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十年代之交， 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邓小平以自己的革命实践也参与了这一伟大理论的创造。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明确提出“扩大红军割据，迅速与朱毛汇合”。

见也匆匆，别也匆匆。邓小平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短暂相会之后， 便又各奔东西，继续从事党的革命活动。

“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按照会议的决定，当即赴湖南组织秋收起义。已过“而立”之年的毛泽东，把夫人杨开慧和三个孩子安排回老家板仓居住， 全力投向起义的领导工作。具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是很重儿女情的，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更重救国志。此次与妻儿的分别，毛泽东没有想到竟是与开慧的永别。对开慧的英勇牺牲，他非常悲痛，更引为骄傲。他把开慧称为“骄杨”，说：“开慧之死，百身难赎”，开慧“为革命失其元，焉能不骄？”

毛泽东于 1927 年 8 月 18 日出席了在长沙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会议讨论了秋收起义和土地革命问题。他再次强调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指出党要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会议通过决定不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起义，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死了，并且臭了，不但臭了，且臭气闻干天下”。8 月 30 日，省委决定成立暴动领导机关——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9 月初，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了起义的具体部署，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自己军队的旗号。9 月 9 日，起义按预定计划打响，五千工农革命军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向长沙进发。当多路起义军连连受挫之后，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于 9 月 14 日在上坪召集紧急会议，当机立断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各部到文家市集结。会师后，9 月 16 日晚毛泽东召集前敌委员会议，决定为保存实力，部队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发。部队在向南进发中，9 月 29 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毛泽东再次召开前委会。决定进行整编，由师改为团建制，下设两个营和一个特务连，实行“支部建在连上”， 确定党指挥枪的原则，实行民主集中制，成立士兵委员会，规定了军队纪律。“三湾改编”后，10 月 3 日部队开始向井冈山进军。27 日，起义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坪。随之在这里开辟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毛泽东在实践中实现了工作中心从城市到农村这一伟大的战略转变。1928 年 4 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建立了红四军，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井冈山农村根据地。1929 年 1 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在赣南、闽西建立和发展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朱毛开辟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及以后，党还在全国各地开

辟了一批农村革命根据地。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彭湃等领导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许继慎、徐向前、郭述申等领导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领导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冯白驹、王文明、杨善集等领导的海南岛革命根据地，彭德怀、滕代远、任弼时等领导的湘赣革命根据地，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等。

邓小平领导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和创建红七、八军的实践，是他独立担负一个地区领导重往的开始，并且与毛泽东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理论创造相联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党的“八七”会议之后，邓小平继留中央机关工作。1927 年 10 月，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邓小平被提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 在 1984 年 3 月同日

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谈到他个人的经历时曾说：“我 1927 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共中央秘书长，二十三岁，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54 页）后来他在讲到选更年轻同志作接班人时又说过：“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现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样干？”当时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任中央军事部长。他在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之后，于 11 月上旬回到上海。这时，中央又决定在中央常委下设立组织局，领导组织、宣传、军事、调查、特务、交通、文书、出版等科。周恩来兼任组织局代主任、主任，李维汉为组织同领导成员。作为秘书长的邓小平，主要就是协助周恩来和李维汉工作。他很快就熟悉了地下党的秘密工作，几个月就能流利他说上海方言，以掩敌人的耳目。秘密的中央机关开始设在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由熊瑾玎、朱端缓夫妇驻守。中央负责人常在这里开会，邓小平就在一张小桌子上作记录。

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时候，邓小平与一位杰出的女性、共产党员张锡瑗相爱并结婚。张锡瑗祖籍河北良乡，1907 年生于保定。其父张镜海是铁路工人，参加过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斗争，并担任保定铁路工人代表。锡瑗是长女，下边还有两个妹妹锡瑞、锡珍。锡瑗思想进步，在她的影响下姊妹三人在保定第二女子师范读书时就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颇有名气。锡瑗 1924 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到北京，在李大钊的影响和教育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同年党选送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邓小平是同学。大革命失败后，张锡瑗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于1927 年秋经蒙古回国，不久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两位老同学又相会了，并且又一同到了上海。1928 年小妹张锡珍（改名张晓梅）也到了上海， 由邓小平夫妇介绍加入党组织。张晓梅后与共产党人刘冰结婚，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成为中共著名妇女运动活动家。

