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革命征程

1921 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无产阶级最集中的上海诞生。随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工人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中国最

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当时已有工人 80 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近 1/3。上海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这里主要有由英国控制的“公共租界” 和法国的祖界，日、英等国在这里开设了许多工厂，残酷地榨取中国工人的血汗，民族矛盾一直异常尖锐。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中是有工作基础的。那时，中共中央设在上海。共产党人以上海大学为重要据点，深入到工人中去做工作，先后在七个地区创办了工人夜校。1924 年夏，在邓中夏、项英等领导下，成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会员发展到近 2000 人，是推动上海工人运动重新走向高潮的群众性团体。1925 年 2 月，日商内外棉八厂工人因为日本监工殴打中国女工而罢工，迅速导致 21 家日本纱厂的 3.5 万名工人总罢工。这次斗争取得胜利，给了全国工人很大的鼓舞。

在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二月大罢工胜利的影响下，上海印刷界工人亦纷纷行动起来。1925 年 2 月 15 日，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工人为主，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简称印联），会址设在北浙江路华兴坊 24 号。5 月初，商务工人徐洪生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5 月 15 日，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大班枪杀工人顾正红，引起群众极大的

愤怒。16 日，日商内外棉七、八、十二厂联合大罢工。5 月 24 日，在沪西潭子湾沪西工人俱乐部前的空地上，召开了全市性的追悼顾正红烈士大会。陈云和商务印书馆的部分职工怀着悲愤的心情参加了这次追悼会。5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工人的经济斗争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并定于 5 月 30 日在上海租界内举行反帝示威，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血腥镇压中国工人的罪行。

30 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援助纱厂工人的街头宣传演讲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向密集的群众射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大惨案。

这件事，激起了全上海以至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多少年来深埋在中国人民心里的对帝国主义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陈云与商务印书馆的广大职工以对帝国主义的极大愤慨之情，投身于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民族运动之中。

陈云和商务的许多青年工人除了参加罢工和示威游行外，还积极参加了上街卖《公理日报》的活动。《公理日报》是何刊物？陈云为什么要参加卖报呢？

事情是这样的：五卅惨案发生后，迫于租界当局的淫威，上海各报对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都没有作如实的报道。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一些青年编辑，对此十分愤慨，决定创办报纸来伸张正义，抗议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郑振锋、王伯祥、叶圣陶、胡愈之等，立即邀请少年

中国学会、醒狮周报社、学术研究会、上海通讯图书馆、孤军杂志社、太平洋杂志社、妇女问题研究会、中华学艺社、中国科学社上海分社、中华农学会、文学研究会、上海世界语学会等 12 个团体的代表，商定组成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并以联合会名义主编《公理日报》。

6 月 3 日，《公理日报》创刊号正式出版，公开发行。报纸八开大小，排成四版。报头“公理日报”四个字由叶圣陶题写。报头下左角印有“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主编”字样。《公理日报》的编辑部和发行所，设在商

务主山路总厂附近的宝兴西里九号郑振铎的家里。办报的经费是大家凑集的。

《公理日报》反对和抗议英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的立场是极其鲜明的。该报说了其他各报不敢说的话，登了其他各报不敢登的消息，并不断发表文章敦促各大报纸采取鲜明立场，拒绝登载英商广告，还陆续列表刊出英货的商标、英国公司的名称，号召大家抵制英货。这种不畏强暴的精神，受到上海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普遍称赞。《公理日报》实际成为宣传、指导五卅运动的重要舆论工具，和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一样受到欢迎，日销 2 万份以上。

为了进一步扩大《公理日报》在群众中的影响，更快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商务印书馆的许多青年工人自动承担了卖报任务，陈云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每天，天蒙蒙亮，陈云和伙伴们就来到郑家门口，领取报纸。天一亮，上海的大街小巷便能听到他们“《公理日报》一个铜板”的叫卖声。卖报是很辛苦的，既要起得早，还要穿街走巷叫卖。6 月，上海的天气已经很热，陈云和伙伴们常常是走得汗流侠背、腿软脚痛，喊得口干舌燥、声音嘶哑，但没有人退缩。《公理日报》从 6 月 3 日创刊，到 6 月 24 日停刊，共出了

22 期，陈云和伙伴们一直坚持卖报到最后一期。

陈云除了参加上街卖报的工作外，还积极参加馆里组织的募捐活动。五卅大罢工期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职工首先发起组织商务印书馆国人经济后援会，决定从 6 月 1 日起，省吃俭用，从工资中抽出一部分，捐给学生和罢工工人。印刷所和陈云所在的发行所的职工纷纷响应，也从工资中拿出一部分参加捐款。商务印书馆除参加捐款外，并献出一批书刊及文具赠送给学生。据当年的老工人回忆，陈云不仅把自己省吃俭用积攒的工资拿出来募捐，还组织一些青年工人上街动员和宣传募捐。1925 年 6 月 14 日出版的《申报》

有这样的记载：“商务印书馆已捐付 1000 元给上海总工会，后又捐付 5000 元给上海临时济安会，转给罢工工人和学生。印刷所工人也纷纷到街头宣传募捐。”

在五卅运动中，商务印书馆在舆论宣传和物质支援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陈云也在这场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和考验。特别是残酷的阶级斗争事实，使陈云对他原来信奉的三民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的主张产生了怀疑。为了解开对人生、社会和国家命运的许多疑团，陈云在进步同事的引导下，来到上海通讯图书馆。

上海通讯图书馆是进步青年应修人和楼适夷创办的，实际上是友人读书团体。参加团体的会员都拿出自己的图书，集中在一起，无条件外借，并对远道和外地读者采用通讯邮借的办法，以此为要求进步、坚持自学的青年服务。它不仅在图书馆事业中是新的创举，受到广大青年，特别是职业青年的欢迎，同时也在与群众的联系中，逐渐树立起明确的政治倾向。图书馆秘密推广共产党的书刊，并经常请党的领导同志、青年运动的指导者赵世炎、恽代英、杨贤江、沈雁冰等到图书馆作报告。上海通讯图书馆既是党团的秘密联络机关，也是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许多青年读者正是通过这个图书馆参加了革命。对他们来说，这个图书馆已成为革命的摇篮。

在上海通讯图书馆，陈云开始研读马列主义和苏联革命书籍，如《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辩证唯物论》、《唯物史观》等等。这些书在公开场合是不便阅读的，陈云有时就拿着书躲到厕所里去读，常常

读到疲惫不堪时，才去休息。这些革命书籍给陈云以根深刻的启迪，使他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陈云看了革命书籍以后，常把他读到的苏联革命故事，以及中国一定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争取全国劳苦大众彻底解放的道理讲给工友们听，并主动介绍一些有关十月革命或其他先进思想的书让工友们去看。

通过阅读革命书籍，特别是五卅反帝斗争的锻炼，陈云深深感到，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比三民主义更好，并逐步确立了只有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的政治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