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帅，你小平当副帅。”

前已述，在八大和八大以后的一段时期里，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党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做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不切实际的估计，从而导致了党在指导方针上“左”的失误。

1957 年夏天，出现了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失误。9 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观点， 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8 年，政治上的“左”扩大到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忽视经济规律和生产规律搞“夯过渡”、“急过渡”、“三面红旗”，造成了更多更大的失误。

此后，党和毛泽东就陷入失误和纠正失误的反复交错的过程中。在纠正已发觉的失误时，党和毛泽东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思想；但由于根本指导思想没有端正，失误纠正得不彻底，乃至又导致新的失误。

1958 年 11 月，毛泽东提议和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他带头提出并要求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11 月和 12 月之间，又在武昌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纠正“左”的倾向。接着，举行了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在肯定人民公社的基础上，批评了“急过渡”、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的错误。1959 年 2、3 月间，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 批判了“共产风”和过分集中的倾向，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1959 年 4 月在上海举行的八届七中全会，对“高指标”进行了压缩。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了权力要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并且， 他要亲自挂帅，让邓小平当副帅。他风趣他说：

我这个人的名字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无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

毛主席又对邓小平说：

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你也是我的总书记。（《人物》

杂志 1994 年第 5 期王宁文《毛泽东与邓小平》）

另外，毛主席在不同场合的小范围内还讲过：政治局就是政治设计院， 我是主席，是统帅；副帅就是总书记。

毛泽东的这些诙谐语言，自有一番深意。他曾在 1956 年 1957 年、1958

年初和 1958 年底多次向党内外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甚至曾想只任党的“名誉主席”，退居二线。但“大跃进”以来的新形势和遇到的麻烦，使他改变了初衷，他要立于前沿去掌舵。同时，从他的话中，我们也可体味到毛泽东这时对邓小平的赞赏和器重。

八届七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又采取厂许多措施，继续纠正高指标的失误。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经过八九个月的紧张努力，使“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受到初步的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但是， 所有这些纠“左”的努力，都是在保卫“三面红旗”的大框架内进行的，是对“左”倾错误的有限纠正。因而，形势没有根本好转，进而造成了纠“左” 的中断。

1959 年夏，在纠“左”的过程中又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在庐山会议上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其结果越“纠”越“左”，失误愈加严重。接着就出现了由于失误、天灾和苏联领导人背信弃义所造成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

1959 年庐山会议纠“左”中断，开展反右，酿成党之不幸，国之不幸。邓小平没有出席庐山会议，此时他的一条腿由于意外而跌断。伤愈后，腿力仍很差，人们注意到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他是柱着手杖参加国事活动的。

1960 年，困难达到最为严重的程度。从政治方面看，大搞阶级斗争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反右斗争错划了五十多万“右派”分子，反右倾斗争伤害了三百六十多万人，在各种名目如“拔白旗”、“整风整党”、“民主革命补课”等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人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全国被错整的估计有上千万人，受牵连和影响的有好几千万。阶级斗争扩大化，整人的政治运动破坏了党内党外正常的政治生活，说假话，说违心的话，干违心的事，个人崇拜、个人专断愈加厉害。从经济方面看，问题更加严重。粮食、棉花、油料产量回落到 1951 年甚至建国时的水平。1960 年同 1957 年相比，城乡人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了 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 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 23％，猪肉人均消费最减少 70％，在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普遍地吃不饱、穿不暖，因饥饿造成的浮肿病、妇女病普遍发生，非正常死亡人数大增。学者们根据正式公布的有关数字材料推测，1959 至 1961 年三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在四千万左右，三年经济损失达一千二百亿元。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反右倾”等等，原本是想让贫苦的中国人民“提前”过上好日子，结果却是出现了如此痛心的事实。这个严酷的事实使他老人家倍感揪心。他亲眼看到了自己的孩子也在挨饿，并痛苦地要求他的子女在全国人民挨饿的时候要带头忍饥挨饿。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这位当年指挥沙家店战役获得大胜而只要求一碗红烧肉“犒劳”的人民领袖，宣布从 1961 年 1 月 1 日起“不吃猪肉和一切荤菜了”。

毛泽东在五四时期创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的《创刊宣言》中曾说：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老人家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奋斗了大半辈子，没承想建国十多年了，问题又严重起来了。以至于这位伟大的

政治家、理论家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指示：“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 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

1961 年新年伊始，毛泽东就下决心把这，一年搞成为“调查研究年”，

“实事求是年”，从而纠正失误，渡过困难。他在 1 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心思想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克服困难而斗争。他带头作自我批评，说近几年来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做大了，摸不了底。我这个人就是官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做得少了。他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明后年，搞几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搞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这次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全会之后，毛泽东和中央各领导人便分头带领调查组深入基层进行调研，毛泽东带领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南三区”农村调查。邓小平等在北京召集东北、华北、西北“北三区”负责人会议，研讨农业问题。3 月，北三区和南三区调研人员到广州会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农业六十条》草案。这个文件开始纠正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平均主义、规模过大以及管理方面的失误。然后中央领导同志又率工作组下去，征求对六十条的意见。毛泽东赴浙江，刘少奇赴湖南，周恩来到河北，朱德去四川，邓小平和彭真在北京的顺义、怀柔，广泛征求意见。刘、周、朱、邓、彭通过调查，都向毛泽东报告了农民对“公共食堂”（人民公社化时农民一律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的意见。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对六十条中关于公共食堂的规定作了修改，“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持续两年多的公共食堂，在农民群众的要求下终于解散了，这对于遏制农村由于饥饿造成大批非正常死亡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农业六十条》的启发和带动下，其他各条战线也相继总结经验教训， 制定规章条例。作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组织和领导了这些条例的制定，并且亲自主持制定了《工业六十条》和《高教六十条》。这些条例对于纠正“大跃进”以来各方面出现的“左”倾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邓小平还主持了甄别平反工作。至 1962 年，按中央文件的规定范围，为三百六十五万党员干部和三百七十万群众作了甄别和平反。

在经过失误、纠正失误之后，毛泽东和中央对社会主义问题开始有了较为冷静的再思考。1961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

讲到社会主义，不甚了了。（农业）“六十条”都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一套，我还不大相信。

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现在搞了“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董边等：《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 58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

1962 年 1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为进一步纠正失误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中

央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说：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采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毛泽东在这里讲得很坦率，很实在，也很中肯。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也总结了经验教训， 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邓小平在 2 月 4 日的讲话中，着重讲了党的建设问题。在邓小平讲话过程中，毛泽东在旁边有十次插话，对邓讲的或补充、或加重、或提示，表现出邓、毛意见的一致。

林彪也在会上发了言，但其调子却与整个会议的气氛很不协调，他继续鼓吹个人崇拜，说出现失误的原因“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泽东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边偏”。林彪的发言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象别人都犯错误，只有毛泽东一人正确，而事实上，毛泽东在会议上已经作了自我批评。

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中央各领导人团结一致共渡难关的努力下，国内形势明显好转。1962 年粮食产量达到三千二百亿斤，比上年增长二百五十亿斤，农业总产值增长 6.2％，扭转了连续三年下降的局面，重上业生产速度放慢，农、轻、重比例关系得到改善。工业总产值达到九百二十亿九。

党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中，有成绩也有失误。邓小平认为，成绩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失误同样也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领导厂出现的，他不能同意林彪那种把失误推给大家，把成绩归一人的说法；也不同意另外一个极端看法。邓小平后来曾公正他说：

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象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

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77 页）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96 页）

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丸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