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区的地下工作

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的上海市区内，设有七个区委，即沪东、沪西、沪中、法南、闸北、浦东、吴淞。各区地域的划分大致是：沪东区为提篮桥以东地区，闸北区为苏州河以北地区，法南区是法租界与南市的中国地界，沪西区以曹家渡康脑脱路为界，沪中区是公共租界市中心区。陈云任江苏省委常委后，除负责农委工作外，曾先后到沪中、法南、闸北区指导工运工作。

月初，陈云担任江苏省委常委后不久，即被省委指派负责上海沪中区委工作。因当时外县农运巡视工作繁重，他未能立即深入到沪中区去。10 月中旬，省委再度派陈云去沪中巡视。此时，陈云刚从常州指导武进天宁寺佃户抗租斗争返回上海，接受任务后，随即前往沪中。

陈云在沪中巡视近一个星期，除每日同党组织工作人员接头，了解情况外，还参加了三次区常委会，一次药业支部会。巡视后，陈云写了《沪中巡视记》，就沪中区群众和党组织的一般情形向省委作了汇报。

1929 年以来，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国内蒋桂战争的影响，上海的经济开始衰退，资本家常以裁员减薪、加重工作、延长工时、停工关厂或大批开除等手段应付经济领域中出现的危机，工人生活更加恶化。国民党政府却借口军事时期，以“扰乱后防”为名，禁止罢工。因此，工人运动受到极大的限制，较之 1928 年更趋低落。沪中区的情况也不例外。自 1929 年以来，多是资方向劳方进攻，过去罢工争取到的条件许多被取消，但工人下敢起来斗争，主要是怕失业。沪中区的群众以店员居多、人员相对分散，担心失业的顾虑更重。另外，黄色工会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差不多每个行业都有伪工会。沪中区党组织的力量也很薄弱。陈云初到沪中区巡视时，区委只有书记和宣传委员两个人。沪中区下属支部名义上有八个，但比较健全的支部仅有估衣、药业、彩印、煤炭等四个；在区委挂名的同志约 110 人，能到会

的不过 50 人；支部生活几乎已不存在。这样的群众状况和党组织情形，给陈云在沪中区开展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陈云凭着坚韧不拔的工作精神，深入到沪中区各行业店员和工人中，一边做细致的群众工作，一边寻找时机把群众重新组织起来同敌人斗争。

月下旬，由于国民党军阀之间战争频繁，导致物价飞涨，上海各行业的工人不顾当局和资方严酷压制，纷纷起来斗争，要求增加工资和米贴。陈云抓住这个时机，把沪中区划分为估衣、药业、报界、煤炭、彩印五个工作

① 刀会，指大刀会，是带有迷信色彩的民间武装团体。产生于清末，同白莲教有密切关系。主要活动在山东、苏北、皖北一带，成员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在一些地区进行过反抗官僚、地主压迫和外国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并参加了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但也常被地主阶级利用来镇压农民的反抗。

② 黄色农会，指国民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农会。

中心开展工作，领导群众进行要求米贴的斗争，其中报界所进行的斗争获得了胜利。

月 27 日，陈云在江苏省委全体会议讨论省委工作报告时，尖锐地指出：资本家向我们的进攻现在更明显了，工人都要斗争，但无人领导，如能把目前争取米贴的斗争坚决地发动起来，是可以发展为大规模的罢工斗争的。陈云的意见引起了省委的重视。从群众最切身的利益出发去动员和组织群众，这已被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运实践证明是一条成功的经验。

在领导群众进行争取米贴的斗争的同时，陈云还在沪中区积极开展筹备纪念十月革命节的群众革命活动。他在沪中各支部分别召开会议，研究了纪念活动的具体步骤和内容。区委准备了 2000 份宣传品，工联准备了 2 万份宣传品，还有四种小报，由各支部的宣传队散发；纠察队则预备在榆鸡桥、众安公司门口举行两个飞行集会。10 月 31 日，陈云把沪中的这些准备情况报告了省委。

月 7 日，上海工人、学生 1200 多人聚集在公共租界甫京路、九江路、汉口路一带举行示威，纪念十月革命。中共江苏省委于当日发出《为十月革命十二周年纪念告江苏民众书》，号召农民与工人、兵士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统治，没收地主土地，建立苏维埃政府。陈云率领沪中的 150 名群众，参加了这次较大规模的纪念活动。预先准备的宣传品，由于陈云周密的安排，也都在预定的时间内，分发到了各行各业，在群众中造成了广泛影响。

这年冬，上海美商安迪生灯泡厂部分工人准备组织俱乐部（属赤色工会）。但在 1930 年 1 月 11 日，俱乐部成立大会前夕，资方闻讯勾结国民党

政府逮捕了 3 名工人代表。13 日，全厂 800 多名工人罢工，国民党六区公安局派警察到厂，强迫工人上工。冲突中，国民党六区区长及资方代表被殴打，警察开枪打伤 4 名工人，12 名工人被捕。接着，大批美国水兵登岸，到厂驱散群众。

事发后，中共江苏省委于 14 日、16 日、17 日、19 日连续召开常委会，讨论安迪生灯泡厂反对国民党压迫工会、屠杀工人的斗争。陈云均到会参加讨论和研究。省委对安迪生事件确定的主要路线是：“组织各厂工人的同情罢工以领导四郊农民、城市贫民、士兵群众的同情反抗运动和各学校的同情罢课，汇成总的反抗国民党帝国主义争自由的斗争与示威，推进同盟罢工的实现，争取总同盟政治罢工的前途。”①2 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的第 70 号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组织政治罢工和地方暴动，组织和发动国民党军队的兵变。

