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东称赞邓小平“无论是政治，还 是军事，论文论武都是一把好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但是，新生的共和国存在着很多困难，面临着很多严峻的考验。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人民解放战争虽然已获得基本胜利，但还没有结束。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蒋介石正积极筹划在大西南聚积力量，伺机反攻。因此，必须迅速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粉碎敌人的复辟梦想。

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就考虑由谁率军挺进大西南、谁进驻上海的问题。陈毅出于对刘邓的敬重，提出让刘邓进驻上海，因为刘邓跃进大别山消耗太大，而应由他率部进军大西南。刘伯承和邓小平则表示，他们对西南更熟悉，陈毅率华东野战军留驻华东更为有利。后来，毛泽东和党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把进军大西南的任务交给刘邓。

解放大军渡江以后，5 月 23 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出预先号令，指示刘邓统率第二野战军主力作好进军西南的准备，尔后在贺龙指挥的第一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共同完成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的任务。6 月 17 日，中央军委又指示刘邓：二野西进时机似以 9 月较为适宜。7 月 16 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此后，邓小平和刘伯承率二野便开始进行准备工作，争取尽快西进。7 月中旬，邓小平在南京主持召开第二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就进军西南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了研究和部署。决定二野主力从川东和黔东方向突破，对敌进行迂回包围，依次攻击贵阳、叙府、泸州、乐山、邛崃、大邑等地，拉开进军西南的战局。基于这种分析，刘邓于 8 月 19 日下达了《向川黔进军作战基本命令》。随后，邓小平就进军大西南的准备情况向毛主席做了报告。作为党的书记和军队的政委，邓小平在报告中如实反映了部队的政治思想情况，批判了过江后某些指战员产生的骄傲自满、叫苦、忽视纪律等不良倾向。9 月 3 日至 4 日二野前委在南京召开的直属部队党代会上，邓小平又针对部队在思想政治方面存在的倾向问题作了讲话，进一步为进军大西南作好思想方面的准备。他强调，要勇于开展批评，不能把批评与保护积极性对立起来，不能保护违背人民利益的“积极性”。他说：

我以为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执行毛泽东思想认真执行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积极性。具有这种积极性就会把工作做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损害这样的积极性要犯错误，官僚主义者就要妨碍这种积极性。⋯⋯ 离开了毛泽东思想，违反党的政策方针的“积极性”，就不应该表扬。

（《邓小平二十八年间》第 192、193 页，中国卓越出版公司 1989 年版）

在军事、政治、后勤各方面准备就绪之后，10 月 20 日第二野战军领导机关由南京出发，指挥所属各部队开始向大西南进发；刘邓首长在北京参加了国庆大典，并与毛泽东、中央军委再次研究了作战部署之后，21 日乘火车抵徐州和领导机关会合，一起西进。23 日，到达郑州，刘邓下达《川黔作战命令》。（据《邓小平二十八年间》）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南也加紧了抵抗的部署。蒋介石于 8 月飞抵重庆，一下飞机就发表谈话，扬言“今日之重庆要成为反共产主义之中心”。蒋介石企图依靠残存在西南的四十五万正规军队与地方杂牌军，依托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凭借川滇黔边的险峻地势，与人民解放军持久作战。如固守不成，则保存实力退向康、滇或逃窜国外。蒋介石部署了一条以四川为防御重点，西迄岷山，经秦岭、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南至五岭山脉西部的“西南防线”，以阻止解放军由陕入川解放大西南。敌人认为我军从川北方向入川可能性最大，而川东地势险要，大兵团行动困难，解放军难以由此进川。

“可是，毛泽东和刘伯承、邓小平的战略出乎蒋介石的预料，我军的计划是以二野为主力采用大迂回大包围的战术，从湘黔边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位于川北的敌胡宗南集团和川、康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以位于陇海路西段的我第十八兵团等部，首先抑留胡宗南于秦岭川北地区，待二野主力入川切断敌退路后，再迅速入川，协同聚歼川境之敌。

