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汀州的视察

1933 年 6 月，为了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的错误，陈云再次到福建汀州视察。

汀州不仅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被称为“红色小上海”。在巡视中，陈云发现中央苏区的职工会过去虽然领导工人与雇主签订了许多劳动合同，但合同的条文大多是照抄苏维埃政府的《劳动法》和江西、福建两省工会颁发的斗争纲领，没有地方性，没有企业的特殊性，不能适合当时企业的实际情形。所以，许多合同签订后没有执行，有些合同的条文连工人也感觉到难于实行。例如，合同规定木船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店员到星期日可以关门休息，等等，都是不切合工作实际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合同与实际情况脱节的状况呢？经过仔细了解，陈云发现，在签订合同时，工会领导机关没有发动群众积极讨论，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没有正确地认识到合同上的每一条文必须是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工会领导机关常常拿了自己起草的合同条文，交到群众大会上去讨论，就是这样的“讨论”，也常常以举手的方式马马虎虎“通过”。

针对苏区在签订合同中存在的上述问题，陈云决定亲自参与汀州京果业重签合同的全过程，指导企业重新订立劳动合同。

在汀州京果业签订合同之前，陈云先找了两个党员，详细询问了京果业的营业情况、上半年订立的合同的执行情况、工人对五一代表大会①的态度以及企业在目前的情形下订立合同的意见和要求。经过了解，陈云知道了水西渡一仗以后，国民党加紧了对苏区的经济封锁，许多货物因为不能从上杭运来，汀州店铺只好从宁化等地远道买进，或者向上杭来的挑贩购买。由于成本提高、营业减少，有些资本家借口封锁，故意不进货。许多工人也感到原

① 《陈云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 页。

① 五一代表大会，指 1933 年 5 月 1 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国店员手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停止向雇主强迫介绍失业工人等纠正经济斗争中”左”倾错误的决议，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修正的劳动法草案，并且决定成立中国店员手艺工人工会，征调会员参加红军。

先的工资、福利要求过高，企业已不堪重负了。按照企业目前的情形，即使工人不拿工资，替老板无偿地工作，老板仍要亏本。陈云还了解到，四、五、六这三个月是该业生意清淡的时期，加上上杭完全被封锁的特殊情况，更增加了经营的困难。经过这番考察，陈云对京果业和工人情绪有了大概的了解，心里有了底。

随后，陈云连续主持召开了三次党支部会议，旨在以支部为中心去动员群众，加强支部对工人签订合同的领导，并通过群众工作巩固党的组织。

在京果业党支部的第一次会议上，陈云详细说明了五一代表大会关于纠正“左”倾错误的决议及新起草的劳动法草案的几个主要条文，考察了每个党员对五一代表大会决议和劳动法草案了解的程度，诚恳地要求他们把每个细小的疑点都提出来讨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讨论，到会同志的疑问都一一消除了。

在京果业党支部的第二次会议上，陈云仔细听取了党员们关于上半年签订的合同的执行情况的汇报，从中了解到这样一些情况：（一）不少店铺的老板拖欠工人工资，最多的达 400 多元。（二）八小时工作制完全没有实行。

（三）星期日根本没有休息，做工也没有双倍工资。（四）店员每年有两个月的例假，大多数店铺都做到了。（五）合同的其他条款多半是照抄《劳动法》上的条文。陈云引导支部党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一致主张订立一个临时性质的合同，把工资、工作时间、星期日休息、例假、社会保险等问题归纳为六七个主要的条文，分派每个党员到各店去向工人宣传，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在京果业党支部的第三次会议上，陈云又听取了每个党员向京果业各店店员宣传结果的汇报，了解到工人对条文提出两条要求：一是星期日做工应有双倍工资；二是每月 6 元的伙食费不包括在工资内。

根据支部的意见和群众提出的要求，陈云指导拟定了合同的条文，由支部负责到各店召集工人征求意见，然后经过京果业工会、支部全体大会讨论，通过了合同的正式条文，选举了签订合同的五人委员会，领导工人同每家店铺的老板签订合同。由于合同条文切合京果业的实际，为绝大多数雇主所接受，劳动合同顺利签订了。

汀州京果业劳动合同的核心内容，表现在苏区工人最关注的工资、工作时间、星期日休息、例假、社会保险等五个问题上。新的劳动合同在这五个问题上规定的条文，既保护了工人的合法经济利益，又兼顾了雇主的承受能力；合同的条文不是呆板的，而是灵活的，富有弹性，便于操作。新合同深受苏区工人的欢迎。

陈云从汀州回来后，撰写了《怎样订立劳动合同》一文，发表在 7 月 15 日出版的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在该文中，陈云详细地介绍了他到汀州领导工人订立劳动合同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办法。由于汀州京果业的劳动合同符合实际情况，受到劳资双方的欢迎和认可，因而很快成为中央苏区私营企业劳动合同的范例和样本，被苏区各行业普遍仿效、推广。这种劳动合同的推行，对于改善苏区企业的经营管理，促进根据地工商企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