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八届十中全会以后， 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 连续发动政治运动和斗 争，并愈来愈认为“中 央出了修正主义”，指责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 处是“独立王国”。毛邓

的分歧发展到了严重地步。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党和国家的工作， 开展了一系列“反修防修”的运动和斗争。

1963 年 2 月，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五反”和“四清” 运动。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开展“五反”和“四清”运动，“就可以挖掉修正主义根于”。（1963 年 2 月 25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随后，中央制定了指导农村“四清”运动的《前十条》和《后十条》， 派出大量的工作队、工作组进驻农村，“四清”运动在全国部分农村开展起来。毛泽东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把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非常严重。8 月 4 日，毛泽东同日共一位政治局委员谈话时说：“现在在农村还有近三分

之一的生产队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的手里。”1964 年 6 月 8 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指出：“总之，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 533 页，河南

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四清”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继之又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与权派”，使不少基层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在“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驱使下，毛泽东愈加关注意识形态。以“游动哨兵”自诩的江青和康生等人，向毛泽东反映了许多假情况，出了许多坏主意，使老人家对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状况作出了不切合实际的估计和错误的决策。1963 年 11 月，毛泽东指责说：

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不改变，就改名帝土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剖。（《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51 页）

12 月 12 日，毛泽东在江青送来的一份简报上又批示说：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 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着手，认真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曲折发展的岁月》第 552 页）

1964 年 6 月 27 日，毛泽东进一步指责全国文联和各文学艺术协会说： 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

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

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曲折发展的岁月》第 553、554 页）

在毛泽东这些批示、讲话的指导下，一批文艺作品被错误地当成“毒草” 受到批判，一批文学艺术家被错误地当成“修正主义分子”受到迫害。文学艺术界空气紧张，万马齐暗。

文学艺术界这种“左”倾批判运动，很快扩展到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各学术领域。在康生的指使下，1964 年开展了对杨献珍“合二而一”哲学观点的批判。毛泽东支持了康生，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 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的吧！”1964 年下半年，康生、陈伯达又发动了对经济学家孙冶方的批判，把孙冶方主张提高经济效益、重视价值规律作用、正确使用经济杠杆和提高利润指标等观点说成“修正主义”。1965 年 12 月， 戚本禹带头发动了对著名历史学家剪伯赞的批判。毛泽东很赞赏戚本禹的批判文章，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

对于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和作法，中央领导人中多数是不理解甚至是不同意的，但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受到了损害，党中央很难及时制止和纠正毛泽东的失误。作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在 1965 年 3 月 2 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曾试图控制意识形态领域里“左”倾政治批判加剧局面的发展，他说： 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曲折发展的岁月》第 560 页）但是，他的意见已经不能产生效果。邓小平的意见既不能对毛泽东发生作用，又难以控制事态的发展，毛、邓之间愈来愈明显地疏远了。毛泽东已有感觉。后来他多次指责邓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 几年不找我⋯⋯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

可是，按照毛泽东的思路，中央多数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恰好说明了必须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只有用一种全面的、公开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才能彻底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通过人乱，达到大治。他认为，文艺界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问题，几乎都与“三面红旗”、1959 年庐山会议上的斗争以及 60 年代初发生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相联系。这是国内阶级斗争乃至国际上与帝、修、反斗争的反映。所以，他不满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斗争，他要把斗争直接引向政治，引向中央政治局。

1964 年 2 月 9 日，毛泽东在北京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话

时说：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他们联络部（指中共中央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是统战部，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这里指李维汉）。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例如农村工作部里面就有一个邓子恢，他是中央委员，还是副总理，却主张单干，实际上不要社会主义事业。（《曲折发展的岁月》第 576、577 页）

同月，毛泽东与来访的金日成谈话时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这些人在国内也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 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这么回事⋯⋯ 譬如，彭德怀象赫鲁晓大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就可能和莫洛托大、马林科夫、卡岗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

毛泽东问金日成：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金答：那我们就更困难了。

毛说：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曲折发展的岁月》第 577、588 页）

3 月 23 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日本共产党访华代表团袴田里见时说：王稼祥也被拉到右边去了。他是联络部长，现在没有管事。他主张三和一少。4 月 10 日，他又对袴田里见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十几

个人是修正主义者。（《曲折发展的岁月》第 579 页）

此后，毛泽东还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常常向听者发问：“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毛泽东的这些认识愈来愈理性化，并逐步形成了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革命的重点对象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的方式是进行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即“文化大革命”。

对于毛泽东这些“左”的理论和实践，刘少奇和邓小平等领导人虽然很难接受，但是由于民主集中制越来越受到损害，同时也为了维护毛泽东的领寻和领袖地位，他们在一些方面不得不违心地附和。既便如此，头脑机敏的毛泽东还是愈来愈感觉到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与自己的不一致。因而，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64 年 11 月底，毛泽东在听取工作汇报时，用反话向刘少奇将军，并把邓小平也捎带了进去。他对刘说：“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刘少奇明明感到毛泽东的话有情绪，还是小心认真地回答： “我搞不来⋯⋯”毛泽东又说：“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12 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邓小平以为这是一般的汇报会，曾好意他说过，毛主席身

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毛泽东对此很不高兴。12 月 20 日中央常委开会讨论农村“四清”工作，毛泽东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刘少奇提出了一些疑问，毛泽东就生气了，说：一个（指邓小平）不叫我参加会，一个（指刘少奇）不叫我讲话。1965 年 1 月 14 日，毛泽东在大区书记会议上，明确批评说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指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指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此后，毛泽东就把“反修防修”的视线集中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身上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不再和刘、邓及其他常委通气，而是支持江青、康生等极少数人暗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准备。1965 年 2 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江青到上海与张春桥密商，由姚文元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点名批判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诬称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此文经毛泽东看了三遍，于 11 月 10 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众所周知，此文的发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对于 1956 至 1966 年社会主义在中国曲折发展的十年历史，邓小平和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过深刻的反思。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他认为，毛泽东对这一时期的失误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的错误归咎于毛泽东一人。邓小平带头作自我批评说，对毛泽东的“左”倾，“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承担一些责任。” “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门两人负有责任。”邓小平一再强调，“不能用个人品质”来解释毛泽东的失误，是“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个人崇拜之风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监督制度不健全甚至失去了作用，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失误。再加之林彪、江青等野心家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失误，这就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的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