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集团自取灭亡之后，毛泽东开始有意让 邓小平出来工作，在周 恩来支持下，邓小平复出与毛泽东再次合作。

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叛国摔死在温都尔汗沙漠，其阴谋集团也随之灭亡。

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在江西已经注意到了林彪没有出席是年 10 月 1 日前后的各种国庆活动。11 月 5 日，被隔离的邓小平夫妇突然被通知，去工厂和工人群众一起听取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问题的文件。这是自“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被打倒以来第一次享受听传达文件的“政治待遇”。当邓小平正式得知林彪自取灭亡的消息之后，内心十分激动，但并未喜形于色。在听取传达和讨论的几个小时中，他正襟危坐，一言不发。这位政治家在思索。回到小楼后，因监视人员在场，邓小平夫妇也没有向焦急等待的家人说什么， 只是母亲卓琳把女儿毛毛拉到厨房，用手指在她手心写了“林彪死了”四个字。当监视人员离开后，全家吃饭时，卓琳才给家人详述了文件的内容，大家都很兴奋。但邓小平还是没有说话。夫人卓琳知道丈夫是性格内向、沉稳寡言的人，在几十年的政治风云中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性格。她知道丈夫高兴，就预备了一小杯酒，给儿子朴方也斟上了一杯。父子俩仰脖一饮而尽，邓小平终于说了一句活：“林彪不亡，天理难容！”

此后，一连几天，邓小平还是少言寡语。他在紧张而激烈地思考。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历史已经遇到了一个新的转机；而在这个转折中，无疑对自己的政治命运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于是，他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并向中央报告了自己的情况，希望能够为党工作。饱尝“林彪苦果”的毛泽东，为邓小平诚恳的信所感动，当即把邓小平的信批转全党，开始准备起用这位难得的人才。

1972 年 1 月 10 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决定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在“文化

大革命”中深受林彪、江青一伙迫害的陈毅，是 1 月 6 日在北京逝世的。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引起党内外极大的关注。

毛泽东在同陈毅夫人张茜谈话时，高度评价了陈毅的一生，同时还看似无意实有意地同张茜说起“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说明毛泽东准备起用邓小平，先给大家“下些毛毛雨”。在场的周恩来心领神会，暗示陈毅的家属们把毛泽东的话传出去，以利于邓小平的问题早日解决。

五一节前，毛毛送哥哥邓朴方回北京治病期间，“胡子叔叔”王震将军会见了她。王震详细询问了她全家的情况，并让毛毛回江西转告父亲，毛主席对他是有区别的，说自己已向主席及中央上书，让小平出来工作。

8 月 3 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信中，邓小平检讨了过去， 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也解释了一些问题。邓小平再次表示自己身体还好，愿意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做些工作。此信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很快转给了毛泽东，8 月 14 日。毛泽东作了如下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周恩来总理早就主张解放邓小平，并一直力所能及地保护着他。前不久， 周恩来检查身体已发现患了癌症，他是多么希望尽快起用这位精力充沛、才能非凡的治国能人，助自己一臂之力，井接他的班。周恩来接过毛泽东的批件，犹如接过一柄“上方宝剑”，立即具体实施解放邓小平的工作。他先是迅速通知江西党政领导宣布解除对邓小平的监护和劳动改造，改善生活条件；后又把邓小平的老秘书王瑞林派到邓的身边，照顾和协助他的工作与生活。年底，邓小平在江西井冈山和景德镇进行了参观、调查。

但是，毛主席 8 月 14 日的批示已过了四个月，邓小平的回京工作问题还没有解决。阻力何在呢？在“四人帮”集团。

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力图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极端作法，批判极左，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一大批老干部获得解放或者改善了处境。毛泽东对邓小平信件的重要批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争得的。1972 年 10 月，

《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几次讲话的精神，发表了一整版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立即授意《文汇报》槁了一期《内参》上送，说《人民日报》发表批极左的文章是错误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11 月，外交部和中联部提出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其中提出以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为中心内容。这个正确意见，当即得到周恩来批示同意。可是，遭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攻击和反对。张春桥说：“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则直截了当地说：“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毛泽东从他晚年“左”倾错误论点出发。在这场争论中又站在了江青集团一边。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反革命集团是极右，不是极左。这样就否定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给江青一伙壮了胆。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起伏，解放邓小平的问题也由热而凉了下来。虽然有了“最高指示”。却迟迟不见下文。毛泽东也似乎淡漠了这件事。周恩来虽处于困境之中，但仍没忘邓小平复出之事。12 月18 日，周恩来提笔致书纪登奎、汪东兴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 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同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况。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周恩来1972.12.18

