅又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了渡江准备工作情况，并提出了《关于渡江作战方案和准备工作意见》，请中央考虑速示。2 月 11 日中央军委复电，批准了总前委的设想和总要求，同时明确指示：为了加强渡江战役的统一领导，以邓小平为书记，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战役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

3 月 5 日至 13 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从前线回来参加会议。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多项方针，说明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及准备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任务、方针和途径。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同邓、刘、陈作了交谈，谈的最多的就是渡江作战的事。毛泽东亲口对邓小平说：“交给你指挥了。”在淮海战役时，毛泽东也对邓小平说过这样的话。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邓小平十分器重、十分信赖。毛泽东送邓、陈回前线时，他们仍然谈论着渡江的问题。

毛泽东说：“打败蒋介石，不需要再费多大力气了，不要花更多的时间了。现在部队要休整一下，然后准备渡江。要研究分几路大军，如何前进。”

邓小平说：“前一个时期，在多个战场有力的配合下，淮海前线把一块硬骨头啃下来了，那真是一大块很难啃的骨头啊！大军渡江还需要

多路野战军的有力配合。”

陈毅接着说：“我们原来还做了准备，准备在淮海战役进行最关键的时候美国第七舰队可能动一动，陆战队和空军会支援蒋介石的败局。但美国人很聪明，怕陷进去拔不出来，他们也没有敢增援。”

周恩来说：“美国第七舰队开到青岛，也不过是来吓唬一下我们，但我们不怕。如果他们参战，就来个美、蒋反动派一齐打。”

毛泽东又说：“就是这样，美国人参战，最多再延长一些时间，最后的胜利还是我们的。现在蒋介石和李宗仁要求和谈，企图拖延时间重整军队，在一百万的基础上扩充为三百万，以长江天险为界线，继续统治中国南部。我们抢在敌人前面，打过长江去，向东南、中南和西南大进军。”（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第 374、375 页）

全会结束的第二天，即 3 月 14 日，中共中央为迎接过江后华东地区的工作，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华东局，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兼上海市长，刘伯承为南京市长兼市委书记。此时，邓小平身兼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及二野前委书记，集多职于一身，可见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他的高度信任、器重。

邓小平由西柏坡回到前线后，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加紧了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

作为总前委书记和渡江战役的一名主帅，邓小平在总前委会多次讨论和研究的基础上，于 3 月 31 日为总前委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这一对渡江战役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纲要》十分明确而坚定地指出，渡江战役的目的是歼灭守敌，“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纲要》科学地分析了敌情和长江地理特点，部署我军力量配备，组成东、中、西三路突击集团，采取宽大正面的渡江战法，分为几十个点渡江，迫使敌军顾此失彼。《纲要》预见了敌军可能发生的几种变化，并一一制定了周密的对策。《纲要》充分体现了战役计划的灵活性及可行性，既严格要求多路大军必须服从大局，又赋予各级指挥员有临机果断处置的权力。不足两千五百余字的《纲要》，把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伟大战役部署，精辟而完整地阐述得清清楚楚。刘伯承称颂《纲要》的部署可谓“稳健”二字《纲要》充分展示了邓小平的宏观决策能力，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体现。该文件写出后，于 4 月 1 日又召集有关同志

逐段讨论，随即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中央军委很快于 4 月 3 日批准了这一《纲要》。

与此同时，邓小平和总前委为了保证渡江战役的胜利，还抓了部队的政治教育、整编、练兵、支前以及新区政策建设等工作。作为华东局的书记，邓小平在此期间签发了《关于接管江南城市工作的指示》、《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和《关于我军南进与游击区会师的工作指示》等。支前备战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仅渡江船只就筹集了两万多只，动员船工万余名，山东、河南、苏北解放区参战民兵有十六个团，与江南地下党和游进队也接上了关系，小部队已过江潜伏。

总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千军万马都在等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一声令下，便立刻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但是，渡江战役非同其他战役，它有着更强、更敏感的政治性。军事斗争要服从政治斗争，究竟什么时机发起渡江战役，这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中央军委到总前委，都慎之又慎思考的重大问题。