1928 年 4 月到 9 月，由于中央负责同志大多赴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因此决定成立留守中央，由李维汉和任弼时负责，邓小平仍任秘书长，协助李、任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经常参加中央重要会议，并把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条。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与中央的联系，或来往信件，或来往密电，或来往人员， 许多都要经邓小平之手作出安排与处理。

是年 6 月 4 日，中央给朱毛发出指示信，指明“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批判了那种认为是“社会革命”的错误理论，还批评了“玩弄暴动”的盲动主义，同意朱毛领导的湘赣边界“实行土地革命，

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的计划，指示信明确指定“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成”前委，“毛泽东为书记。”11 月 25 日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说，中央“这书信好得很， 纠正了我们许多错误，解决了这边许多争执的问题”，并依照指示信重建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这个报告就是后来收在《毛泽东选集》中的《井冈山的斗争》。

1929 年 2 月，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认为“为保存实力”，红军只能分散

存在，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决定调朱毛离开井冈山去学习。周恩来于 2

月 7 日为中央起草了给朱毛的《二月来信》，传达了上述意见。朱毛红四军

前委接信后，于 4 月 5 日向中央报告说：中央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并表示不同意朱毛离开队伍。此信的主要内容后来收在《毛泽东选集》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这时，由于形势的发展，中央和周恩来的认识也在改变。4 月 8 日，中央发出经周恩来修改过的给毛泽东、朱德的指示信中，不再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四军，只是“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此后，朱毛红四军和各地红军利用蒋桂和各路军阀战争之机，得到很大的发展。作为分管军事和苏区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并兼任军事部长的周恩来，更是与各地红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时各苏区向中央送来的文件都是用药水书写的，周恩来要求中央秘书处接到苏区送来的文件要首先办，抄好后立即交他看阅。尤其是对朱毛领导的红四军报送的文件，他更加重视。6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朱毛 4 月 5 日的报告，周恩来在发言中谈到中央《二月来信》所讲的问题“有些毛病”， 并再次提出要红四军派一得力干部和中央一起讨论问题。其间，在红四军领导中发生意见分歧，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8 月下旬，红四军领导人之一陈毅来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并一起研究了红四军党内的争论以及毛泽东离开领导岗位的严重情况。中央决定组织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文件于 9 月 28 日定稿， 并由陈毅带回，这便是中央的《九月来信》。此信支持毛泽东恢复领导职务。周恩来在陈毅临行时又嘱咐：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 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九月来信》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一论断与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是一致的。陈毅回到红四军后，按中央来信的要求，恢复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并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统一了思想。

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对上述朱毛与周恩来、中央的联系和交往，对井冈山和红四军的发展，尤其是对毛泽东的见解是知情和了解的。事过几十年后，邓小平曾回忆说：“我刚到红七军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一点军事也不懂。还是我在上海当中央秘书长的时候，陈毅来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才知道了好多情况。这也是一种学习呀！”他还对陈毅的女儿说过： “我从你爸爸那里听了不少东西，后来搬到红七军去用！”毛泽东和红四军在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实践，对邓小平随后领导百色起义和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29 年夏，刚刚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的李明瑞、俞作柏酝酿反蒋，并表示愿与中共合作，希望中共能派干部去广西。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得知这一信息后，立即进行了研究，决定利用这一机会派一批干部进广西，到俞、李政府

和部队中工作，为建立党掌握的武装力量作准备。派谁去领导呢？军事部长周恩来推荐二十五岁的邓小平担此重任，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

