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966 年毛泽东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被扣上“中国第二号最大 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 第二次被“打倒”。但

毛泽东并没有忘掉邓小平。

60 年代中期，毛泽东越来越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问题的总根了在于“中央第一线”。要解决问题，只靠党内的斗争已不能奏效，必须用“文化大革命”这种非常的办法，大搞群众运动，通过天下大乱，揪出走资派， 横扫牛鬼蛇神，达到天下大治，以使中国永葆鲜红颜色。他要搞掉“第一线”， 他要从退居的“第二线”回到“第一线”上来。于是，毛泽东甩开在“第一线”工作的刘、邓等，依靠林彪、江青等另一批人实现他的愿望。1966 年 5 月，他亲自主持制定《五一六通知》，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此时，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并不了解，也不理解，或者不同意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和作法。他们一方面已经感到毛泽东对自己的不满甚至不信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努力坚守“第一线”领导岗位和努力争得毛泽东的支持，其处境极为艰难。

1966 年 6 月 1 日，毛泽东在杭州没有通过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党的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而是通过康生向全国批转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反对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当晚在全国广播，6 月 2 日《人民日报》配以评论员文章发表。毛泽东的意图是以此点燃起“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轰动全国，由大乱达大治。实际情况也确实出现了毛泽东所预期的“大乱”的效果，被毛泽东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等人攻击北京市委的文章发表以后，北京尤其是北京各类学校“踢开党委”首先乱了起来。而“第一线”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等考虑的仍是如何避免大乱，使运动有领导、有秩序、有限制地进行。于是，6 月初，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中央开会，作出了向北京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决定，还作出了要“内外有别”、不要串连、不要上街等“八条规定”。

1. 月 18 日，毛泽东回到北京，认为刘邓镇压了学生运动，指责“内外有别”是害怕革命，派工作组是“方向性错误”。随后毛泽东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让“群众自己闹革命”。但是，这“革命”怎么个“闹法”，第一线的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还是不甚了了。7 月 29 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首都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邓小平讲了前期派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为北京新市委承担了责任。他又说“现在市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撤销工作组。”至于运动以后怎么办，周恩来和邓小平在讲话中都说“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搞不清楚。刘少奇在讲话中老实地回答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2. 月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决定在这次全会上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再发动，以搞掉妨碍贯彻他的路线的“第一线”。在全会期间召开的常委会上，毛泽东多次严厉指责刘、邓主持的“一线”中央领

导集体。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有人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牛鬼蛇神时， 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为进一步搞掉刘、邓，毛泽东在 8

月 5 日开始写《我的一张大字报》。草稿最初是写在 6 月 2 日《北京日报》的报缝上，这大的《北京日报》转载有陈泊达写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的大字报草稿就写在这篇社论的左面。8 月 6 日， 毛泽东把秘书誊清的稿子再修改润色后付印，同时连夜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到会。8 月 7 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印发给全会所有到会者。毛泽东的大字报说：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困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 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 1962 年的右倾和 1964 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非常明显，毛泽东这篇大字报从“炮打司令部”的题目到内、容，都是指向刘少奇及其“司令部”的。刘少奇是这个司令部的第一号成员，邓小平当然就是第二号成员了，都在毛泽东的“炮打”之列。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刘少奇由原来常委排序的第二位降为第八位，林彪由第六位上升为第二位，并且没经过选举后来就成为党的唯一副主席和毛泽东的接班人。邓小平由原来常委的第七位排到了第六位，但总书记的职务实际上被取消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主持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工作从此结束。毛泽东从二线到了一线，直接掌握了大权。

我们不能用个人之间的恩怨来解释毛泽东与刘、邓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毛泽东的本意是槁掉“第一线”，由他亲自领导防修反修的伟大斗争，以确保“中国不会改变颜色”。他并不想置刘、邓于死地。现在，既已初步达到了目的，他就想在适当的机会解脱刘、邓。10 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给刘、安排了“检讨”的机会，事前，毛泽东还为刘、邓修改了“检讨”稿，从毛泽东对邓小平“检讨”稿的批示和修改情况看，他确实是想保邓小平“过关”的。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 1 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

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毛泽东 10 月 22 日上午 4 时

邓小平照毛泽东的批示办了。他在“检讨”中没有推脱责任，说：在“文

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在全党，“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关于工作组的责任问题，“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负担”。很显然，邓小平是想以自己和刘少奇一起承担起全部责任而避免使更多的同志再受伤害。毛泽东在会上也为刘、邓说了一些解脱的话。他在讲话中，一方面批评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 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对我敬而远之”。另一方面又不同意康生、谢富治要“公开批判刘邓”的意见，他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 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搞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康生又提出刘，邓搞的八大政治报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毛泽东说，报告我们看了，这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刘、邓负责任。

