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长征岁同

任五军团党代表

1934 年夏，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在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指导下，屡屡失利，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根据地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红军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极小。8 月底，国民党军占领广昌的驿前。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线和北线都被敌人突破，西线和南线也形势危急，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已经破灭，仅剩下战略转移一条路。

为了摆脱极其被动和危急的困境，9 月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准备进行战略转移，前往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0 月上旬，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向兴国、于都、瑞金等地集结，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接替主力红军的防务。中共中央亦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在中央苏区的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 1.6 万余人坚持斗争。

此时的陈云更是心急如焚。一方面，他要与全总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安排工会系统配合红军的战略转移工作。他亲自找赣南省职工联合会主任王贤选谈话，通知他留守中央苏区，掩护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突击分散中央苏区物资，发动工农群众参加游击队，坚持敌后斗争，另一方面，他要马上到红五军团去就任中央代表。

在中央红军撤离前夕，党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给红军第五、第八、第九军团派中央代表，分别由政治局常委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凯丰（何克全）担任。在陈云受任前夕，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亲自找他谈话。

朱德向陈云简要介绍了红五军团的情况。红五军团前身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后，由赵傅生等按照党的指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这个军团虽比红一、三军团成立晚，但过去是冯玉祥的部队，受过正规训练，善于打硬仗，在格斗中用大刀拼杀是出了名的，现又经过三年革命战争的考验，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

针对红五军团的特点和战斗作风，周恩来向陈云谈了中央的意图：一、三军团做开路先锋，八、九军团紧随其后，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居当中，最艰巨的殿后掩护任务由五军团担负。接着，周恩来一一介绍了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等人的情况。最后，他郑重地对陈云说：军团领导班子虽然很好，但殿后有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为了全军的整体利益，甚至要作好部分牺牲的准备。所以，中央决定派你去担任中央代表，负责掌握全军的后卫情况，果断处理紧急问题，以加强对五军团的领导。这实际上是赋予陈云最后决定之权。

陈云感到担子很重。他过去没有在红军中任过职，对部队情况不熟悉， 也没有作战经验，挑这样的重担困难的确很大。但陈云在困难面前是从来不低头的。特别是在这样危急的时刻，党需要他做什么，他都将以最大的努力去做好。因而，陈云没有丝毫犹豫，他明确表示：将与军团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齐心协力、全力以赴地完成中央交给的后卫任务。

1934 年 10 月 18 日，陈云随红五军团从曲利出发，踏上了长征之路。红五军团担负的全军后卫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但当时整个军团只有红十二师和

红三十四师两师六团人马。陈云协同董振堂、李卓然以及被把持中央领导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贬到五军团兼任参谋长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边组织行军转移，边深入连队进行政治教育和战斗动员。

部队出发的第三日，陈云便来到第十二师，向师干部们传达了当时的形势及第十三师的任务，并就西征行军中的几项中心工作作了具体的指示，要求第十三师的干部做好各项工作，以完成中央交给的重任。针对离开根据地后苏区籍战士开小差严重的现象，从 11 月 4 日起，陈云干脆与十三师官兵一起行军。行军中，他与战士们谈心，了解战士的思想状况。经过调查研究， 陈云召开了政治工作干部会议，分析指出发生严重的战士开小差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政治动员不够；第二，特派员工作及政治机关的领导能力差； 第三，连队支部工作不健全。在陈云的指导和帮助下，红十三师制定了具体的措施，做了认真的政治思想工作，使部队的开小差现象逐渐减少。直到 11

月 15 日随十三师最后冲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后，陈云才离开十二师回到红五军团总部。

这时，一场更惨烈的恶战正在酝酿之中。从江西苏维埃区域过来的中央红军，在桂林以北的湘江边受到敌人的阻击。在此以前，他们已经冲破了三道封锁线，转战了 1150 余公里。不消说崇山峻岭间的崎岖山路、林莽荆榛， 早已把他们的草鞋磨穿，军衣挂得破破烂烂，而且连续的转战奔波，敌军的穷追不舍，也难免使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感到疲惫。蒋介石认准这是消灭红军的极好机会，于是调集了 40 万人的兵力，企图把 8 万红军消灭在湘江之滨。

然而，红军却必须拼死过湘江。这不仅因为他们的战略意图是要进入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求新的发展，而且在此时此刻，任何的后退甚至犹豫都意味着死亡。于是，中革军委将一、三军团置于两翼，以五军团殿后阻击追击之敌，决心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迅速渡江。但是由于中央及军委纵队负载甚重，行动迟缓，所以，红五军团的殿后战斗异常艰苦，无数指战员英勇牺牲。陈云和军团首长为了组织和指挥战斗，曾连续几天几夜没有睡觉。

12 月 1 日，红一、三、八、九军团和中央、军委两纵队终于冲破敌人重兵堵截，渡过湘江。此时，两侧敌人已开始急速沿湘江合拢，而五军团的部分部队仍滞留于东岸与敌人激战，如再不迅速渡过湘江，将有被敌军隔离包围的危险。为此，陈云写急信派人送给陈伯钧等，催促部队迅速撤离战场， 克服一切困难，冲破敌人包围圈，抢渡湘江。红十三师接到命令后，连夜急行军 45 公里，抢在敌人合拢之前渡过湘江。而担任五军团后卫的红三十四师却没有来得及渡江，师长陈树湘以下大多壮烈牺牲。

在五军团日复一日的激战中，陈云始终与部队同甘共苦，和干部战士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官兵们十分热爱这位和蔼、沉着、年轻的党代表。由于五军团阻击任务紧迫，部队常常是吃不上饭，睡不了觉，陈云等军团首长更是如此。一次，陈云来到十二师三十七团，19 岁的团政治委员谢良，想尽办法，搞来了鸡汤，煮了一点挂面，使陈云在多日的困乏中终于吃了一顿像样的饭。在艰难困苦中结下的战斗情谊，给陈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他一直记得这件事情。1936 年，在西路军山丹战役中，谢良身负重伤，被迫锯掉左腿。到延安后，组织上安排他赴苏安装假肢，他去组织部办介绍信时，遇到陈云。陈云热情地挽留他吃饭。谢良怕麻烦老首长，一再推托，陈云坚持挽留，并真切地说：“这顿饭非吃不可，长征路上你不是还请我吃过鸡汤煮挂

面吗？”结果，陈云硬是把谢良留下，请他吃了一顿从苏联带回的马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