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

1931 年 4 月 24 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

顾顺章，又名顾凤鸣，化名黎明、张华，上海宝山人，少年时入南洋烟草公司当学徒，后当钳工。1925 年五卅运动期间，顾顺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 年，顾顺章被中共中央派到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同年冬回到上海。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局成立后，顾顺章任局长，负责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1927 年 5 月，顾顺章在汉口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以后，顾顺章出席中共八七会议，由于片面强调工人出身，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 年 11 月，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顾顺章任委员。1928 年中共六大后，顾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兼任中央特科第三科（行动科）科长。

由于顾顺章长期负责党中央的保卫工作，掌握许多党的重要机密，了解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中共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也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因此，顾的叛变对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可幸的是，顾叛变的消息，被中共秘密党员钱壮飞获悉。钱壮飞是中共中央特科安插在敌人内部的一把“尖刀”，奉命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收集重要情报，以保护党中央机关的安全。此时，钱壮飞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后扩为中央调查统计局）科长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当他破译出武汉绥靖主任公署拍给徐恩曾的关于顾顺章被捕叛变的绝密电报后，当机立断，派自己的女婿刘札夫，连夜乘特快列车从南京赶赴上海向党中央报告。

中央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得此消息后，异常冷静和沉着，他先找到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陈云商量对策。陈云和周恩来仔细地估量了一切可能发生的问题，然后召集特科的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举行紧急会议。会议决定迅速采取挽救措施，全力粉碎敌人的罪恶企图：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好周密的保卫和转移工作，迅速调换顾顺章能侦察到和熟悉的负责同志的秘书，销毁可能落入敌手的机密文件；把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

迅速转移到安全的地区或调离上海；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置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各部门迅速进行紧急改变。当夜，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等机关全部安全转移，国民党企图一举破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阴谋未能得逞。

虽然因及时得知顾顺章叛变的情况，上海党的机关未受到很大损失，但是由此引起的内部收缩，还是给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几年来克服重重困难，在敌人内部逐渐建立起的特情组织，部分遭到破坏，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特情关系杨登瀛，因为顾顺章的出卖而被捕。许多中央特科的骨干，如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李强等，相继转移离开上海。

此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的处境更加困难，活动范围被迫大大缩小，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会议难以举行。中央工作一度陷于停顿状态。1931 年 6 月 10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对今后特委工作的组织、工作方针、纪律等作了原则规定。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逐步稳定下来。但是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多久，新的打击又接踵而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了。

向忠发被捕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特别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康生（赵容）、陈云、潘汉年、邝惠安等五人主持中央恃科工作，由陈云负总责。从此，陈云离开了战斗近两年的江苏省委，全身心投入了中央特科的领导工作。

中央特科始建于 1927 年 11 月。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机关从武汉陆续搬到上海。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地方大，容易隐蔽。此外，租界情况复杂，不登记户口，因此易找住处，设立机关、搞秘密活动便于掩护。上海的工作基础也很好，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工人群众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党中央机关设在上海的条件比其他任何大城市都要好。但上海的敌情也很复杂。一方面，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横行上海；另一方面，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力量也很强，有军队、警察、宪兵、特务机关等。此外，上海还有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一帮流氓势力，他们既为国民党服务，又为帝国主义服务。面对这样复杂的斗争局面，党中央要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必须建立自己的秘密保卫组织，严惩叛徒，保卫党的首脑机关的安全。1927 年 11 月，周恩来奉命从广东来到上海。周恩来到上海不久，便着手组建了中央机关的保卫机构——中共中央特科。中央特科共分为四个科：

第一科是总务科，负责总务事项。党中央在上海设立各种领导机关，需要有一个专门组织来负责后勤工作。找房子、办家具、建立联络点等，统一由一科办理。

第二科是情报科，负责情报工作。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各种情报，及时掌握敌情，开展对敌人侦探机关的反间谍工作。它的工作是党中央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严密统治的上海能否安全开展工作的前提条件。不及时、准确地了解敌人，就不可能有效地保卫自己。为此，情报科采取了“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办法，成功地把党的情报工作做到了敌人的心脏里，把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这样的优秀共产党员打入了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情报科第一任负责人就是后来威震敌胆的著名红军将领陈赓。

第三科是行动科，直接领导着一支威震敌胆的武装力量——红队，俗称“打狗队”。这只以保卫党中央安全，打击、镇压叛徒奸细为主要任务的“红

色铁拳”，以其神出鬼没的行踪，冷酷无情、及时准确的打击，令上海中外反动派闻风丧胆，使卑鄙的叛徒和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刽子手惶惶不可终日。但红队绝不是单纯搞镇压僧动的武装，一方面，它担负着保卫党中央安全、打击叛徒奸细的双重任务；另一方面，在情报科的支持。配合下，红队可以及时从敌人内部得到叛徒奸细的活动情报和罪证，先敌一步采取行动，防止叛徒奸细对党造成进一步破坏。

第四科是交通科，承担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秘密交通任务。1929 年以后，由于红军的扩大，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原来的交通手段已不能适应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中央迫切需要和各苏区建立无线电通讯联系，于是特科设立了四科，由李强负责。1930 年红军攻打长沙时，无线电通讯工作已初步搞起来了。

陈云担任中央特科负责人期间，除了四个科密切配合，协同行动外，还有两个重要的掩护机构协助工作。一个叫新生印刷所，它既负责秘密印制党内机密文件，又是上海党的一个秘密联络中心。另一个叫裕大南货店，负责党的地下活动经费的收入和支出。曾在这两个党的地下活动机关工作过的李伟基老人回忆说：陈云同志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胆量大，又很机警，对一个人可靠不可靠，有超人的辨别力。因此，由他布置的工作，极少出事。李老回忆了这样几件事：

——有一次，党的负责人决定在新生印刷所召开重要会议。在当时上海险恶的环境下，举行这样一个会议是很不容易的。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保证到会的人的安全，陈云想了个办法。他们在门口贴了张出租房屋的广告，参加会议的人都以看房子为名来到印刷所，等人到齐了，再把广告撕下来。结果会议开得很安全。

——陈云在地下活动中，很注意利用敌人的弱点。一次，一位重要的同志被关进捕房，但身分未暴露。当时，党组织有要紧的工作与他联系。陈云决定亲自去捕房与那位同志接触。特科的其他同志都为他的安全担忧，陈云却胸有成竹。他巧作安排，用钱打通了捕房的关系，顺利地见到了那位同志，完成了任务。事后他对同志们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钱的作用不可小觑，应该善于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只要把钱花得恰当，我们在敌人堡垒里进出是完全可能的。”

——陈云在地下活动中，还很注意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为我所用。裕大南货店开张时，陈云估计到会有一批流氓来讨所谓的“喜钱”（开门钱），如果不打发他们，那么在开张的头三天里，大小流氓就会强赊硬买，买下东西不付钱。于是，他花了 40 元钱，买通了捕房的包打听。结果开张那天，大包打听派了两个小包探，带着手枪在店门口“保护”了两天，使得大小流氓都以为这家老板有“后台”，一个也没敢上门。陈云花了这 40 元钱，不仅使南货店顺利开张，而且对以后开展工作，也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就这样，陈云凭着自己的胆量和智慧，怀着对党、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赤胆忠心，在军警遍布、白色恐怖森严的上海滩，为保卫中共中央和其他党组织的安全，打击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出色地指挥了一次又一次战斗，为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