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抗日根据地，显出政治家、军事家的丰采。

在红军长征途中，1935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揭露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此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邓小平出席了这次在中共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他是在不久前红军路过黎平时，接替了中央秘书长这一职务，以《红星》报主编和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毫无疑问，他完全支持毛泽东。

遵义会议使受排挤的毛泽东翻了身，为追随毛泽东正确路线受到打击的邓小平也得以解放。历史为邓小平施展才华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在遵义会议期间和会议之后，作为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一直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一起，和毛泽东一起住，一起行军。邓小平负责管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首长的生活、办公以及警卫工作。他跟随毛泽东一起四渡赤水，巧渡金沙，飞渡沪定，翻越雪山，历尽了千辛万苦。1935 年 6 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此后，毛泽东、王稼祥把精干的邓小平从秘书长的岗位上调往前方，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的宣传部长。接替邓小平继任中央秘书长的刘英，曾向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讲述过这一过程。她说：

我调到中央纵队工作时你爸爸已经走了，我还整理过他留下来的一个铁皮箱子，里面都是一些书籍和文件。我原来在后梯队，是毛主席把我调到中央纵队工作的，他说后梯队很苦，又没东西吃，女同志在那里会拖垮的。那时候机关少，凡是精干的同志都送到前方去，充实战斗队伍。王稼祥告诉我，现在中央的工作不重，就把小平同志送到前方去了。我也问过毛主席，小平同志为什么调走。毛主席说，前方需要。

刚过而立之年的邓小平，身强力壮，精力充沛，在前线和红军战士一起拼杀前进，于 8 月下旬跨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9 月 9 日，张国煮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企图危害党中央。毛泽东和党中央当即紧急磋商，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邓小平和所在部队跟随毛泽东和党中央，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过岷山千里雪，占领哈达铺后改编为陕甘支队，于 10 月 19 日抵达陕北吴起镇，红一方面军至此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毛泽东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 150 页）1936 年 2 月，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和指挥下，从陕北清涧渡过黄河，发起东征战役。邓小平参加了这个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军事行动。红军在遭到蒋介石和阎锡山军队的拦截后，于 5 月 5 日回师河西，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不再使用反蒋口号，呼吁国共议和抗日。东征结束，邓

小平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和华北事变之后，又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向中国发起全面的侵略战争。在此形势下，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国共两党二度握手，实现再次合作，共同抗击日军侵略。按照协议，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朱德联名发出命令，朱德任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粥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和十五军团为主编成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一二零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一二九师，师长刘怕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后把“指挥”改称“司令”，中央军委又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制度，把“政训处主任”改任为政治委员。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组建八路军总部和各师建制的命令后，邓小平在陕北云阳镇大操场主持了抗日誓师大会。与会全体八路军健儿，跟随朱老总高声复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群情激昂，威武雄壮，场面十分感人。

月 6 日，朱德率八路军总部诸负责人任粥时、左权、邓小平等及机关人员，从云阳镇出发，至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21 日到达太原。已先期到达太原的周恩来，又命邓小平兼任第二战区刚成立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八路军代表。邓小平欣然受命，当即率领傅钟、陆定一、黄镇等，向晋西南的汾阳、孝义一带进发，开展战地动员和组织抗日游击战工作。在此前后，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八路军三大主力也迅即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与日军作战。一一五师、一二零师出师后，在平型关、雁门关、井坪镇等地有力地打击了日寇，取得巨大胜利。刘伯承指挥的一二九师在 10 月 19 日，夜袭阳明堡敌机场，烧毁敌机二十四架，继而在正大路南侧连续作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937 年 11 月，上海、太原相继失守后，毛泽东指出，抗战正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中，“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 388 页）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意图是，以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控制吕梁、五台、太行诸山脉，作为开展华北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坚持长明斗争的战略基地。在八路军总部的直接指挥下，毛泽东的战略意图逐步得到实现。

1938 年 1 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调邓小平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接替回延安养病和另有任用的张洽（后在延安病逝）。从此，刘伯承和邓小平这两位相差十二岁的四川老乡，一位是军事家兼政治家，一位是政治家兼军事家，开始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他们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相互支持，相儒以沫，历尽千难万险，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刘邓和刘邓大军自此愈来愈名扬天下。

在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的率领下，一二九师深入敌后，以毛泽东所总结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战法，逐步建立和发展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太行山古称“天下之脊”，纵贯晋冀豫三省边界，山高势险，易守难攻，在华北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八路军控制太行，不

仅在抗日战争中而且在解放战争中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当时在太行山八路军中流行着《我们在太行山上》的革命歌曲，歌词是：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大行山上，气焰万丈；

听吧，

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

兵强马又壮。

敌人在哪里进攻，

我们就叫它在那里灭亡！

这歌，既表现了八路军战士的豪情壮志，也反映了太行山斗争的实际情况。一二九师以太行山为依托，向平原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1938 年 4 月，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收复武乡、沁源等十八座县城，把日军全部赶出晋东南，奠定了晋豫根据地基础。1939 年 1 月，粉碎日军三万余人分十一路对冀南根据地的“扫荡”，歼敌两千余人。之后又粉碎了日军对山区的“扫荡”，再歼敌两千余人，保卫了根据地。