按此计划，我军于 11 月 1 日发起川黔战役，突破敌军防线，于 11 月 15 日一举攻克贵阳，15 日解放彭水，直通乌江东岸。至 28 日已形成对重庆的包围之势，并挺进川南切断敌军南逃的后路。与此同时，我军还加强政治攻势。邓小平和刘怕承根据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所提出的“约法八条”，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了“四项忠告”：一、国民党军队应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二、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作等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财产、用具、档案，听候接收， 无论其属高级、中级或下级职员，本军均一本宽大政策，分别录用或适当安置，其在接收中有功者，并给予适当奖励，破坏者受罚；三、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四、乡保人员，应即在解放军指示下，维护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有功者奖，有罪者罚。这四项忠告发挥了巨大的政治威力和感召力，国民党军政机关处于瓦解状态。

1. 月 27

   日，毛泽东电告刘邓，蒋介石已令胡宗南将其第三军用汽车运送重庆，希望二野注意吸引更多敌人于重庆，再聚而歼之。刘邓研究后回电毛泽东，提出不宜迟缓过久攻打重庆的建议。毛泽东当即回电同意。30 日， 刘邓命令发起重庆战役，这个西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当日获得解放。蒋介石于进攻前几小时从重庆飞逃至成都。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 12 月 2 日召开第四次会议，通过决议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邓小平为副主席。此时，邓小平除已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外，还担任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是贺龙。

重庆解放以后，刘邓又发出“继续西进”的指示，大军向成都方向进发。在此形势下，12 月 9 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在雅安联名通电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宣布和平解放，蒋介石部署在成都的嫡系胡宗南集团军，

己成为瓮中之鳖。成都周围国民党军纷纷响应解放军“约法八章”和刘邓提出的“四项忠告”，就地宣布起义。12 月 11 日，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在军长郭汝瑰率领下在宜宾宣布起义，随后还有董宗瑜率十六兵团在广汉地区、王伯勋率十九兵团在黔西普安地区、罗广文和陈克非率十五兵团和二十六兵团在彭县地区、裴昌会率十七兵团在德阳地区、李振率十八兵团在简阳地区等， 争先恐后宣布起义。坐镇成都指挥的蒋介石得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以及宜宾的郭汝瑰起义的消息后，“气得捶胸顿足”，也无可奈何。他见大势已去，遂于 12 月 13 日深夜在铁甲车的护卫下，狼狈从新津机场登机飞逃台湾。12 月 27 日，成都宣告解放。

毛泽东曾说过，他一生干了两件事，其中的一件就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岛上去了，1949 年 5 月当邓小平等指挥渡江大军即将解放上海时，蒋介石逃离上海飞抵马公岛，再转飞到了台湾。8 月 24 日， 蒋介石又飞往重庆组织反革命力量对付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当邓小平等指挥的部队向重庆发起攻击时，他一面对其部下训导“不成功则成仁”，一面则于 11 月 29 日深夜逃离重庆飞至成都。在成都他总共呆了十四天，在刘邓大部队围上来的时候，他一大连续三次下令让胡宗南死守成都，自己却于当日飞逃到了台湾，蒋介石心里清楚，这是他在大陆的最后一天了。当飞机在台湾着陆时，他和他的儿子蒋经国竟唱了几句他们的《国歌》，颇具悲壮之味道。果然，一直到他 1975 年在台湾病死，再也没有回过大陆。邓小平曾说过， “蒋介石到哪里，哪里就打败仗。”而邓小平及其指挥的这支解放军部队， 也似乎粘上了老蒋，老蒋跑到哪儿，邓小平的部队就撵到哪儿，一直把他撵出了大陆。

成都的解放标志着进军大西南战役的胜利结束，共歼蒋军正规军和地方部队九十余万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在大陆上最后的挣扎。

1950 年，邓小平为书记的西南同依据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部署，制定了“九十万、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的规划和任务。邓小平解释说，这就是安置、教育和改造起义、投诚、俘虏的九十万国民党官兵，剿灭九十万土匪，发动六千万西南地区的人民搞土改闹翻身，提高六十万干部、战士的素质，以担当起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务。通过努力，这四项任务都得到了较好的完成。

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的书记和西南军区的政治委员，邓小平在协助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在解决西藏问题上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毛泽东当初曾考虑“经营西藏问题”由西北局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但成都战役后，1950 年 1 月 2 日， 毛泽东在苏联访问中致电中央和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诸同志，称：“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负担。”毛泽东还说， “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毛泽东又说，“西南刚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毛泽东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邓小平接毛泽东电示后，连续召开西南局常委扩大会议，完全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并加紧了筹备工作。1 月 7 日.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拟抽调第十八军，在军长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的率领下担任进藏任务， 并报告了具体部署。毛泽东在莫斯科得此报告，非常欣慰，于 10 日回电中央

