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和打击，邓小平也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打成“毛派头

子”，从而第一次被“打倒”。

邓小平率领红七军整编后的四千余人，转战桂、湘、粤、赣四省，行程七千余里，于 1931 年 2 月占领江西省崇义县城。这时，前委决定派邓小平赴上海向中央汇报。7 月，红七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将红七军编入红三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

邓小平回上海向中央递交了《红七军工作报告》。而此时被王明“左” 倾路线控制的党中央，认为邓小平和红七军执行的是“立三主义的盲动冒险路线，但同时又充分的表现出这条路线下所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线”。很显然，王明路线是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路线。于是，邓小平在上海被“打入冷宫”，几个月中央竟没有派人同他交谈。邓小平后来回忆说，这一个时期，可以说是他在政治上的一个很困难的时期。邓小平向中央提出回红七军工作，未被批准。他又提出到苏区工作，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在他赴中央苏区之前，临时又接受了中央委派他巡视安徽党务的任务。当时安徽白区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等一批党员被捕牺牲，党组织联系中断。中央得知情况后紧急委派邓小平为巡视员，于 5 月上旬由上海乘船到达芜湖，处理安徽白区党内问题。完成这一任务后，邓小平即打点行装，从上海启程秘密赴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年 8 月到达中央根据地，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饱尝“左”倾冒险主义和“城市中心论”苦头的邓小平，一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便加入到这块根据地的开辟人、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本本主义的毛泽东的行列。他到任后，首先进行调查研究，迅速而坚决地纠正了前期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为蒙受冤屈的大批干部群众平反昭雪，实现了安定团结，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当时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代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正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邓小平作为苏区

（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县委书记，也积极参与了筹备工作。1931 年 9

月 28 日，毛泽东、朱德等到达瑞金叶坪村，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为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作最后的准备，并把领导机关迁驻在这里。作为县委书记，邓小平和江西省的领导人一起迎接毛泽东、朱德等的到来，并向朱毛汇报了瑞金县的情况。这天夜里，邓小平等在叶坪村东大樟树底下的一幢二层楼里，向毛泽东和朱德等汇报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瑞金的政治局势已趋稳定，经济建设走上了发展的轨道，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毛泽东很满意邓小平的高效率，很满意瑞金的工作。11 月 7 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如期在瑞金叶坪村胜利召开，选举和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大会还决定瑞金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更名“瑞京”，划为中央直属县。二十七岁的邓小平，继续担任该直属县县委书记。1932 年 5 月，邓小平又调往刚解放的会昌城，去开辟

新区工作，随之担任了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中心县委书记。毛泽东和邓小平在瑞金的会见，是 1927 年“八七”会议上他们第一次见

面之后的第二次见面。在其间四年的时间里，虽然他们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上英雄所见略同，但各自一方，并没有机会面谈过。这次会见不久他们都受到“左”倾路线的打击，直到长征他们没有再见过面。这次会见给毛泽东的印象极深，直到毛泽东去世的前一年，即 1975 年 5 月 3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老人家还谈起这次会见。他对邓小平说：“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这里的“一面”就是指 1931 年 9 月他们在瑞金的相见， “毛派的代表”则是指邓小平因为支持毛泽东路线而受到王明路线残酷斗争并被“打倒”的往事⋯⋯

王明“左”倾路线是在 1931 年 1 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统治中央的。这条路线很快使白区党的力量几乎丧失殆尽，“左”倾的；临时中央被迫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转移。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们当然与坚持农村中心论的毛泽东不相容，视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是“山沟沟里的东西，而山沟沟是不出马列主义的。”他们诬称毛泽东是“农民意识”，是“富农路线”，是“狭隘的经验论”，推行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左”倾的临时中央指示下，1931 年 11 月召开的赣南会议和 1932 年 10 月召开的宁都会议，连连批判毛泽东，并撤销了他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在毛泽东处境非常困难的时候，邓小平力主正义，为毛泽东辩护。他和毛泽东的弟弟、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永丰中心县委书记的毛泽章，以及曾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中共赣东特委书记、江西省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的谢唯俊，和曾任寻乌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前委秘书长的古柏一起，向“左”倾教条主义发出质疑。他们支持毛泽东，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主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办法。邓、毛、谢、古针对“左” 倾教条主义诬蔑毛泽东的理论和路线是“山沟沟里的东西”，勇敢指出“大城市里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沟里，却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还戏称从上海大城市来的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是“洋房子先生”，而“洋房子里才不会出马列主义的”，这些人“只会在洋房子里死背教条”。邓、毛、谢、古的这些正确意见和鲜明态度，为“左”倾的临时中央所不容。邓小平等对“左”倾教条主义者的辛辣嘲讽，使那些被讥讽者极为恼火，并认为其“后台”必是毛泽东。

“左”倾教条主义者所打击的主要对象当然是毛泽东。但是由于毛泽东在根据地和红军中的威望很高，他们还不敢在党外群众中对毛泽东进行公开的批判，于是就先拿拥护毛泽东路线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开刀，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继而又对邓、毛、谢、古冠以“江西的罗明路线”进行打击。很显然，这些都是对着毛泽东的。