1939 年，在日本诱降及英、美劝降下，亲英美的蒋介石集团，开始改变其抗日政策，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是年冬天，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第九十六军军长朱怀冰等部向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所在地的太行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毛泽东和党中央针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从政治上揭露了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毛泽东

向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发羌谈话。明确阐述了对待反共顽固派斗争的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刘伯承和邓小平依照毛泽东制定的原则，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940 年 3 月，指挥一二九师奋起反击，一举全歼入侵的朱怀冰部及其他游杂武装一万余人。这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使八路军有可能在敌后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侵略军和建设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在总结反击第一次反共高潮斗争的经验时，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总方针，以及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

同年 8 月起，刘邓率领所部三十八个团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进行大小战斗五百二十九次，给了日、伪很大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1941 年以后，华北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日本侵略军把侵华重点转到敌后，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频繁的“扫荡”。加上连年天灾，使大行山根据地面临严重困难。1942 年 9 月，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

八路军总部的彭德怀和师长刘伯承回延安参加整风后，邓小平于 1943 年 10 月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已，并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任。邓小平本着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敌进我进的方针，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调动人民的抗战积极性，战胜困难。他从实际出发，发表了许多有创见性的文章和讲话，显示了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统揽全局、处理复杂问题的领导能力。

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领导下，一二九师在抗日战争中共歼敌四十二万余人，解放县城一百零九座，创建了十八万平方公里、两于四百余万人口的地跨四省的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由出师时的九千一百余人发展到近三十万人，成为党的强大主力武装力量之一。

同党和毛泽东的历史命运相联结，此时的邓小平已不是遵义会议以前被贬和不幸的邓小平。他不仅赢得了党的信任，毛泽东的器重，人民的热爱，而且也赢得了新的草福家庭。1939 年 9 月，邓小平从太行山回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与卓琳结婚。卓琳，原名浦琼英，1916 年生于云南宣威一个“火腿世家”。父亲以生产和经营宣威火腿而驰名中外。卓琳先后在昆明、北京读完中学，1936 年在北京大学学习物理。1937 年和一批进步青年一起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和工作时与邓小平相识相爱。1939 年 9 月的一个傍晚，邓小平和卓琳在毛泽东的住处举行了婚礼，毛泽东亲自向他们表示祝贺。新婚不久，他们就双双返回抗日前线。1941 年，他们的长女出生，母亲给女儿取名邓林。1943 年，他们又喜得一子，父亲建议起名“太行”，以纪念太行山的斗争，母亲不大同意，因为刘伯承的儿子早几年已被父亲取用此名。这样，孩子已两岁，还唤作“胖胖”，没有正名。一天，卓琳笑求刘伯承说：“司令员，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咱胖胖起个名！”刘伯承笑着说：“这是政委的事情，与司令员没有关系。”邓小平说： “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嘛！你就给起个吧！”刘伯承笑眯眯地答道：“那好！” 刘伯承一边把胖胖叫到跟前，一边让夫人汪荣华把桌子上写着“朴实方正” 四个大字的素笺取来，说：“我刚才写了朴实方正四个字，我看胖胖生得正是朴实方正，就叫个朴方好不好？”邓小平夫妇听后同声叫好，长子邓朴方的名字由此而来。邓小平和卓琳，他们在战争烽火中相结合，在政治风浪中受考验，相依为命，相亲相爱，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上走过了一程又一程。他们共有二男三女，有一个人情味很浓的幸福家庭。

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刘伯承同邓小平结下了很深厚的友谊。1942 年 12

月 15 日，在刘泊承五十寿辰的时候，邓小平撰文热烈称颂这位长者的卓著功勋，并说：“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周恩来后来同薄一波曾谈论过刘、邓之间的默契配合，他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刘邓所以配合得那样得心应手，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薄一波：

《领袖·元帅·战友》第 119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出版）毛泽东也认为刘邓的合作是好的，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被“打倒”期间仍称赞“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至于邓小平自己则更认为他与刘伯承“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说：“人们习惯地把‘刘邓’ 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与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里是非常愉快的。”

确实如此。在许多作家、记者的有关文稿中，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

“、”号的；在许多者百姓的心目中，刘邓就是“姓刘名邓”的一个人。刘邓连结在一起，就是一座巍巍太行山！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太行山根据地共同奋战了十个年头。他们共同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随后又一同统率大军挺进大西南。1950 年10 月，刘伯承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给邓小平、贺龙，飞往北京接受毛主席、党中央分配他创建陆军大学的新工作。此后，刘邓才不得不分开。一位成为“中国军校之父”，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一位成为我们党的总书记。

1986 年 10 月 7 日，刘伯承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四岁。10 月 14 日，在向刘伯承元帅遗体告别仪式上，第一个走向前的，是四十多年前被人们广为传颂的太行山双雄“刘邓”中的邓小平。他向刘帅深深地鞠躬，然后久久凝视着这位昔日的老搭档。在邓小平的身后，他的夫人卓琳及全家成员，缓缓迈着沉重的步伐，一起向他们敬仰爱戴的刘帅最后告别。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摇着轮椅，驻足在灵前，满眼噙着泪水，向这位为他取名的刘伯伯致哀。

月 16 日，邓小平亲自主持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刘伯承元帅追悼会。

10 月 21 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邓小平写的《悼伯承》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