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是一位重儿女情，更重救国志的共产党人。那时，他刚结婚才一年多，而且妻子锡瑗已怀孕在身，但为了革命事业，邓小平毅然与妻子相别而赴广西。

邓小平于 1929 年 9 月到达南宁后，化名邓斌，同俞作柏、李明瑞接洽， 开展统战工作。此时，邓的身份是中共中央代表。中央还选派了陈豪人、张云逸、龚饮冰、龚鹤村等到广西协助小平工作。与此同时，中央和广东省委又陆续派了四十多名干部到达南宁，在小平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10 月，俞、李公开反蒋失败，邓小平、张云逸把中共已经掌握的三支武装部队拉出南宁，转移到左、右江地区，准备武装起义。月底，邓小平被任命力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委作出决定，12 月 11 日发起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邓小平任红七军政委和前委书记，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一生中多次担任人民武装部队政委，而这是第一次。邓小平后来曾说：“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54 页）

一切部署妥善之后，邓小平接中央指示，命他回上海报告工作。12 月初， 邓小平在赴上海途中，和李明瑞相遇，他们又回百色研究和部署了龙州起义和建立红八军事宜。百色起义按既定计划如期胜利举行。

1930 年 1 月，邓小平到达上海后，向中央报告了工作。中央军委和周恩来肯定了邓小平的工作，并对红七军、红八军以及左右江根据地的发展作了指示。

此时，邓小平的妻子张锡瑗却不幸死于难产，女儿也未能保住。十分悲痛的邓小平，却没有时间安葬亲人，因为百色起义刚刚建立的红色政权还未巩固，龙州起义正在加紧准备中，事事都等待着党代表邓小平的指导。二十六岁的邓小平把失去妻女的悲痛深深埋在心底，拜托同志们料理后事，便匆匆赶回广西。

2 月 7 日，邓小平回到广西龙州。这里，红八军和左江苏维埃政府刚刚于几天前建立，邓小平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俞作豫任军长。李明瑞在邓小平的帮助下，思想觉悟提高很快，此时已被发展为中共党员，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后来，红八军在敌人优势力量的进攻下遭受较大损失，退入右江与红七军合并。在邓小平等的领导下，右江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党发动人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各级革命政权，使红军发展到七千余人，红色区域扩及二十多个县，拥有一百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党领导的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对全国各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均有所了解的邓小平，在领导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借鉴了其他根据地尤其是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中央根据地的成功经验。百色起义刚刚打响之后， 即 1929 年 12 月中旬，邓小平在香港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会上所作的“补充报告”中，提出百色、龙州起义后“发展的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联系以推向湘粤边发展，以造成与朱、毛、彭、黄会合的前途。”红七军公布的《目前实施政纲》中也明确提出“扩大红军割据，迅速与朱毛汇合”的口号。邓小平在 1930 年 1 月赴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时，又

讲到了“造成与朱毛汇合的前途”。中央军委和周恩来肯定了邓小平的“与朱毛红军相呼应而达到会合”的意见。中共中央 3 月 2 日正式下达《给中共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的指示》，指出红七军在编制上“能利用朱毛红军的经验，这是对的。”并再次肯定了“与朱毛红军汇合”的发展方向。（毛毛：

《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 224、225、226 页） 红七军的老战士莫文华将军曾回忆说：

1929 年 12 月，我党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雷经天、韦拔群领导的百色武装起义胜利实现，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起义的政治纲领中提出‘迅速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会合’，并把它作为具体行动口号之一。⋯⋯这也是我在以后的革命征途中逐步认识和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观点的起点。（《中共党史资料》第 41 期）

