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日报》。

李光耀在赫尔辛基向记者声称，他回新加坡后要起诉《南洋商报》的两位记者。但他回新加坡后，却改变了主意。

李光耀修改了国内的出版法。按照新的规定，凡是日报，不得由一家一姓独占垄断，必须改为公众有限公司，每个股东所拥有的资本总额不可超过30％。

这个新的规定一出台，“南洋”的李家王朝和“星洲”的胡家王朝便不推自倒，土崩瓦解了。《南洋商报》的新董事长是潮州帮的华联银行董事长连流洲，《星洲日报》的新董事长是福建帮的后起之秀大华银行董事经理黄祖耀。连流洲和黄祖耀从来跟报业无缘，不知怎么竟被拥上这两大“无冕皇帝”集团的第一把交椅。

“星洲”和“南洋”沦落到这一步，都因为起初的唯利是图，临阵退缩， 假如一开始便步步为营，与政府当局据理力争，而不是委屈求全，为保住报纸发行量，保住一点眼前利益，则断不致最终落荒而逃，全盘败北。

“南洋”的三位被捕人员这时候几乎已被人遗忘。

李茂成是他的哥哥社长李有成有所交代，让他受些委屈，坐两年牢，外面有李有成给他赚钱，给他照管好儿子，李茂成没有异议，安心坐牢。

律师马歇尔曾去探视李星可，他们是那种由敌而友的挚友。在李星可人狱之前，他们每个星期至少有一次同桌进餐，研究讨论世界局势和政治时事， 交换一些清谈未议。马歇尔说：“事到如今，你只有自己出面。”

李星可苦笑道：“我身陷囹圄，如何出面？” 马歇尔说：“我代表你去伦敦上诉。”

李星可说：“我没钱请你。”

马歇尔说：“我不收费，可以记帐。”

李星可笑了笑说：“你还是跟李有成去商量吧。”

马歇尔跟李有成商量的结果，李有成不同意上诉，由于《南洋商报》发行量直线上升，“南洋”与政府当局的对立当由正面冲突改为“打太极拳”， 这个主张是社论委员会所剩余的三位委员中，资格最老的陈振夏所提出的。就是这个陈振夏，主张对政府态度要强硬；三员大将被捕后，他继续主张要强硬抗议。可是文章不是由他写，另一位胆小怕事的社论委员连士升被吓得赶紧告老退休，不久便一病身亡。冯烈山继任主笔，社论委员会让他写抗议文章，他写了一篇，声明要等到退休之后才可发表。他很快也退休。

轮到陈振夏自己任总编辑和主笔，他竟一改往昔的强硬态度，打起“太极拳”来。

陈振夏对老板李有成说，报纸发行量增加已达到目的，官司就不必再打下去了，而且政府也不会再找李星可他们麻烦，他有一个女婿是政府官员， 可以从中帮忙。

李有成听从了陈振夏的主意，放弃了打笔墨官司，也省下了去伦敦上诉的开支，连赫尔辛基为了“南洋事件”召开的国际会议，他也没有派人参加， 或请人代表出席。

同道章是回教徒，李星可是天主教徒，他们两人都不属于任何政党或者政治信仰，他们只是忠于职守、不乏社会责任感的新闻记者，当他们蒙难之时，报馆对于他们未犯法而坐监，对于他们的家庭，全都置之不顾而只贪图报纸发行量上升。本来事关公益与公道，却无人挺身而出，为正义说话，而是袖手旁观。李星可、同道章当然也就觉得没有必要再替报馆受罪了。

而这时他们的家庭又都陷入困境。李星可的夫人精神失常，已经被送人“板桥疯人院”，他们在澳洲读书的儿子不得不停学一年，回到新加坡照顾母亲。同道章家中儿女众多且年幼，同道章夫人失了业，并且患了心脏病。

在这种情况下，李星可、同道章二人同意签署了政府指定的“自自书”， 刑期未满便获释出狱。

李星可、同道章刚获释放，社长李有成却被政府拘捕起来。传言说是由于李星可、同道章的出卖。

事实上李星可、同道章二人既没有出卖别人，也没有出卖自己。李星可但承《南洋商报》答李光耀的社论是由社论委员会决定的，李星可本人并不是社论委员，这是事实；李星可同时声明所有其他由他撰写的社论，题目和内容都是由他自己决定，应由他负全部责任。而同道章所言李有成曾命令他多报道中国新闻，那手谕是公开粘贴在报馆编辑部的告示牌上的。李星可、同道章的“自白书”并无任何不实之词。

李星可出狱后，离开新加坡，流亡海外；同道章则在不久之后，再度被捕入狱。

“南洋”和“星洲”换了连流洲和黄祖耀两位新董事长，人事上有部分变更，但却没有什么大的变革。两家报纸除了继续彼此的传统对立，有所变化的是两家报纸的内部都发生了少壮派对元老派的斗争。元者们一个接一个被迫离退，重要职位都由后起的少壮派接任，而撰述与编辑方面的水准也随之一步步下降。由于维护华文教育、华人文化的大旗被砍，华文中小学校一个个部改为英文学校，南洋大学被并入新加坡大学，改为英语教学，而且最终关门，华文报的写作者与编辑人才因此后继无人。

1983 年初，政府当局勒令“南洋”和“星洲”两报合并，改组为《联合早报》，并且联合出版一家英文午报，即收买自本地《海峡时报》的《Singapore Morning Post》。

新创刊的《联合早报》在 3 月 23 日报道国会审查政府开支预算的新闻里写道：“政府在华文报正处在巅峰状态，还没有走下坡的时候，要求华文报纸改组，给人一种过分干涉的印象。这种印象不管是对是诸，对于政府形象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据统计，当时新加坡认识汉字的 10 岁以上人口为 66.7 万多人，只认识

英文字的人口为 82 万多人，而既识汉字又识英文的人口为 37.76 万余人。华文报章总销量自 1975 年以来逐年增加，1975 年为 22.7807 万份，1981 年增至 82.0867 万份。“星洲”和“南洋”两家报纸历史悠久，各自形成了独特风格，拥有广大读者、商家和广告客户的支持，每年盈利在六七百万元以上。

因此，“星洲”和“南洋”两报改组，民间议论纷纷，颇为不满。民间的说法是，“南洋”“星洲”这两个 50 多岁的老人被迫成婚，而且收养了一

个花钱的红毛仔（指英文午报《Singapore Morning post》）。有人还建议说，《联合旱报》应改作《商星（伤心）日报》。

“星洲”和“南洋”两个“冤家对头”自此结束了半个世纪的争争吵吵、恩恩怨怨。早已习惯了这两家华文报伴随他们生活的新加坡人，从此少了一分热闹，多了一分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