及邓小平等人：“完全同意刘邓 1 月 7 日电之进军西藏计划。”2 月 15 日西

南局和军区颁发《进军西藏的政治动员令》，号召进藏指战员努力奋斗，“把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插到喜马拉雅山和雅鲁藏布江”，“完成统一祖国的事业”。

2 月 25 日，刘少奇代表中央电示西南局，“我国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 并提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指示西南局和西北局认真研究西藏情况，物色适当入选去拉萨做争取工作，同时要求西南和西北两局草拟与西藏当局谈判的条件和政策。邓小平立即组织得力人员，研究和草拟了四条方针政策，作为和谈的基础，于 5 月 11 日报告中央。与此同时，西北局也向中央转报了中共青海省委提出的六条政策。一周之后，中央复电两局，认为西南局所提的四条较好，但还应补充，使之更完整。按中央的指示，邓小平又亲自起草了如下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政策”：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

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子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四、实行宗数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六、发展西藏民族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活动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

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二十八年间·三编》第 31 页）

邓小平提出的这十条，报中央后，立即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它既是和西藏当局进行和谈的基础条件，又是进藏解放军开展争取工作的依据和遵守的准则。它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

是年 10 月 7 日，第十八军经过充分准备，开始向西藏进军。10 月 24 日， 取得昌都战役的胜利，歼敌五千七百余人，解放了昌都，打开了解放军进藏的大门。与此同时，还加紧了争取西藏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的工作，并取得了重大进展。1951 年 5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定》。协定以邓小平草拟的十条为基础，规定了十七条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5 月 25 日，毛泽东主席发布进军西藏的训令；至10 月 26 日，解放军进驻拉萨，胜利完成了进军西藏的任务。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还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50 年 6 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赴京参加了会议。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就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三个条件——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全会以后，邓小平以毛泽东指明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指导西南各省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与毛泽东的配合十分默契。毛泽东经常批转邓小平和西南地区的报告、经验，以推动全国的工作。1950 年 11 月 7 日，邓小平向毛泽东井中央综合报告西南地区关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武装建设以及镇压反革命斗争的情况和作法， 毛泽东于 15 日电复邓小平，指出“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请即按此施行”，

并批转其他各中央局“采纳之”。1951 年 1 月 8 日，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了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的情况，提出在上地改革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要加强城市工作的研究，克服“看不起工人的思想”，“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很重视邓小平的这个意见，在回电中明确肯定“方针正确，成绩很大，甚慰”，批转其他中央局参考。5 月 16 日，毛泽东对邓小平

《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综合报告》加了五条共一千余言的批示，向全国转发。他指出：“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发给你们研究。”当邓小平报告中写到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打了一场新的“淮海战役”，进行了土地改革的斗争，都取得了重大胜利的时候，毛泽东批示道：“所有这些都很好，都值得庆贺，一切尚未做到这一步的地方，都应这样做。”当邓小平写到有些地方的干部忽视农业生产，“忽视争取今年丰收的中心任务” 时，毛泽东又批示道：“此事我也很忧虑，务请你们密切指导，争取丰收。” 从这一时期毛泽东与邓小平来往的大批电文、报告等文献可以看出：他们一个在中央指挥全局，一个在基层开拓前进；毛泽东经常以小平点上的经验推动全局，邓小平则按毛泽东的全局指导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毛邓的契合达到了“同喜共忧”的境界。

邓小平在西南取得的各项重大成就中，修建成渝铁路的成功，可谓闻名全国。四川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美称。但是周围山险水急，道路崎岖，唐代大诗人李白对四川的道路交通曾作如是描绘和感叹：

噫吁◻，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尧，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因此，四川人民世世代代都盼望着修路，以改变“蜀道难”的状况，清朝末年，四川人民含辛茹苦，勉力集股，不惜“田亩加赋”，集资修建川汉铁路。但是，清政府 1911 年宣布将民办的川汉铁路修建权收归“国有”，出卖给帝国主义，从而扼杀了四川人民的修路计划。由此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人民成立了“保路同志会”，掀起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热潮。在斗争中，许多志士仁人牺牲，四川人民付出了血的代价。后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等在荣县等地宣布独立，“保路运动”发展成为同清王朝的武装斗争，成为辛亥革命和武昌起义的前奏。四川人民为纪念这场斗争的捐躯者， 在成都人民公园修建了“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中共一批四川籍的老革命家，如吴玉章、朱德、刘伯承等都曾受到过“保路斗争”的影响。当时七

