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苏

1935 年 8 月 5 日前后，陈云与陈潭秋、杨之华等乘坐苏联货船到海参崴，

经西伯利亚铁路，于 8 月 20 日到达莫斯科。此时，共产国际七大已临近闭幕。陈云参加了大会。

共产国际七大是共产国际正式实行世界革命战略转变的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各国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各民主阶层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以及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大会详细地审议了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问题，批准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在中国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广泛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21 日大会闭幕后，联共中央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亲切接见了中共代表团的王明、陈云和滕代远。斯大林勉励他们要注意党的团结，争取对敌斗争的胜利。

不久，陈云代表中共中央重新接上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完成了中央交付的特殊使命。陈云向共产国际领导人详细地报告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向西北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情形。通过陈云的汇报，共产国际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的了解，尤其是对毛泽东的了解。事实表明，在陈云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很快转变了态度，表示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1936 年，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第 1、2 期合刊上发表了《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一文，文章概述了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一大以来的革命历程，称赞毛泽东有“铁的意志，布尔塞维克的决心，英勇无畏的精神，革命名将和政治领袖底无限天才”。可以说，共产国际开始明确地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是与陈云的莫斯科之行密切相关的。

在莫斯科，陈云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任监察委员会委员，化名“史平”。

除了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之外，陈云还在东方大学“八分校”任教。

东方大学“八分校”在离莫斯科几十公里的地方，那里环境十分幽静。一座米黄色的三层楼矗立在树林之中，楼的四周点缀着花坛，后面有操场，左侧有两栋小楼，一栋是职工办公楼，一栋是托儿所。高高的院墙环绕着这优美的园林。据说这所校园是共产国际赠送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礼物。

在“八分校”学习的学员，都有着较高的政治水平。他们主要是东北的干部，如韩光、钟子云等，另外，也有一些因病去苏联治疗的干部在那里学习。到 1935 年时，学校已有两三百名学员。在那里授课的教员中，有苏联教员，也有中国教员。中方教员都是中国共产党一些著名的活动家，如李立三、吴玉章等部在那里讲过课，讲课的内容都是有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陈云授课的主要内容是党的建设问题。他深入浅出、平和细致的讲解，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工作繁忙，陈云每次授完课之后，便急匆匆地赶回莫斯科。

当时，在苏联还有一所十分著名的国际学校，这就是列宁学校。

列宁学校位于列宁山上，原是共产国际创办的，专门为各国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中共早期理论家、曾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蔡和森，从 1926 年起曾在这里学习过几年。那时，校址在城内，规模还不大。30 年代，列宁学校搬到列宁山新建的规模很大的四层楼大厦。除中国党的干部外，还有西欧国家党的负责人也在那里学习。中国班的学生范围也大大扩大，包括高、中、低级干部，教室占了校舍底层的全部。共产国际把中共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们组织了一个特别班。这个班设在四层楼上，与外界隔离，学习环境很幽静。学员每人单独住一间房，房内书桌、台灯、书架、衣柜等一切用具应有尽有。

陈云被编入特别班。和他同班的有滕代远、陈潭秋、饶漱石、曾山、孔原、高自立等十几人。学习的课程有列宁主义问题、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西方革命史、中国革命问题和中共党史等。特别班主要的学习科目是政治经济学，为了使学习更加深入，学校还聘请了一位出版过经济学专著的经济专家西嘎尔，与代表住在一起，以便学员下课之后，随时都可以向他请教，同他一起讨论问题。

陈云是一个极爱学习和勤于思考的人。动荡不定的国内环境和飘泊不定的革命生涯，使他难有机会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但他从不放过点滴学习时间。现在有了这么好的学习条件，如鱼得水，他更是如饥似渴地埋头学习。这段学习生活使陈云受益不浅，他以后能具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与这段学习生活是分不开的。

在学习的同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还组织从国内来的干部在苏联参观，了解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农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使陈云大开眼界。

此时，国内抗日烽火愈燃愈旺，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对抗日的态度，自华北事变后也在发生变化。蒋介石对日本一再退让，部分原因是他抱着依靠外交途径来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打破了这种幻想。华北事变的发生，超出了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

于是，南京政府不得不开始考虑调整它的对日政策。

1935 年底，南京政府开始试探性地要求苏联的援助，并通过各种渠道，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翌年初，国民党驻莫斯科使馆武官邓文仪奉蒋介石之命，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陈云与王明、康生等人共同商定，派潘汉年出面与邓文仪会谈。

潘汉年是 9 月上旬到达莫斯科的。与邓文仪初步接触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认为，国共两党中央皆在国内，正式谈判应在国内举行。随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潘汉年为联络代表，回国找陈果夫、陈立夫洽谈国共合作抗日事宜；并要潘默记学习密码，以恢复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1936 年 4 月，潘汉年告别了陈云等人，返回祖国。

国内频频传来的抗日消息，使陈云的心情难以平静。既然不能亲临抗日沙场，陈云便以笔为武器，连续在中共在国外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上发表文章，如《论中国学生的救国运动》、《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奸细的活动》、《是真话还是谎活》、《“诚意”和“基本准备”》等等。这些文章均以“史平”署名，鲜明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高度评价了国内的抗日民主救亡运动，严厉谴责了日寇的侵略行径，也无情地批驳了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政策。这些文章在海外华侨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当时影响更大的，还是陈云署名“廉臣”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