1933 年从春到夏，对邓、毛，谢、古的斗争越来越激烈。3 月 31 日，中央局指示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揭发批判邓小平。会议决议称“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 说邓小平这种“防御路线”是“完全表示悲观失望”，是把红色根据地“交给广东军阀”。会后，邓小平被调离会昌，到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随后批

判更为升级。4 月 15 日，政治局常委洛甫发表《罗明路线在江西》，称赞“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最坚决的打击了过去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领导。”洛甫以此来证明“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存在”，号召“与之做最坚决的斗争”。第二天始，即 4 月 16 日至 22 日，江西省委在中央局的指示下，召开工作会议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进行“揭发批判”。会议把他们打成了“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5 月 4 日，中央局指示工农红军学校召开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再次批斗邓、毛、谢、古，并作出了《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决议》提出：邓、毛、谢、古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执行了与党完全不同的路线，而且更进一步根据一定的政纲及派别的观念，形成了小组织的活动”，他们“反对向中心城市发展，主张转移到穷乡僻壤的区域”，“是与国际的指示及党的策略，完全相反的。” “他们对于四中全会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 相呼。”《决议》警告说：“这些同志如果再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中央局把他们洗刷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5 月 6 日，中央局授意中央组织部长罗迈发表《为党的路线而斗争》一文，系统地批判了邓小平等人，指出：邓小平在上海“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散播对于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仰，实际就是在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邓小平到了苏区，即曾在党大会前后，与毛、谢等共同提出了对四次战争（指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机会主义口号，共同进行反对中央局的活动。”文章号召“将这一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不让一个党员站在这个斗争的阵线以外。”文章要求邓小平“必须承认错误”，“完全解除武装”，交待“小组织活动”，“否则立即开除出党。”（《六大以来》上第 362—368 页，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这些批判者子虚乌有地硬说邓小平等有个“小组织”，用最大的气力追查这个“小组织”，施加最大的压力让邓小平承认这个“小组织”，其目的就是要最终查到毛泽东的头上。1984 年，曾经参与这场批判的李维汉在去世前留下的回忆如是说：“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邓小平被指责为“与毛泽东有关系的派别活动”，毛泽东对此心里十分清楚邓是为他受冤。1943 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说过，那时批判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

但是，邓小平等人始终没有让这些批判者满意。心底无私天地宽，面对那些“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面对没完没了的追查，邓小平总是坦然地回答：“第一是我感觉⋯⋯没有什么问题；第二是自己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不成严重问题。”此时，他的第二次婚姻也由此遭到了破裂，在最困难的时刻，当妻子拿着高婚报告到拘留室让他签字时，他没有提出异议，挥手签了字。1984 年美国作家哈里森来中国为其所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收集资料时，中国著名传记电影作家王愿坚向哈氏提供了他收集的一则有趣的故事：邓小平在被关押时，一天在被卫兵押回禁闭室的路上，遇到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邓对唐说“我饿坏了，肚子根本吃不饱”。唐就花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做好后让邓来往所吃了一只，把另一只带回禁闭室留着下顿吃。这故事说明了广大党员和干部是同情邓小平的，也说明邓小平的坦然和豁达。

1989 年 5 月 31 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

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我“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01 页）

1933 年夏天，邓小平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并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边远的乐安县所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当时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王稼祥在战斗中负伤，总政治部的工作实际上是贺昌负责。贺昌是邓小平的老战友，曾和邓一起赴广西筹备百色起义，两人相知甚深。贺昌对邓小平的遭遇十分同情，于是把邓要到总政担任秘书长，后又被派到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主编《红星》报。（据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 320 页）

1934 年 10 月，邓、毛、谢、古这四人中的邓小平和谢唯俊随中央红军长征，1935 年到达陕北；另两位即毛泽覃、古柏被留下来，参加游击战争。毛泽覃于 1935 年 4 月 25 日在江西瑞金附近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二十

九岁。古柏在同年的初夏也在战斗中捐躯。谢唯俊长征到达陕北后，于 1935 年底在战斗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邓毛谢古”只剩下了一个“邓”。

党的“四老”之一林伯渠老人，当年得知邓毛谢古中的三人牺牲的消息，曾悲痛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偶忆往事便心惊，谢古邓毛剩小平，割截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

林老的诗，谴责了只会“读八股”和对同志“割截无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表达了对逝者的哀悼之情，也寄托着对邓小平的热诚希望。

毛泽东对其胞弟毛泽覃的牺牲，其悲痛程度自不必说，对谢、古的捐躯也犹为痛心。他为战友古柏写下了如下悼词：

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

对幸存的邓小平，对四个“罪人”中幸存下来的唯一生者，毛泽东更是终生难忘。在“邓毛谢古”事件发生三十九年之后，即 1972 年的 8 月，毛泽东亲自提议“解放”被“文化大革命”“打倒”的邓小平，他说：“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头子。”邓小平在四十七年后的 1980 年，和外国记者也讲过这段历史。他说，当时王明指责我站在毛泽东一边，于是把我一脚踢开。等了三年才给我平反。这是指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由“沉”到“浮”，邓小平也随之由“落”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