由此信可知，在 12 月 17 日毛泽东“面示”周恩来时，并没有谈及邓小平一事，可是周在信中却貌似顺便实则有心地把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不仅再次提出，并且进一步落实下来。

周恩来用心良苦，终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打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1973 年 2 月，中央通知邓小平回京。2 月 20 日，经过三年零四个月的放

逐生活，邓小平乘火车由赣回京，去迎接与毛泽东的再一次伟大而困难的合作。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告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安排好邓小平回京后的住所；并要汪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

自 2 月下旬至 3 月初，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

议，专题讨论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尽管斗争激烈，政治局最终还是在 3 月 10 日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在当时“左”的指导思想还很严重的情况下，这一《决定》没有也不可能对邓进行平反，而只能以对犯错误干部落实政策的名义作出。但是，这一《决定》的重要意义在于，邓小平这位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终于又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它在事实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否定。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作出邓小平复职决定的当天，就向毛主席、政治局请假，请求“病休”两周。他的癌病加重了，只是在邓小平的复职一事终成事实的时候，他才稍微舒心而决定休息一下。

1. 月 28 日，周恩来身体稍有康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阔别几年的老战友邓小平。第二天，周恩来又约请邓小平去毛主席住处开会。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伟人再次热烈握手。随后，中央政治局决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党史文汇》1992 年第 12 期文《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重新起用》） 4 月初，周思来、邓颖超夫妇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卓琳夫妇长谈，并共进晚餐。

2. 月 12 日，邓小平作为副总理陪同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西哈努克亲王。邓小平的出现，立即为外国记者所关注，称“这次宴会上不是西哈努克而是邓小平成了无冕之王。”邓小平复出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3. 月下旬，邓小平出席由周恩来主持的为筹备党的十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向与会者说：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在 8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0 月 19 日，邓小平在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夫人到桂林参观访问之后，专程到韶山参观了毛主席的故居。那天，他是乘坐一辆灰色吉姆车从长沙驶到韶山的，1959 年毛泽东回韶山时乘坐的就是这种车。当时，邓刚复职不久，接待工作是按所谓“不冷不热”的方针进行的。但是，邓小平并不理会这些。他一下车就与迎候人员一一握手，说：“这个地方我很早就想来。1965 年想来，工作忙，没来成；1966 年又想来，后来就来不成了。”在毛主席故居，邓小平看得很认真，很仔细。他一生都把毛主席看成是自己的长者

和战友，他久久地凝视着每一件文物，思考着毛泽东的历程。在毛泽东诞生的那张木床前，他露出了温馨的微笑。他后来曾多次讲过：“没有毛主席， 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邓小平步入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罩的卧室，他凝视墙上悬挂的烈士遗照，陷入沉思。他很熟悉这位身材魁梧、嗓门洪亮的英俊青年。在中央苏区， 他们曾是共患难的战友，“邓，毛，谢、古”中的第一号是邓小平，被称为“毛派头子”；第二位便是这位英俊青年毛泽覃。他 1918 年随大哥毛泽东在长沙读书，1923 年毛泽东派他到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同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委书记，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后又到井冈山跟随毛泽东转战赣南闽西。在中央苏区，他担任过区委书记、特委书记、县委书记和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等职。30 年代，他和邓小平等一起反对“左”倾路线，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934 年红军长征时， 毛泽覃受“左”倾路线排挤被留下来。1935 年 4 月 25 日在战场上英勇牺牲， 年仅二十九岁。邓小平久久地看着这位比他小一岁的战友，仿佛感到烈士那双眼睛里流露着悲愤与不平。邓小平只对大家说了一句话：“毛泽覃是个好同志！”他的语气悲切之极，令人荡气回肠。

