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深晚”

1932 年 5 月，国民党中统特务总部派大特务史济美（化名马绍武）到上海活动，筹备建立上海行动区。史济美到上海后，先在新闸路斯文里建立了接头处，由赵伯谦负责。不久，斯文里接头处就被陈云负责的中央特科给“端掉”了。史济美又安排叛徒陈蔚如在老西门电车站旁西阂里另建接头处。1932

① 参见《中国工会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08—209 页。

年 11 月，在南京沿马路（职华路）东侧的石库门内正式成立了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总部。上海行动区总部以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为行动目标，疯狂地破坏上海的中共组织，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的行动日趋艰难，临时中央不得不把一些党的重要领导人转移出上海。

1932 年底，陈云受党组织的委托，秘密到上海北四川路鲁迅先生的寓所，去接应曾主持过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及其夫人杨之华。

瞿秋白自 1932 年党内接连出现叛徒后，一直受到敌侦探的追踪。当时他病得很重，不能远离上海，党组织把他安置在鲁迅家中隐蔽。虽然鲁迅也为暗探跟踪，但他还是尽全力把瞿秋白夫妇保护了几个月。随着上海特务组织活动的日益猖獗，中统特务对鲁迅的监视越来越严密，一个名叫刘翰荪的特务经常出入内山书店，监视鲁迅的活动以及与鲁迅交往的人员的动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瞿秋白的安全，也为了保护鲁迅先生，党组织决定把瞿秋白转移到其他地方。

这是 1932 年阴历十一月的一个夜晚。

陈云坐在一辆黄包车上，头上戴的铜盆帽压得很低，盖住了前额，身上的旧西装大衣的领子全部翻起，掩住了两颊。黄包车夫拉着车子经过市区纵横交错的小路后，在北四川路口 1 路电车掉头处停了下来。陈云付了钱，看看四周没有人盯梢，便迅速走进沿街的一座三层楼住宅的大门。这是一座分间出租的住宅，走进大门就是楼梯。陈云上了三层楼，按照同志事先告诉他的门上记号，找到了鲁迅先生的家。陈云轻轻地叩了两下房门，里面出来一位妇女。

“周先生在家吗？我是×先生要我来，与×先生会面的。”陈云问。女主人听罢，很客气地把陈云请了进去。

这时，瞿秋白的东西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瞿秋白的几篇稿子和几本书放在杨之华的包袱里，另有一个小包袱装着他们夫妇的几件换洗衣服。

“还有别的东西吗？”陈云问。“没有了。” “为什么提箱也没有一只？”

瞿秋白安然地说：“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他又问陈云：“远不远？”

“很远，我去叫一辆黄包车。”说罢，陈云就要下楼去叫车。

站在一旁、神态庄重的鲁迅先生见此情景，急忙上前十分关切地对陈云说：“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黄包车。”说完，他就叫女主人去叫黄包车。

乘这段间隙，瞿秋白把鲁迅和陈云相互作了介绍。这是陈云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听罢秋白的介绍，他上前尊敬地说了一声：“久仰得很！”

鲁迅身着一件旧的灰布棉袍子，庄重而略带忧愁的面容、流露出为瞿秋白夫妇和陈云的安全而忧虑的神情。他担忧地问陈云：“深晚路上方便吗？”

“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碍事的。”陈云用安慰的口气回答他。

一会儿，女主人回来说：“车子已经停在门口。” “走吧。”陈云边说边去帮助杨之华提包袱。

瞿秋白走到门口对鲁迅先生说：“我要的那两本书，请你以后就交给×

×带给我。”他又指着陈云说：“或者再请这位同志到你这里来拿一下。” 陈云随即说：“隔几天我来拿。”

说完，他欲开门下楼，但回头见杨之华仍在与女主人话别，便又稍候了一下。

趁此机会鲁迅又叮嘱瞿秋白：“今晚上你平安到达那里后，明天叫×× 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

陈云一行三人走出了房门，往楼下走去。鲁迅和女主人在门口连声说： “好走，不送了。”

走到楼梯拐弯处，陈云回头望去，见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着他们， 鲁迅仍是那副庄严而略带忧愁的面容，令陈云久久难忘。

瞿秋白也回过头来，深情地对鲁迅先生说：“你们进去吧。” 鲁迅先生没有作声，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陈云他们走完第三层楼梯，到了第二层楼梯的时候，才听到三楼上“啪” 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此后，陈云再未去过鲁宅，这是他第一次会见鲁迅，也是他最后一次会见鲁迅。

1936 年，正在苏联列宁学院学习的陈云得知鲁迅病逝的噩耗，鲁迅先生身穿灰布棉袍、庄严而略带忧虑的形象立刻在他脑子里浮现。于是，陈云提起笔来，记叙了那个与鲁迅先生唯一一次会面的不寻常的夜晚。文章以《一个深晚》为题，以史平为笔名，发表在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办的《救国日报》上，文中写道：

鲁迅虽然死了，但鲁迅的思想却深印在中国百万青年的脑子里。鲁迅的“坚决、不妥协的反抗”的精神，永远遗留在我们中国青年的思想里，将领着他们走上解放中国民族与解放劳苦大众的光明大道。鲁迅虽死，鲁迅的精神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