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姚之行

随陈云赴余姚的五人，除孙琨瑜是工会积极分子外，其余均为中共党员。他们当时为何要选择余姚作为隐蔽之地呢？

原来，余姚是随陈云同行的陈公庆的家乡，陈公庆又与当时在余姚主持国民党余姚县党部工作的中共党员郭静唐相识。更重要的是，在陈云等来余姚之前，北伐“浙东人民自卫军”已进驻余姚城，军阀政府已经垮台，军阀县长方允中已仓皇逃往宁波，以郭静唐为常务委员的国民党余姚县党部恢复了办公，共产党员楼适夷、张水影、蔡肖鸿参加了国民党余姚县党部的工作，并担任了县党部组织部长、妇女部长、农工部干事等职。在中共组织方面，余姚已建立了坎镇、马家路和余姚三个党支部，工农群众的革命情绪甚为高涨，盐民、农民及城区职工运动的高潮逐渐兴起。这种政治、社会环境对陈云等的隐蔽是极其有利的。

陈云等抵达余姚后，由陈公庆安排住在北城龙泉山东北助海庙后面，这里是陈公庆岳父徐子彪家。翌日，陈公庆即与郭静唐取得了联系。

郭静唐 1920 年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 年从浙东第一师范毕业后，在余姚县立一小任教。1924 年 5 月，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下，郭静唐与部分进步青年集资创办了《余姚评论》，由郭静唐任主编。《余姚评论》以宣传新思想、抨击时弊为宗旨，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发行量由开办时的 500 份，很快增加到 2000 份。五卅运动后，郭静唐等因遭受军阀孙传芳的迫害，撤往上海，《余姚评论》遂同时被迫停刊。郭静唐到上海后，经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早期共产党员杨贤江介绍，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工作，并由杨贤江、梅电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郭静唐对上海的情况十分了解，对商务印书馆的情况也比较了解，因而对陈云等一行来余姚，甚为欣喜。在得知陈云等人已到余姚的当天，郭静唐即亲自去徐宅探望，并要求陈云等在余姚期间能帮助、指导和协助余姚县党部开展工作。

此时的陈云，经过近两年的革命斗争的磨练，已是一个较为成熟、坚定无畏的革命战士。他并没有把余姚作为消极隐蔽的场所，见郭静唐诚挚地要求他们协助工作，便十分爽快地答应下来，并对内部人员作了适当分工：他本人担任了对余姚县党部宣传方面的指导工作；徐新之负责对庵东盐场等地的盐民的发动工作；谢庆斋去盐场二灶做盐民的工作；陈公庆、孙诗圃、孙琨瑜三人则留在城区，负责工运工作。

陈云对县党部的宣传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均被县党部接受。

县党部还专门为陈云安排了几次群众性的讲演会，向余姚各界民众进行反帝、反军阀和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宣传鼓动。陈云在讲演会上向群众详细阐述和分析了国内军阀、官僚、上豪劣绅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的事实和今后革命运动的方向等问题，号召各界民众团结一致，斗争到底，树立反帝、反封建的决心。陈云的讲演，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余姚民众的斗争精神。

此外，陈云还对其他同志分担的工作进行指导。陈云指示谢庆斋在二灶深入盐民中间，与盐民生活在一起，亲身体验盐民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劳动，以便详细了解盐民受廒商、秤放局、蓬长等层层剥削的情况，更好地进行组织、发动盐民的工作。谢庆斋按照陈云的要求，做了许多工作，成功地把当地盐民组织了起来，建立了基层盐民协会。陈云自己还亲自去余姚北庵东盐场和逍路头等地视察，指导当地盐工和农民开展群众斗争。

陈云对留在城区负责工运活动的陈公庆、孙诗圃、孙琨瑜三人的工作也进行了指导。当时余姚产业工人尚少，大部分是店员工人，而且，中共余姚县党组织和国民党余姚县党部都把发动盐民作为各自工作的重点，主要精力放在庵东盐场，而对城镇的职工运动没有设专门的领导机构，工人运动还由商民部兼管。而广大店员职工投入大革命运动的要求迫切，渴望改善职工福利和生活待遇。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建议陈公庆等人把店员工人作为工人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努力在他们中间开展工作。在陈云的指导下，陈公庆等人成功地在药业职工中发动了罢工运动。

月上旬，国民革命军接近上海，上海市总工会有许多工作等待着陈云他们去开展，而余姚已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的热潮，因此，陈云等决定离开余姚，返回上海。

此时的上海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