在毛泽东大弟弟毛泽民的卧室里，邓小平透过昏暗的光线，仔细打量着毛泽民的照片，说：我认识毛泽民，还认识他的妻子钱希均。在江西苏区的时候，毛泽民担任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他是 1943 年在新疆牺牲的。

毛洋东，一家在革命战争中一共牺牲了六位亲人，可谓满门忠烈。邓小平怀着敬意在毛泽东故居前照像留念。

随后邓小平步行到毛泽东陈列馆参观。那时陈列馆受“左”倾影响，没有如实反映毛泽东与邓小平合作的业绩。参观后，工作人员清小平指示。邓很坦荡地回答：“你们陈列的是历史，符合历史就行。我没有指示。”在吃午饭时，邓小平起身举杯说：“来，让我们为我们党，为毛主席干杯！”韶山之行，更加深了他对毛泽东和毛泽东一家的了解，并了却了他多年的夙愿。1981 年韶山管理局请小平为毛泽东旧居和陈列馆题写匾额。邓小平几易其稿，题写了“毛泽东同志故居”和“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他对原来使用的“旧居”和“陈列馆”作了改正，使之名副其实。

邓小平从韶山回到北京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就开始酝酿给他加重担子，让他负责更为重要的工作。

此事是由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向毛泽东建议的。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里，叶剑英和邓小平相知甚深。在邓小平刚从江西回到北京时，叶剑英就亲去邓的住处看望，帮助解决生活方面的问题。同时， 他还向邓小平介绍了军队的情况，征求邓小平对军委扩大会议筹备工作的意见。为了加强中央军委的领寻，叶帅当而向毛主席建议说：“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采纳了叶帅的建议。（《炎黄春秋》1995 年第 4 期文《“文革”中叶剑英和邓小平的生死交》）

12 月 12 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请小平参加。会上，他提出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意见，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他在会上向大家推荐邓小平，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

毛泽东又指着叶帅说：“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讲话。”

随后，毛主席让叶剑英召集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来京议军。

12 月 15 日，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几个大军区负责人谈话，再次推荐邓小平，他说：

我们现在请来一位参谋长邓小平同志，他呢，有些人怕他，但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的。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转身又对身旁的邓说）你呢，大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花藏针。外面和气点嘛，里面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12 月 22 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八个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在召集这些司令员开会宣布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时，毛泽东指着邓小平第三次向大家推荐说：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当日，病势沉重但心情很好的周思来，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建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1973 年 12 月 22 日

毛泽东在十天里三荐邓小平，用这么多话称赞一位领导同仁，实属罕见。揣摩毛主席这些言语，可以看出他对邓小平确实很器重，很了解，很欣赏邓的才干。至于对邓小平的“缺点”，老人家看的并不一定准确。邓小平心直口快、有啥说啥、表里如一，这应该是优点，而毛泽东则希望他改成“外面和气一点”、“里面是钢铁公司”，即所谓的“柔中有刚，棉花藏针”。顺便说说，许多文章、著作中都是把“柔中有刚”、“棉花藏针”作为邓小平的特点、优点来描述的，笔者认为实际上这是不确切的。毛泽东是希望他这样，要邓小平改成这样，而邓小平并不是这样。他的特点和优点是表里如一， 对违背原则的人和事他外面是“钢铁公司”，里面也是“钢铁公司”；外面是“针”，里面也是“针”。这个特点在他后来同江青的斗争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不到一年的时间，邓小平由被放逐的“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而成为身兼党、政、军要职的领导人，变化何以如此之快、如此之大呢？

原因之一是“文化大革命”已经七年，内乱还绵绵不止，国民经济岌岌可危，毛泽东急需治国能人，协助他果断而迅即地实现安定。

原因之二是年迈多病的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形单力薄，力不从心。由他法定的”副统帅”林彪谋害他未遂和自取灭亡深深刺激了他，江青一伙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周恩来又得了绝症。他是多么急切地需要邓小平的支持啊！

原因之三是毛泽东虽然认为邓小平过去推行过“修正主义路线”，但他对邓小平一直抱有好感并寄以希望。自土地革命战争以来四十余年，他们之间的合作是主流，深感邓小平这样的人才难得。“家贫想贤妻，国难思良将”， 应该尽快把邓小平扶上马了。

因此，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生分若干年之后的再合作，毛泽东是主动的，邓小平更是全力以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