毛泽东的打算，是在搞掉“第一线”后，运动就可以在他的领导之下顺利进行了。用五个月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运动就可告一段落。可是形势的发展并非如此。他愈是要推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就愈是遇到强大的阻力， 于是，又愈加迁怒于刘少奇和邓小平，认为他们有很深很大的势力和基础。再加之林彪、江青一伙的搅合、破坏和诬陷，使他很难按他的想法处理刘、邓问颜。1966 年 12 月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把刘、邓的问题又升了一级，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江青、康生则诬陷刘少奇是“叛徒和叛徒集团的头子”，是“老反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改变了原来认为刘、邓还是“党内、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决定要把刘、邓打倒。

1967 年春天，在林彪、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全国掀起了批判和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高潮。所谓“最大的走资派”首先是指刘少奇，邓小平被称为“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或“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8 月 5 日，在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的时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三百万人参加的大会，“声讨刘邓司令部”。同时在中南海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住处，江青指挥红卫兵揪斗了刘、邓。六十三岁的邓小平被红卫兵押在盛夏的毒日之下，低头、弯腰、坐“喷气式飞机”，受尽凌辱和折磨，连其家属也受到牵连。然而，据说邓小平并不在乎，他耳朵聋， 红卫兵的激烈言词并没有听进多少，因为他不愿听时关掉助听器就是了。

毛泽东在对待刘、邓问题上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意图是有所不同的。林、江是把刘、邓一起置于死地，而毛泽东则把邓“区分”出来。1967 年 11 月 5 日，他和中央文革小组谈话时说：“邓小平要批，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1968 年 10 月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诬陷为“叛徒、内好、工贼”开除了党籍，毛泽东则“保”了一下邓小平，说“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可是林彪，江青一伙仍鼓噪“开除邓小平”。毛泽东在闭幕会上又讲道：“邓，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他和刘还有点区别。”

就这样，邓小平被“挂”了起来。1969 年 10 月，已经隔离了两年有余的邓小平及其家属被“疏散”到了江西。

1969 年 10 月 20 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乘飞机被押往江西。在南昌稍作停留后，这三位岁数加起来有二百多岁的老人，被送往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一栋两层小楼住了下来。在邓小平“三起三落”的坎坷政治生涯中，他第一次被“打倒”是存江西，那时是因他拥护毛泽东，替毛泽东

挨整；没承想这第二次被“打倒”又流放到了江西，这次又是与毛泽东联在了一起，是毛泽东把他“打倒”的。历史有时就是如此残酷。这时的邓小平， 头上戴着“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工资由过去每月 402 元降到每月

发给 120 元生活费，不许外出，不许与外人接触，不许向外打电话，过着实际上被软禁的生活。长子邓朴方受牵连被迫害致残，瘫躺在北京清河救济院， 其他几个子女也飘落在各地“接受再教育”，他们都与父母失去了联系。

可是，在毛泽东想来，把邓小平放在江西，大概是想给他上个“闭门思过、回心转意”的机会。同时也可避开北京这个风口浪尖，少招惹些麻烦。或许，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保护”措施。无论如何， 对邓小平来说，在他一生风风险险、忙忙碌碌的政始生活中，在江西的这三年确实给他提供了一段充裕的时间，使之能够静下心来，思考过去、冷眼观察、筹划未来和养精蓄锐。他每天上午被押到附近的拖拉机修配厂做工，下午在庭院里种菜养鸡，晚上读书看报，生活虽清贫而有规律，虽单调而不空虚。他读了大量的马列原著，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邓小平几十年收集仙购置的一屋子书，过去由于忙于日常工作许多没来得及阅读。在赴江西时，经过毛泽东特准，他把这些藏书几乎都带了来，刚好可以细细阅读。他还坚持锻炼身体，用冷水擦身。他豁达大度，乐观充实，用他自己常说的老话形容：自信“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

邓小平 1984 年 3 月在回答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问“最痛苦的是什么？” 时说道：“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天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所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54—55 页）1986 年 9 月他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中又谈到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他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 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72 页）

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时刻思考着国家、人民的前途。后来来到江西父母身边的小女儿毛毛曾这样描述她时父亲的印象：

在江西的这一段时间里，父亲有一个习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总是十分规律地围着我们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那红色的砂石地上，已然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我时常看着父亲，看着他永远那样认真、永远那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的快速而稳健的步伐。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蕴育成熟，是否已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呢？（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第 1 册第 98—99 页，华夏出版社 1937 年版）

历史随后就作出了说明，正是在江西“牛棚”的这些日子里一个治党治国的新思路在邓个平的头脑中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