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年轻有为的全总党团书记

出任于工运发展曲折之时

大革命失败后，白区工运陷入低潮，客观形势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在革命高潮时期实行的工运策略。

1928 年 7 月，中共六大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制定了《职工运动决议案》，提出了新时期的工运策略。《决议案》明确了工运的任务不是马上组织暴动，而是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在斗争策略方面，

《决议案》提出组织罢工时，必须估计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工人战斗力， 要有充分准备，斗争口号估计不宜过高，等等。在组织形式上，《决议案》指出“反动工会有群众便须加入去争取群众”。这些关于白区工运任务和策略的规定，是中共六大对白区工运指导的正确方面，对白区工运的恢复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六大以后，城市工人斗争开始复兴，罢工次数和参加人数显著增长，革命工会会员也有明显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左”倾情绪又重新抬头。1929 年 11 月 7 日至 11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劳工大会。会议期间，正值蒋介石和桂系军阀在广西，特别是蒋介石和冯玉祥在鄂、豫酣战。同时，党领导的红军也有了新的发展。于是，会议的主要领导者对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已经日暮途穷，中国工人阶级在目前阶段，最根本的革命任务是“准备武装暴动，积极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会议提出“必须普遍的在产业区域的工人中建立强固的赤色工会组织，”并且“要有独立的发展”。会议要求赤色工会“应该经常的在群众中公开宣传自己的纲领和主张，尽可能在群众斗争中公开起来领导，即或在极端白色恐怖之下，也应公开的利用各种会议，提出他的主张”①，以争取群众，战胜黄色工会。这样，第五次劳工大会就正式取消了六大及其以后党在工人运动方面的正确规定和做法，重新采取了关门主义和盲目冒险的进攻方针。

第五次劳工大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情绪继续发展，先后发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第二次“左”倾错误和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 倾错误，从而使工运进一步误入盲目冒险主义的歧途。

1932 年 1 月，上海沪西区的同兴、喜和等日本纱厂工人，为了反抗日本资本家的压迫，进行罢工。一二八抗战开始后，15 个日本纱厂联合停业，把工人统统开除。中国的永安、申新等厂也因战争关系先后歇业。原有罢工工人加上新失业工人，共计 4 万多人，在中央职工部部长刘少奇的领导下，于

1 月 21 日宣布进行反日大罢工。刘少奇在领导沪西罢工中，一反过去以赤色工会出面领导罢工的做法，成立了沪西反日罢工委员会（简称“罢委会”）， 以“罢委会”的合法形式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募捐活动。他们不拒绝有抗日倾向的资产阶级的捐款，组织几千人包围“地方维持会”要求救济，包围国民党社会局代表，强迫他们签发救济米和救济款。他们用筹集的米和款开大锅饭，创造坚持罢工最起码的条件，使历时三个月的沪西大罢工成为上海民众反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重要力量。在斗争实践中，刘少奇总结经验，提出在群众罢工结束时组织公开的工会，同由国民党

① 《中国工会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04 页。

脱离出来的工会联系起来，建立公开工会的系统，同时保留秘密工会系统的主张。为了使工会走出秘密状态，获得合法地位，他还提出上海工人反日救国会就可以当作赤色工会。

刘少奇的上述主张被推行“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完全否定。在此之前， 鉴于王明将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也将前往中央苏区， 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1931 年 9 月，临时中央由秦邦宪、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1932 年 3 月 14 日， 中共临时中央局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工会工作问题。会议认为，中央职工部和全总党团在领导职工运动中，不能执行中央的路线，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方式。会议批评刘少奇犯有对形势估计不足、在经济恐慌中不能组织工厂的罢工取得胜利、拒绝参加反帝运动、对黄色工会投降、有合法倾向、充满工团主义的领导等错误。会议决定撤销刘少奇的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和鲁生全总党团书记的职务，由陈云兼任全总党团书记，康生兼任中央职工部部长。

陈云就是在工运处于低潮、党内对如何开展工运斗争存在严重分歧的复杂的历史环境下，走上全总党团书记岗位的。作为临时中央的一员，陈云就任初始，并没能摆脱“左”的工运路线的影响，仍坚持以赤色工会的组织形式来领导工人斗争。4 月 6 日，全总发出红五月计划，要求各地以竞赛的方法发展赤色工会会员。6 月到 10 月，临时中央连续给山东、满洲、河北、上海等地省委和工会发出指示，摊派发展数字。同年 10 月，全总作出《对于白色区域十月革命节工作的决议》，把发展和巩固赤色工会作为最主要的工作， 要求赤色工会小组必须去工人大会征求工人入会。上海纱厂工会必须迅速地在厂内各种群众会上去征求会员，发展 5300 名会员。烟厂要完成发展 2000 名会员的任务。《决议》要求每个赤色工会及革命反对派的会员，要从自己厂内的宣传、组织及领导斗争中去完成工联 1 万会员的发展目标。《决议》要求满洲、河北、山东等省同样要广泛地发展会员。①但由于这种组织形式与当时的斗争环境不相适应，辛苦聚集的革命力量总是随聚随散，在白区发展赤色工会会员的工作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

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陈云是个理智的实干家，斗争中遭受的挫折引起他深刻的思考。在一次讨论南洋烟草公司工人斗争问题的会议上，陈云提到在斗争中提的条件要切合实际，斗争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应提出一些群众易于接受和了解的斗争组织名称，如“惨案后援会”、“工人自救会”等。他起草的《全总失业工人工作的决议》也指出：在领导失业工人斗争中，除了围绕目前赤色工会的基本任务提出动员群众的口号外，必须提出要求失业救济等一系列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口号来动员群众。要组织失业工人委员会。这些情况说明，陈云已在努力寻找适合当时斗争形势的合法群众组织形式来领导工人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