江苏省委根据中央的精神，以声援上海美商安迪生灯泡厂工人罢工为中心，积极准备五一总示威行动。3 月，江苏省委决定成立五一总行动委员会。陈云任总行动委员会候补常委。与此相对应，省委决定各区也成立行动委员会。陈云兼任中共上海市法南区行动委员会书记及区委书记。3 月 22 日，上海成立总行动委员会，并成立了全市五一纪念筹备会。

这期间，在省、市总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在南京路频频举行飞行集会。4 月 7 日，上海工人在南京路新世界附近举行飞行集会，抗议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屠杀工人、学生，制造四三惨案，10 余人被捕。5 月 1 日，工入门在南京路上又举行飞行集会，群众高唱《国际歌》，高呼

① 《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上海知识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1 页。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政权”等口号，并散发了大批传单，多人被捕。5 月 30 日，南京路上又举行飞行集会，群众队伍从新世界直奔外滩，沿外白渡桥冲向北四川路，沿途高呼“推翻国民党政府”、“中国苏维埃万岁”、“推翻帝国主义，全世界无产阶级劳苦群众联合起来” 等口号，并在中华艺术大学门前召开群众大会，一路上遭到军警镇压，多人被捕。陈云组织法南区的部分群众参加了这几次飞行集会，但他对飞行集会这种斗争形式的频繁采用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飞行集会这种斗争形式，起源于 1926 年五卅周年纪念。那大，邮局投递员骑卒飞驰南京路，呼口号，散传单，事先等候在附近的群众立即集合在南京路进行示威。飞行集会在革命正处于高潮时对迅速发动群众、鼓舞群众斗志确实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在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仍然频繁采用这种斗争形式，是否与当时的客观情况相符呢？陈云对此是有疑问的。在一次上海各区行动委员会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上，陈云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在南京路示威政治影响是有的，但是对于工人的讲演来说，还是分区好得多。不过分区讲演一定要避免飞行集会的方式。在当时“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上风的情况下，陈云能实事求是地指出飞行集会这种斗争形式的不适应性，是难能可贵的，充分体现了他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事实上，飞行集会到后来参加者越来越少，以至无法举行。这表明，飞行集会这种斗争形式在当时已是严重脱离群众的错误的斗争形式。

法南是上海的一个大工业区。陈云到法南后，把主要精力放在做铁路、兵工厂、造船厂、电车、丝厂工人的工作上。在这五个工作中心中，又以兵工厂的工作为重中之重。6 月初，法南兵工厂资本家为赶制 3000 枚炮弹，雇了临时工。因他们工艺不熟练，导致炮弹爆炸，死亡 40 多人，伤 18 人。事发后，资方草率处理死者后事，激起工人不满，引发斗争。这一斗争引起陈云的重视，他和区委的同志一起研究了兵工厂的斗争情况，认为这场斗争不是一般的工人罢工斗争，而是一场反军阀的实际斗争，在斗争中应提出反对军阀战争，反对额外做工，增加工资三成，抚恤死者 5000 元，伤者 500 元等口号，并成立家属后援会。以陈云为首的法南区委提出的这些口号，与当时工人的实际觉悟和利益要求都是相符合的，因此，起到了迅速团结和组织群众的作用，使兵工厂的斗争更加深入。6 月 5 日，陈云向江苏省委常委会汇报了兵工厂斗争的情况。省委常委会对兵工厂的斗争进行了专门讨论，认为要进一步深入地发动兵工厂反军阀战争的罢工，直至扩展到全上海，形成一场反军阀战争运动；法南区要成立后援会；各工会团体要加强宣传鼓动。陈云按照省委的指示，对兵工厂的斗争作了进一步的部署和指导，使这场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31 年 6 月 11 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于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错误的主张，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不久，李立三等人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随后又把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7 月中旬，中共江苏省委为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的 6 月 11 日决议，执行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

领导江苏各地的暴动和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决定成立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其主席团由中共江苏省委、共青团江苏省委、上海工会联合会和中共中央派人组成。陈云被任命为总行委委员兼外县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井被派往闸北区任行动委员会书记。

从 7 月到 9 月，江苏省总行委在上海全力以赴地投入纱厂工人、法商、英商电车汽车工人、黄包车夫等举行的罢工运动，举行了七一六、八一、九七等三次闹市中心的示威游行和飞行集会，并在南汇县发动了泥城农民暴动。这些活动由于缺乏群众基础，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都失败了。几个月来的冒险行动，使几年来艰苦积聚的革命力量受到重大损失。到 8 月底，江

苏全省仅存徐海蚌、通海两个特委，县委也从 69 个减少到 22 个。从 1930

年 4 月到 9 月的半年中，江苏被杀害的党员和群众有 3130 人，被捕 1480 人。

①血的事实使陈云对李立三的“左”倾路线产生了怀疑。

8 月 22 日和 24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的精神，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之后，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的指示和决定，开始纠正各地实际工作中的冒险主义错误。9 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的组织系统，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政治罢工。为了处理执行冒险计划后的善后工作，江苏省委成立了上海工作委员会和外县工作委员会，把陈云从外县工作委员会和闸北区调回总行委主席团。

从 1929 年 9 月至 1930 年 9 月一年多的时间里，陈云先后被派往上海沪中、法南、闸北三个区从事艰苦的地下工运斗争。尽管这一时期的上海工人运动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而遭到严重挫折，但是曲折复杂的斗争使陈云在政治上更趋成熟，为他以后承担更重要的工作任务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