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

湘江战役后，部队继续向西北移动，进入了越城岭山区。越城岭当地称之为老山界，是南岭山脉的一部分。南岭山脉从云南东去，沿广西、贵州两省之间延伸与湖南、广东两省交界，入江西、福建。在广西、贵州、湖南边境这一带叫“越城岭”。这一带山峦重叠，树林茂密，东西长 200 多公里，

南北宽 100 多公里，是苗民聚居的山区，所以又叫大苗山。

老山界是很难爬的。这是陈云以往从未见过的高山。他随红五军团抵达老山界的山脚时，已是太阳西下之际。吃过晚饭后，部队开始上山。夜黑天冷风大，队伍走得很慢，加之山路狭窄，大家走几步停一下。连续行军人极疲倦，便常有失足跌入山沟之事发生。夹在行军队伍中的陈云，不停地提醒前后的战士们走路小心。队伍越走越慢，预备的火把也一个个燃尽了，午夜过后，部队只好就地休息。大家不管地面是湿是干，横七竖八地倒地就睡。陈云与大家一样，脚步一停，顿觉困倦无比，也立刻进入了睡乡。

在红军过老山界之际，蒋介石及其参谋团觉察中央红军主力欲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命令“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在湖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近 20 万军队，设了四道防线，并很快布好了一个口袋阵。如果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将钻进敌人布下的口袋。

中央领导内部从过老山界起即就红军行军路线问题发生了争论。12 月 12 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李德坚持红军主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毛泽东从敌军重兵阻拦红军主力北上这一情况出发，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博古和李德仍主张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两项对立意见中，会议以多数通过一项决议，即红军继续西进，至于战略转移的大方向，留待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

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向贵州黎平进发。12 月 15 日，红一军团攻占黎平，随即红军其他部队陆续抵达黎平。黎平县城位于山顶上，周围群山环抱，看不到一块平地。18 日，中央政治局在此举行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这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中央红军去黔北的建议，正式决定放弃原定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这次会议改变了红军前进的方向，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

此时，红五军团仍担负全军行动的后卫任务，陈云因随五军团行动，距离中央和军委有几天的路程，未能参加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会后，应博古之约，陈云与刘伯承在洪州司与博古会面。博古向他们传达了黎平会议的决定，告诉他们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的计划而向黔北进军。陈云得知红军这一战略方向转变的消息，心中甚是欣慰。去湘西显然是自投罗网，而黔北地区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利于红军立足。他对毛泽东的建议极表赞同，因为这一转变将使中央红军避免全军覆灭的危险。后来，他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赤军由湘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赤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

队中都穿上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①

在黎平，中革军委为执行党中央新的战略方针，于当日决定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撤销红八军团，原红八军团部队并入红五军团；军委第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陈云担任政治委员。12 月 21 日，陈云与刘伯承根据中央的命令，离开了红五军团，加入军委纵队行动，这无疑加强了中央的集体领导。

1934 年底，军委纵队经过瓮安县的老坟嘴到达猴场（今草塘）。这时， “左”倾领导者又提出两个主张：一是主张不过乌江，二是回过头来与二、六军团会合。为了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央又于 1935

年 1 月 1 日，在猴场举行政治局会议。陈云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翌日，陈云同刘伯承率军委纵队渡过贵州省最大的一条河流——乌江，随即进入遵义城。遵义，是贵州北部的一个重镇。它北靠娄山，南临乌江，是贵阳到重庆的交通要道，全城居住 3 万多人，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也是汉、苗、布依、回、彝等各族商旅云集的场所，市面十分繁华，既有新城，又有老城，一条河流从中间通过，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城市。在遵义，陈云与刘伯承分别被任命为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和司令员，负责遵义城的防卫事务。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历史掀开了具有永久纪念意义的一页。

陈云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了遵义会议。

会议开始由博古主持。他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敌人的强大。周恩来作了军事领导问题的副报告，实事求是地从主观上检查了原因，就军事指挥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作了长篇重要发言，他指出，博古、李德等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是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在指挥作战上是纸上谈兵，只是按照地图制定作战方案，不考虑实际情况。在发言中，毛泽东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陈云为开好这次会议作出了努力，并与毛泽东、张闻天共同被会议指定为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者。①

2 月中旬后，在红军从威信至泸定桥的行军途中，陈云向部队传达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陈云在传达中指出：

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① 《陈云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5 页。

① 参见《陈云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3 页。

⋯⋯

扩大会议认为我们没有胜利的保卫中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除了许多客观的而且重要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②陈云分四个时期详细解剖了军事指挥中存在的问题，明确指出，从第五次反“围剿”至长征初期的军事指挥基本上是错误的。当时所采取的基本战略是单纯防御，以赤色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分兵抵御，使红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毛张王指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

——作者注）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①

陈云这份传达提纲被保存了下来，成为人们研究遵义会议的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这里还有一段为史学者们所重视的小故事。

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但由于当时条件困难，未能留下完整的资料，以至一些重要情节在党史研究和宣传中说法不一。1981 年底开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对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开始只发现两份文件，一是《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1935 年 1 月 8 日政治局通过）；二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1935 年 2 月 8 日）。后来中央档案馆提供了一份珍贵的遵义会议传达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调查人员虽经多方核实，仍无法确定这份手稿是哪位同志写的。1982 年 4 月，这份手稿送到陈云办公室。陈云仔细看了手稿后说：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迹，是我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时间大约是在威信到泸定桥的路上⋯⋯

这份珍贵的传达手稿的发现，为弄清楚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因而引起了党史界的高度重视。这是陈云当年预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