当时，国民党正在策划“划江而治”的阴谋。1949 年元旦，蒋介石发表

《新年文告》，宣称“只要共产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蒋介石在讲了国

民党的宪法不变、宪政不变、国体不变、法统不变、军队不变等等之后，说： “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一眼便看穿了这个头号战犯求和的阴谋。蒋介石求和的根本目的在于阻止解放军过长江，稳住残局，争取时间，以卷土重来，1 月 5 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评战犯求和》的评论；14 日，又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中共和谈八项条件。“八条”的第一条就是“惩办战争罪犯”，而蒋介石便是头号战争罪犯。“八条”还提出了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改编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接收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权力等。“八条”的实质就是要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交枪投降，听候人民发落，在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新中国。蒋介石的阴谋遭此揭穿后，已无脸出面，遂于 1 月 21 日宣告“引退”。但主张“划江而治”的并不是蒋介石一人。在国际上，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极力鼓吹“划江而治”，有些国家的领导人也希望中国成为“南北朝”。接替蒋介石就任代理总统的桂系首领李宗仁，虽然与蒋介石及其嫡系有尖锐的矛盾，但在与共产党平分天下，划江而治，造成南北中国局面的设想上，与蒋介石也是一致的。

李宗仁上台后声称，愿意以中共所提“八条”为基础进行和谈。中共中央于 3 月 26 日作出同南京政府谈判的决定，双方遂于 4 月 1 日在北平开始谈判。双方谈判的焦点，除了战犯问题外，便集中在解放军渡江的问题上了。南京代表力主“就地停战”，“划江而治”；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则明确提出，无论和谈成功与否，解放军都必须渡江，“长江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其实，中共代表的这些意见是完全符合早先提出的“八条”的，也是自然的。解放军不渡江，怎么捉拿江南的战争罪犯？怎么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怎么改编国民党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怎么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权力？经过半个月的协商，中共代表团于 4 月 15 日提出了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井宣布 4

月 20 日为最后签字日期。

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斗争的背景下，为了争取谈判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中央军委和渡江战役总前委才数度推迟了渡江的时间。3 月间，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为了配合谈判斗争的需要，把渡江时间由原定的 3 月推迟到 4 月

10 日。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一起研究，提出：4 月 10 日正是阴历十五，月

圆通宵，不利我军夜间隐蔽渡江，建议推迟到 4 月 15 日黄昏。邓小平在《京

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就是把渡江时间定在了 4 月 15 日 18 时。此建议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意。邓小平等向各作战首长通电，反覆阐明军事斗争要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渡江战斗发起的时间或提前或推迟，都是为了密切配合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军事行动要严格受和谈进程的制约，决不允许有独立于政治斗争全局之外的任何军事行动，一定要达到军事斗争与玫洽斗争的高度统一。（《二十八年间·三编》第 244 页）4 月 10 日，中央军委鉴于和谈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和平协定，因此致电邓小平和总前委：如果此项协定成功，和平渡江的可能性增大，那么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至一个月，4 月 14 日，两党代表和谈明朗化，《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已定，即将提

交给南京代表。这时中央军委又致电邓小平和总前委：国共和谈截至 4 月 20

日为最终期限，因此军委决定 4 月 25 日以后渡江。邓小平看到军委电报后，立即听取了侦察报告，查阅了近十年长江水文气象资料，得知长江下游每年 5 月初江水开始上涨，且水势之大胜过 7、8 月，两岸湖区被水淹没，江面宽

阔，届时渡江作战将增加许多困难。同时，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草均渐紧张，如果过久推迟渡江时间，势必给部队、民工的后方补给带来新的麻烦。于是，邓小平与陈毅商量，建议将渡江时间限定在和谈协定最后签定日期即4 月 20 日夜。这样，既可使我在政治上主动，渡江战斗是在国民党拒绝签字

后打响的，是南京方面自食其果；同时天气条件也有利，因为 20 日夜是阴历二十三，月出后半夜，且为下弦月，利于我渡江的突然性。于是，邓小平和总前委于 4 月 17 日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呈报了上述意见和作战具体部署。毛

泽东和中央军委当即于 18 日复电：“完全同。总前委的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 20 日开始攻击，22 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当日，邓小平就签发了总前委给各野战军的电示：“整个战役从 20 日晚开始后一直打下去”！