远离井冈山的广西左右江地区的人民，正是在火热的革命斗争年代，知道了毛泽东和朱德这两个伟大的名字；并把自己的斗争以与朱毛相会合作为方向。

当时在湘赣苏区的王震将军曾回忆说：

在俞作柏反蒋失败后，邓小平同志坚决走“朱毛”井冈山的道路， 发展革命武装，果断地实现了党的中心工作由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 到韦拨群等同志领导的衣运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 1929 年 12 月 11 日和 1930 年 2 月 1 日，胜利地举行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中国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创建了全国瞩目的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当时，我们在湘赣苏区听到这一胜利的消息都很振奋。红七军和红八军建立后，小平同志担任了两军总政委和前委的领导工作，由此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我认为这两次起义有其独有的特点，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丰富的经验。（《我眼中的邓小平》第 14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出版）

可以说，邓小平领导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一次伟大实践。

同时，如王震所说，邓小平领导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也有自己的特点，并非完全照搬其他根据地的经验。例如，起义是在党与主政的国民党人俞、李建立密切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发动的；起义既不是单纯的军事哗变， 也不是匆忙之举，而是党所掌握的一部分正规军成功地和当地农民武装相结合，有准备、有组织、有计划的一次工农兵联合起义；根据地位于少数民族聚居区，表现出明显的民族特点，红七军中壮族同胞占了一半；根据地地处边境线，与法殖民地越南毗邻，面临直接的反法帝国主义的斗争等。

1930 年 10 月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组成苏区中央局；由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彭德怀、贺龙、黄公略、叶剑英、邓中夏、曾中生、邓小平、刘伯承、周恩来、浑代英、李富春等组成苏区军委。（《毛泽东年谱》上卷第 319 页）自“八七” 会议之后，毛、邓虽然没有再见面，但他们同是苏区军委委员，党的农村武装斗争事业使他们成为同一领导机构的成员。

毛泽东和邓小平等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共产党人，以自己的实践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了探索，并对当时统治党的“城市中心论”进行了有力的冲击。“城市中心论”者认为，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应照搬苏俄的做法，首先在中心大城市取得武装暴动的胜利，再从城市向农村发展，他们主张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尤其是要放在大城市。而毛泽东则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与“城市中心论”不同的见解，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这一理论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个基本国情出发，论证了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毛泽东在后来的斗争实践和理论探索中， 逐步完善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体系。他指出，在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无民主，外无民族独立，无产阶级只能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战争。而革命的中心内容是土地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强大的敌人占据着中心城市，广大农村则是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因此，无产阶级要革命要胜利，就必须首先占领农村，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巩固的根据地，在这里积蓄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而“城市中心论”是脱离中国国情的。毛泽东还论述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指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不仅必须走而且也完全可以走得通。

但是，毛泽东当时还不是中央主要成员，他的意见自然也谈不到在中央占什么地位，甚至还受到排挤和打击。1930 年 6 月，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中央，制定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命令朱毛进攻南昌，命令彭德怀进攻长沙，贺龙配合夺取武汉，方志敏进攻九江，邓小平攻打柳州、桂林后再夺取广州。对这一冒险计划，毛泽东、邓小平等虽进行了抵制，但还是不得不在组织上服从。上述计划除红三军团趁国民党内部矛盾加剧之机攻占了长沙十天后又被迫退山外，均遭失败。9 月 2 日，中央命朱毛再攻长沙失利，被迫撤回江西根据地。11 月 10 日，在中央的命令厂，邓小平率红七军七千多人离开根据地北上，准备攻打柳州等大城市。但红七军一离开根据地，就立即陷入被动。部队连连受挫，至 1930 年底，人员已损伤近半。1931 年 1 月初，邓小平于行军途中在桂北全州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部队开往湘粤边界，到江西与朱毛汇合。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整个红军减员达三万余人，部分农村根据地因此而丧失。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路线，从反面也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和路线的正确。毛泽东在其后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对这一理论进步作了系统的总结。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进行探索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成果。毛泽东在这一探索中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同时它又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以自己的革命实践参与了这一伟大理论的创造。

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对马列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一个重要革命根据地领导人的邓小平，在他一开始独立地担负一个地区领导重任的时候，便与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路线联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