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反正之先河，促使形势迅速好转，病危的周恩来称赞

邓小平“你比我干得好。”

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时候，1974 年 10 月 11 日，毛泽东发表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1975 年 1 月 8 日至 10 日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讨论有关四届人大的文件时，周恩来再一次转达了毛泽东“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毛泽东还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接着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贯彻了毛泽东这些指示的精神。2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出《批转 1975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全党“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毛泽东作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是适应当时严重的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需要而提出的，也符合广大人民的心愿。但是，几乎是在同时，他又作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批判“按劳分配”、“货币交换”等“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东西，把精力仍集中在阶级斗争上。

而“做了大官，也住了‘牛棚’”的邓小平，这时却比毛泽东清醒。在江西住“牛棚”的日子里，邓小平就曾思考“不能搞穷社会主义”，并酝酿着改革的大思路。所以，他一重回领导岗位并主持中央常务工作后，就立即拨乱反正，立即进行改革的尝试。1986 年 9 月邓小平和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谈话时曾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正因为这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又被打下去了。当时我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回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厂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71—172 页）

邓小平 1987 年 10 月 13 日同外宾谈话时，又回顾了他在恢复工作后尝试改革的情形：

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

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55 页）

当然，邓小平当时还不可能明确地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还不可能明确地提出“以改革为总方针”代替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邓小平提出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是在当时毛泽东自己违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特殊情况下，而不得不以毛泽东的某些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指示来纠正毛泽东的失误的特殊方式。

但是，邓小平针对“四人帮”所散布的种种谬论，却是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和斗争。针对“四人帮”鼓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邓小平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比“这就是大局”。“全党要多讲” 这个大局，不能搞穷社会主义，强调“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批判了林彪和“四人帮”搞起的“派性”，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他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种种谬论和行径，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要“完整的”理解毛泽东思想，反对“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并提出“优良传统要恢复”、“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的任务，等等。可以想象，邓小平这一套拨乱反正的做法遇到的阻力是相当大的，形势甚至是险恶的。毛泽东虽然把邓小平放在了极为重要的岗位上，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并没有改变。江青“组阁”虽然失败了，但她和她的一伙仍占据着重要领导岗位，有很大的权力，他们的眼睛死死盯着邓小平，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邓小平一方面不得不注意斗争的策略，另一方面则突出地强调要“敢字当头”。他在许多讲话中都讲到了“不要怕”，“不要怕抓生产”， “不要怕派性”，“不要怕这怕那”，“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 “共产党员为什么怕？”“怕字当头，不干工作，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这样的领导干部，索性请他好好休息，不然占着茅坑不拉屎怎么行？”“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可把队伍带起来”，“不要怕挨批判，不要怕犯错误。” 在 1975 年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这半年来，我讲了多次话，中心是讲敢字当头。有个‘老大难’单位，过去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后来下了决心，管你是谁，六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四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二三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都得摸。一摸，就见效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5 页）

为使各级干部敢字当头，素有“钢铁公司”之称的邓小平带头不怕再一次被“打倒”。他在 5 月间的一次会议上说：“我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只要我们有了明确的态度，有了正确的方针，事情就好办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0 页）正是在这种认识和具有这种思想准备的基础上，邓小平领导了对各条战线的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整顿。

邓小平首先是抓铁路，以整顿铁路运输这个薄弱环节为突破口，推动整

个国民经济的整顿和恢复。在他的领导下，2 月 15 日至 3 月 8 日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同时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九号文件。邓小平在会上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大局就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和实现四化的两步设想。怎样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呢？首先要解决铁路运输问题。这位当年在法国曾经当过火车司炉工的领导人指出，去年一年发生行车重大事故七百五十五件，比 1964 年增加了 8.5 倍。“文化大革命”把铁路行车章程、纪律都给否定了。邓小平这位老火车司炉工重申了“火车司机不能下车吃饭”、“值班不准喝酒”等一系列老章程，狠狠批判了“派性”，号召同各种破坏活动作坚决斗争。铁路整顿立竿见影、徐州铁路局过去二十一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经过整顿在 4 月份提前三天完成了计划。

在铁路战线整顿的带动下，其他各条战线也拉开了整顿的帷幕。5 月，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作《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开始整顿钢铁工业。7 月 4 日，邓小平对中央读书班学员发表《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讲话，明确提出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解决领导班子存在的“软、散、懒”的问题，用毛泽东提出的“三要三不要”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检查和端正党的作风。7 月 14 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军队整顿的任务》报告，指出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情”的问题。9 月 15 日至 10 月 19 日，国务院在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开幕式上讲话，强调了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农业战线的整顿也由此开始。与此同时，邓小平还领导了科学、教育、文艺战线的整顿。

9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在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各方面都要整顿”的战略任务，他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他在《各方面都要整顿》这篇讲话中，还提出了“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实际上已把整顿工作引申到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上来。

邓小平的这一套“全面整顿”，其实质就是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全国经济形势很快由停滞、下降转向回升和发展。工业从第二季度开始，一月比一月好。工业总产值 1975 年比 1974 年增长 15.1％。农业总产值 1975 年

比 1974 年增长 4.6％，农村形势也有明显好转。工农业总产值 1975 年达 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 11.9％。派性得到遏制，党性得以加强。党和人民群众开始从整顿中觉醒，对没完没了的“文化大革命”表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厌倦和不满。

1975 年秋，在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取得重大成效、全国形势明显好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的病情却愈加严重了。9 月 7 日，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恶性肿瘤把他的体重由原来的一百三十斤消耗到只有几十斤。9 月20 日，医生不得不再给他动了一次大手术，他已经无力走动了。但是，周总理一时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国事、天下事的关注。他的头脑仍是清醒的。叶剑英元帅几乎每天都到医院看望总理，他们常谈的话题是“邓小平”、“中央”

和“军队”。周总理对他的接班人邓小平“全面整顿”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邓小平也多次去探望这位他始终敬页的老战友、老领导、老兄长。当医生发现总理的病情已无法挽救时，邓小平指示医疗组要想尽办法使总理“减少痛苦，延长生命”。10 月下旬，为“延长生命”，医疗组又为周恩来总理进行了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手术车上的总理忽然问道： “邓小平来了没有？”邓小平赶快走近手术车握住总理的手，总理望着小平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这话是对邓小平讲的，也是对周围其他首长讲的，更是对党、对人民讲的。

周恩来与邓小平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情谊。周恩来几乎是看着这位四川少年由青年团员成长为中共党员、党的干部、党政军的重要负责人、党的总书记，看着他两次被“打倒”又两次崛起，一步步成熟，一步步建功立业，一步步成为一代政治家。周恩来对邓小平是太熟悉、太了解了。他清楚地知道，邓小平在重压之下，“举重若轻”，他推进整顿和改革的尝试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这位伟人在生命垂危之际坦荡地对邓小平说“你比我干得好”，这与其说是周恩来的伟大谦虚，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崇高威望和最后一息生命对邓小平的巨大支持。

邓小平在 1975 年所推行的全面整顿以及对各种否定发展经济和宣扬“穷社会主义”观点的批判，是他后来倡导改革和拨乱反小的先导，是他新思路的一次预演和尝试，有着重大的实践和理论意义。如果当时能够按照邓小平的这一新思路搞下去，中国历史将会更早呈现出一种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