果如党中央所料，南京政府李宗仁慑于蒋介石的压力，于 4 月 20 日深夜复电北平，拒绝在协定上签字。21 日零点，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各野战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在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号令下，由邓小平和陈毅在安徽肥东县之瑶岗指挥全局，由刘伯承等指挥西突击集团，由粟裕等指挥东突击集团，由谭震林等指挥中突击集团，共百余万人民解放军，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长达五百公里的江面上，万船齐发，浩浩荡荡，从 21 日凌晨起一举突破长江天险，打过了长江以南。

4 月 22 日下午，已进驻北平的毛泽东主席得知刘、邓、陈大军胜利突破长江，非常高兴。他和身边的同志说，只要一过江，蒋介石的军队就没有办法了，我们的军队很快就要打到蒋介石的总统府了。在此胜利时刻，毛泽东亲自写了新华社长江前线 22 日电讯槁《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把这震惊世界的消息发向环宇。

解放军一过长江，国民党望风而逃，完全失去了战斗力。邓小平后来笑谈当时的情景：“队伍一过江，敌人就混乱了，他们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如何逃出我们的包围。他们一齐向南溃退。人民解放军立即实行宽正面的追击。在这过程中，南京在 4 月 23 日占领。”当解放军攻进南京总统府时，总

统办公室桌上的台历翻到“1949 年 4 月 22 日”。同邓小平一起坐镇总前委指挥全局的陈毅，此时诗兴大作，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直下金陵澄六合，万方争颂换人间。

在北平的毛泽东于解放南京的当天下午，也得到了解放军占领国民党首都的消息。23 日下午，毛泽东起床后拿着一份刊登有解放南京消息的《人民日报》号外，到院里凉亭下，坐在藤椅上细看起来。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读报后去散步，也没有和别人交谈，而是起身回到了书房，又看那号外，并在报上划一些红杠杠和圈圈。随后，便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写了贺电，让秘书转请周恩来和朱德签发，接着他疾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诗篇：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在这首气度不凡的诗篇中，寄托着他对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以及他们统率的渡江大军的革命情怀，也寄托着这位军委主席对全军将士的殷切希望。中央军委在向刘、邓、陈等拍发贺电的时候，也将这首诗发给前线的指挥员，大家受到莫大的鼓舞。24 日，毛泽东又亲为新华社拟就电讯稿，庄严宣告：“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

邓小平和陈毅指挥三路大军过江以后，于 4 月 28 日由合肥抵达南京。在这里，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等一起指挥渡江大军，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 的精神，迅速解放了杭州、九江、南昌、上海等大城市，华东大地回到了人民手中。在此期间，邓小平于 5 月 10 日发出《关于渡江后工作情况向毛主席的报告》，指出：渡江顺利“这是由于敌人的抵抗甚弱，更主要的是由了我军在军事准备和政治动员诸方面均属充分。而江北各地党政和人民的努力支前，特别是皖北新区尽到了超过其本身能力的努力，尤属值得赞扬。我军渡江后，战局发展太快，敌人拼命溃逃。”“京沪杭作战即将胜利结束。”上海于 5 月 27 日解放以后，邓小平即赴上海主持华东局工作。

渡江战役歼敌十一个军部、四十八个整师，共四十三万余人，解放了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京沪杭地区及苏南、皖南、浙江大部地区和江西、湖北、福建部分地区，为解放军继续向福建及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条件，奠定了胜利基础。

渡江战役的胜利是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和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指挥下，由二野、三野联合作战取得的。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契合不仅具有军事意义，尤其具有重大政治意义。著名的上党战役，有力地配合了重庆谈判的政抬斗争；著名的邯郸战役，争取了高树勋起义，有力地促进了瓦解敌人的政治斗争；千里跃进大别山，更是在政治上标志中国近现代历史转折的开端；这次渡江战役的准备和胜利，又是紧密配合了国共和谈的斗争，并标志着国民党政府的灭亡。大约正因为此，才能够引起毛泽东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对比他年轻十一岁的邓小平越来越欣赏，越来越器重。邓小平的优势就在于他比有些政治家更懂军事，比有些军事家更懂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