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使命

红军到达泸定县的当晚，陈云出席了在县城附近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并取道上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红军及遵义会议情况。关于后一点，中央在红军长征出发后不久就有所考虑。

1934 年 10 月，红军开始长征后，蒋介石一面大量调集反动军队围堵红军，一面在白区疯狂破坏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活动阵地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致使长征中的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失去了白区党组织的有力配合。在湘江之战中，中央 100 瓦大功率电台又销毁在湘江，从此完全失去了同中共中央上海局及共产国际的联系。危急之际，中央曾派一名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去上海。但到上海后，他没有找到地下党，被迫返回长征队伍向中央再次告急。

尽管正处于长征的艰难历程之中，中央还是考虑应尽快与白区党组织取得联系。红军二渡赤水之后，张闻天代表党中央通知潘汉年，要他随陈云到白区，主要任务是：在上海附近长期埋伏，恢复党的秘密工作；设法打听上海方面有无国际关系，以恢复党因长征而与共产国际中断了的联系；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情况。张闻天还嘱咐潘汉年先行一步。潘汉年与陈云约定的白区联络地址，是与陈云相识的潘汉年的表妹吕鉴莹的住处。吕的丈夫潘渭年是潘汉年的堂弟，也是中共党员。

潘汉年接受任务后，即从遵义启程赴贵阳，途中改名杨涛，化装成商贩，与邓发为他找的一个广东商贩为伴。到了贵阳，他找到了贵州工委的秦天真，秦派蓝运城（女）同行掩护，约三四月间抵香港。到港后，潘汉年即写信给吕鉴莹，得到潘渭年的回信，知道他们安全，才赴上海。其时，中共中央上海局已在 1934 年 6 月、10 月、1935 年 2 月三次遭到大破坏。1935 年 3 月，

成立了临时中央上海局，以维持白区工作及与各方的联系。而同年 5 月，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又名劳伦斯）又被捕。

① 《陈云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9 页。

抵泸后，潘汉年通过临时中央上海宣传部负责人董维健，找到临时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浦化人。浦化人告诉潘汉年：国际负责代表已不在上海，并认为白色恐怖严重，潘在上海不安全，主张潘暂返香港，等待时机活动。

于是，潘汉年重返香港。在香港，潘汉年获悉共产国际预备在当年下半年于莫斯科召开代表大会，便产生了去莫斯科找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的想法。经梅龚彬介绍，潘汉年会见了陈铭枢、蒋光鼐等人，托他们疏通两广关系以办理出国护照。同时，潘汉年也等待着陈云与他联系。

赴白区工作，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因行前要做一些准备，泸定会议后，陈云并未马上离开，而是随军委纵队继续前进，并在中央决定他去上海到他走前的短暂时间里，撰写了《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一文。

陈云为什么要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下留下这样一篇文章呢？

这还得从中央在会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说起。四渡赤水后，中央认为形势有了转机，于是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于 5 月 12 日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指出战略目标是夺取西昌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创立新苏区。陈云出席了这次会议。

作为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长，陈云感到对在川西创立新苏区，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冕宁时，陈云曾向中共西昌特支成员陈野苹详细了解了西昌和冕宁地下党的情况以及群众工作情况。根据掌握的情况，他对如何把党中央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付诸实施作了深入思考。《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一文，便是他思考的结晶。

文章指出：“党中央正确规定，目前野战军的战略方针是，以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来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同时着重指出，要完成这个任务，除了必须在战略战术上正确指挥红军去争取胜利的战斗以外，还必须有广泛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因此，我们对于发展四川的游击战争的问题，应该提到创造苏区的高度上来。”①

陈云从总结以往苏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出发，着重指出，游击战争必须有广大群众参加而成为群众的游击战争，这是游击战争胜败的关键。

陈云把党的群众工作的一般原则与川西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组织群众斗争的策略方针：首先，要用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具体口号来动员群众。为此，地方党与游击队必须细心了解每一地区群众的不同的最迫切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使党提出的口号成为群众自己的口号，才能使群众充分相信这个口号是他们必需而且可以胜利的，才能动员群众为着这个口号而坚决斗争。其次，要通过扩大党的统一战线和保证统一战线内部党的领导，去掌握群众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在四川群众运动的开始阶段，可能而且必然有一些流氓、富农甚至破产的小地主，以及思想不正的知识分子，或者为着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或者为着投机，混入到革命运动中来，有的还会暂时占据运动的领导地位。因此，统一战线是“在四川发动群众的策略上的中心”①。只要是反对反动统治的斗争，不管是由谁领导的，党都应去主动把它组织成更大范围的斗争，并设法将它掌握于党的领导之下。

另外，要根据群众政治觉悟的程度来选择斗争的组织形式。依据四川群

① 《陈云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2 页。

① 《陈云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3 页。

众运动的经验与群众要求，可以大大地发展抗捐军的组织，而在组织抗捐军时，必须纠正关门主义的错误。

为了使上述策略方针得到实际运用，陈云认为，必须对游击队领导干部加以培养和教育，使他们具有独立工作的各种才能。文章最后指出：“游击队内党支部的建立和健全，领导干部的坚决勇敢，处事以身作则，与战斗员共甘苦，这是使游击队坚强巩固的必要条件。”②

这篇文章虽然是在非常仓促和紧急的情况下写成的，但文中对党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战略部署的思考是深刻和严密的。而且，文章较早地开始了对当时党中央政治路线的思考，批评了以往“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所以，这篇文章是陈云在长征途中继《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以后，留给人们的又一篇珍贵的历史文献。

6 月 7 日，红军占领了四川天全县。在这里，陈云按预定计划，离开长征队伍，赶赴上海。

陈云所担负的使命是绝对保密的，只有少数领导人和核心机要参谋知道。为了严守组织机密，陈云未把自己接受特殊任务的事情向也在长征队伍中的亲人透露。临行前，他把自己随身携带的全部机要文件交付组织处理，把一个蚊帐送给了自己的好友张闻天，同时委托张闻天的爱人刘英大姐把一条毛毯和几件衣服转交给自己的亲人。陈云是一位有着超人自制力，感情极其深沉的人。离别的一切都是在平静之中进行的，但其中却蕴含着对组织、对战友、对亲人极其强烈的责任心和感情。留给亲人的几件物品看似平常，但它可以寄托思念，这里所包含的感情分量是不能用物的价值来衡量的。

有一位名人曾经说过：“每个人在他生活中都经历过不幸和痛苦。有些人在苦难中只想到自己，他就悲观、消极、发出绝望的哀号；有些人在苦难中还想到别人，想到集体，想到祖先和子孙，想到祖国和全人类，他就得到乐观和自信。”陈云正是有着后一种品格的人。他怀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带着对战友们不断取胜的衷心祝福，饱含着对亲人深切的思念，悄悄地离开了长征队伍，踏上了赴上海的征程。

② 同上，第 9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