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夕，毛泽东和邓小平交谈打破帝国主 义封锁之道，击退外国的

干涉；10 月 1 日，邓小平跟随毛泽东同登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前已述，渡江战役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不仅表现在国内方面，也表现在国际方面。早在 1949 年 2 月解放军正积极准备渡江的时候，美国联合其他一些国家就搞了一个所谓“建议联合国调停中国内战”的闹剧。国民党政府很快予以附和，但被中共彻底揭露和坚决反对，使之遭到破产。中共中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发布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强调“不承认国民党政府所签定的一切外交关系”，“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传统所束缚”， 要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外关系。邓小平在总前委和华东局的会议上，也多次强调，帝国主义无论采取什么名义、玩弄什么花招，企图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都要针锋相对地与其斗争。

1949 年 4 月 20 日晨，正当邓小平等指挥百万大军发起渡江战役时，在我内河长江行驶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擅自闯入镇江至江阴段，进至扬中以北解放军作战区域内妨碍我军渡江。该舰不顾我军鸣炮警告，强行溯江上驶， 致使双方展开猛烈炮战，造成我军伤亡二百五十二人。紫石英号中弹三十余发后，悬白旗搁浅于江中。下午 1 时许，英舰伴侣号从上海增援紫石英号， 与我军又展开激烈炮战，伴侣号负伤后逃离。21 日，我百万大军已开始渡江， 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乘旗舰伦敦号，率驱逐舰黑天鹅号，全速驰援受重创的紫石英号，再次与解放军炮兵展开激战，两舰受创后溃驶上海。这就是在当时轰动世界的“长江紫石英号舰事件”，事件发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与英国远东舰从司令所派代表进行多次谈判，但英方态度蛮横，始终不承认其侵略行为。非但如此，英国政府还施展恫吓伎俩，企图迫我就范。4 月 26 日，英国保守党首领丘吉尔在下院发言，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动说成是“暴行”，并要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武力的报复”。英国首相艾德礼在议会上也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执行和平使命，因为它们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许可。”他还造谣说，解放军要求英舰“协助人民解放军渡江”。这些帝国主义老爷，以为现在还是1840 年鸦片战争时代。岂不知，他们的对手既不是音英也不是蒋介石了，而是硬骨头的中国人民的代表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些中国共产党人。4 月 30 日，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声明，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 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埔江和在中国其他多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声明也宣布，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当职业的外国侨民，愿意考虑和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的各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表达了中国人民不怕威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严正立场。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依仗船坚炮利在中国蛮横霸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邓小平等指挥的渡江大军，没有被帝国主义的恫吓所阻止，浩浩荡

荡地渡过了大江。

在邓小平即将赴达刚刚解放的国民党首都南京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于4 月 26 日电示刘邓等总前委领导人：对于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及市政府仍本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和他们并无外交关系的理由，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也不要在文字上和口头上做任何承认他们为大使或公使的表示。电示又说，这一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邓小平、刘伯承和陈毅等在南京和上海都是本着这一方针指导外交工作的。美国出任国民党政府的大使司徒雷登，一直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在南京解放以后，他还留在南京观望，企图中共能与他接触，“开设新店”，再“捞一把”。可是，“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毛泽东后来写的《别了，司徒雷登》如是形容说。毛泽东把这一外交思想，比喻为“另起炉灶”，即一概不承认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新中国要独立自主地重新建立自己的外交关系。

邓小平忠实地贯彻了毛泽东的这一外交思想，十分警惕帝国主义利用和国民党的旧外交关系干涉中国的内政，阻挠解放战争的发展。在发起上海战役之前，他和陈毅为了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特命位于浙赣线上的第二野战军主力，除了担负割裂国民党汤思伯与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并扩大战果外，还要充当总前委的战略预备队，随时向上海方向实施机动作战。邓小平的这一部署，就是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可能发起的武装挑衅。由于解放军作了充分的准备，迫使帝国主义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无论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是邓小平，这些中共党人都不是盲目的排外主义者。他们是在面临新中国即将诞生，但帝国主义仍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的状况下，指出不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就不急于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得很清楚：“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 1435 页）毛泽东把这一思想又比喻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在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势力和影响之后再同它们建交。

6 月 30 日，毛泽东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毛泽东的这一方针，绝非主观臆断，而是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所做出的一种政治上的选择。当时国际政治格局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相互对抗；当时的国内形势是美国和帝国主义阵营站在国民党反动派一边，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以图消灭中共。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边，拥护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共产党要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一贯主张主要依靠自立更生，但也离不开国际的援助。谁能援助我们呢？美国和帝国主义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援助我们的，只有首先争得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国、共双方，犹如两个人打架，苏联这个巨人站在我们后面，就可极大地鼓舞我们的锐气，大刹国民党的威风。当时在党内外，尤其是在民主人士中，有一些人对毛泽东和党中央“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不够理解，毛泽东、周恩来等向大家作了许多说明。邓小平的看法和毛泽东、周恩来是完全一致的。渡江战役刚一结束，他

代表华东局向中央就提出了如何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的建议，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项建议，说这个建议好，与中央的想法不谋而合，并采纳了这一建议。

（《二十八年间·三编》第 234 页）后来，毛泽东和邓小平又作了深入的交谈，共同讨论了如何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问题。邓小平完全支持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在 7 月 19 日写给华东局诸同志的信中，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方针，并传达了毛泽东的口头指示。邓小平指出：

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我们绝不会就帝国主义之范，而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亦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的性质，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封锁，在目前说来，虽然增加我们不少困难，但对我仍属有利，即使不封锁，我们许多困难也是不能解决的。但封锁太久了，对我则是极不利的。打破封锁之道，毛主席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内部政策强调认真的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毛主席说，更主要的从长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着眼来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这两条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 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134 页）

邓小平在这里论述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之道，对毛泽东“一边倒”思想做了透彻的发挥；并且，正如他指出的这种“一边倒”的实施“愈早表现于行动”，就会产生“对我愈有利”的效果。在 9 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里，明确提出了这一外交方针；随后毛泽东访问苏联， 与苏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在访苏归来之后说：“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 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42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这样，才能创造对新中国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保证国民经济的较快恢复。

毛泽东和邓小平共论的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实际上就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邓小平与毛泽东的接触和联系更频繁更密切了。8 月 4 日，邓小平从上海到北平，向新政协筹备会代表作了《从渡江到占领上海》的报告。报告精彩而生动地概述了渡江战役的过程，并指出，渡江战役胜利的基本原因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毛泽东主席领导正确”，还有“军事准备充分，指战员英勇”，“群众支援，地下党和游击队之联合”， “敌人的脆弱”等。9 月下旬，邓小平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在北平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和毛泽东等中共党人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起共商建国大事。在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毛泽东主持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毛

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委员。下午 3 时，首都北京三十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典。作为开国元勋之一的邓小平跟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和首都人民一起参加了开国大典。毛泽东在三十万军民热烈的欢呼声与雷鸣般的掌声中亲自按动国旗升降开关，一面耀眼夺目的五星红旗在广场高高升起。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四十五岁的邓小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欢腾的人民群众，看着兴奋的毛泽东，看着城楼上下领袖与群众感情的交融，心情自然也十分激越。庆典之后，他挥笔写下了这样的题词：

永远铭记着：在过去长期艰难的岁月里，人民英雄们用了自己的鲜血，才换得了今天的胜利。

但是，他想得更多的，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而是将来。毛泽东和党中央已把解放大西南的任务交给了他。他想起故乡的穷苦人民还在受难，心情就难以平静下来。大西南的人民正等待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