岁的邓小平，也记得他在四川广安县协兴场的北山小学读书时，四川父老保路斗争的热烈情景。1921 年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参加反对北洋政府向法国出卖修路权的“拒款斗争”，也与“保路”有联系。可是，正如亲历辛亥革命的刘伯承所说，“四川人民为了一条铁路发动了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没有成功，而铁路连影于也见不到。”国民党政府 1936 年就成立了“成渝铁路工程局”，但修了十四年没铺上一根枕木、一条钢轨。

深知民情、善解民意的共产党人邓小平，早在毛泽东、党中央决定由他和刘伯承率部进军大西南的时候，就下定决心并开始积极筹划为四川人民办好修建成渝铁路这件实事。上海解放不久，即 1949 年 6 月，邓小平在上海市长陈毅家里，和陈毅的堂兄、技术专家陈修和就修建成渝铁路问题进行过多次交谈，并请他帮助物色一批工程技术人才。不久，陈修和就推荐了几十位技术人员。当 9 月间邓小平和陈修和共同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邓小平对陈兴奋他说：“你邀请来的几十位技术人员，全部报到。我们还组织他们学习了政策。这些留法留德的同志，跟我们有共同语言：爱国！我们决心把成渝铁路很快修起来！”

1950 年，当大西南的局面稳定之后，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进行多次研究，决定从实现四川人民自“保路斗争”以来四十年的愿望，即从修建成渝铁路着手，带动经济恢复和百业的发展。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作出决策后，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报告，很快就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推。

5 月 15 日，修建成渝铁路破土开工。邓小平在开工典礼上发表了具有号召力的讲话，他说：“我们进军西南就下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并从建设人民的交通事业开始做起。”他要求参加这一工程的解放军指战员、工程技术人员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扎实工作，又快又好地完成任务。在毛泽东和党中央、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在邓小平和西南党政机关的领导下， 修路大军经过两年的奋战，终于在 1952 年 6 月 13 日把路轨从重庆铺到了成

都。是年 7 月 1 日，即在建党三十一周年之际，成渝铁路全线通车。这是四川省内的第一条铁路，也是建国后在丘陵地区完成得最快最省的一条铁路。它用事实说明了新社会比旧社会优越。国民党元老、此时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熊克武说：“这是腐朽无能的反动政府与人民政府在实际行动上最明显最尖锐的对照！”人民群众中有人写了这样一副对联：

人民坐江山，黄河也有澄清日。铁路连川陕，从今蜀道不再难。

在通车典礼上，毛泽东从北京送来了祝贺锦旗，上绣着毛主席的亲笔贺词：“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邓小平也写下了质朴的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

邓小平在西南的工作，相对中央来说它是基层，相对西南各省、地、县来说它又具有全局性。这里有上亿多的人口，既是内地又是边陲，工作性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少数民族、统战乃至外交各个方面，既有工业亦有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方面面都需要统筹考虑。从 1949 年冬到

1952 年夏这两年多在大西南的工作，对邓小平无疑是一个极可宝贵的锻炼和显示才华的机会。他在这里领导党务、剿匪、土改、镇反、发展生产、处理民族关系以及在农民教育、文化宣传、培养人才等方面所取得的政绩，闻名党内党外、军内军外，也深得毛泽东的欣赏和赞扬。

1951 年民主人士梁漱溟等在四川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回京后，9 月 3 日毛泽东与梁漱溟在中南海进行了深入的谈话。梁漱溟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收获，并谈到他对四川工作和邓小平的印象。他说：“解放不到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 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的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下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如解决袍哥问题，这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 这桩事办得稳妥。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十分清楚。邓小平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毛泽东深知梁漱溟是一位不随俗、不趋时、不媚上甚至很孤傲的人，难得听到他称赞别人。而年轻的邓小平却得到了这位民主人士的赞扬，毛泽东显得尤为兴奋，他笑出了声，大声地赞同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第 18 页，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1952 年 7 月，在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开始之际，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调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在北京，有更为艰巨、更为重要的领导担子，等待着四十八岁的邓小平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