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万元，为“星洲”主笔作了宣传。

胡蚊在吉隆坡的收获令他大喜过望，一篇 3000 字的短文《向全马华人进一言》，不但使马来西亚总理东姑拉曼取消了对《星洲日报》禁止人口的禁令，改开绿灯，并且还拨得一块 50 英亩的廉价地皮，允建印刷所，办马来西亚版。

得一人即得天下，胡蚊懂得人才至关重要。回到新加坡，他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要把那位给他炮制《向全马华人进一言》的笔者李星可网罗到《星洲日报》来。

胡蛟先与李星可商量，让他兼差，李星可并不立即答应，只说看看是否得空。

事情发生却分明是该着胡蛟走运。没过多久，李星可突然接到法新社总部通知，把他调往吉隆坡，新加坡将另行派人。李星可已经在法新社服务 10 年，在重庆时他是法新社的原始发起人之一，他也是在新加坡创办法新社东南亚总分社的创办人。总部毫无商量余地的决定令他愤怒，他一气之下，拂铀而去，投奔胡蛟。

李星可事先也没跟胡蛟谈好职位与薪水，因为辞职来得突然；而他又自以为《星洲日报》给他的薪水无论如何不会低过法新社，因为他已经给《星洲日报》立下大功，胡蛟本来就想把他网罗过去，并且他的资历和名声都明摆在那里。

等到发薪的时候，李星可才有如当头一棒，《星洲日报》给他的薪水还不及法新社的 1/3。

李星可到这时是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并且由于他不是客家人，他的名义只是“副”主笔，李星可明知吃了大亏，但一时又没有更好的“槽”可跳， 他毕竟对“星洲”有功，胡蛟对他还是要恭敬几分的，强过到别的地方。

李星可一旦呆下来，心也就平静了。《星洲日报》每周不过三篇社论， 对他来说只需 3 个钟头三瓶啤酒就可以对付。其他时间他只管到外面兼职， “堤内损失堤外补”。他很炔就有了好几份职，在师资训练班教标准华语； 在南洋大学当教授，接替凌叔华的职位；在法国总领事馆当新闻顾问。

《星洲日报》的社论长时期以来都处于一种“聋子的耳朵——摆样”的状态，不过是一些见风使舵、模棱两可、八面玲玫的文字。现在李星可一来， 社论完全换了一副新面孔。李星可是个多产作家，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内行的新闻记者，他的文章直面现实，针贬时弊，敢怒敢言。《星洲日报》有了这样的社论，摇身一变为南洋华侨社会中一份绝无仅有的“替华人说话，为华人社会服务”的报纸。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文报，向来把华人视作“华侨”，报纸对“华侨” 只谈国际新闻和中国问题，对于本地事件绝口不提。《星洲日报》的新主笔却打破这种惯例，把本地问题作为他评论的主要对象，即使是谈国际问题，

他也是以亚洲人的眼光出发，立论不俗，所见独到，这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文报业史上都是空前的。

自从有了这位新主笔，《星洲日报》的发行量眼看着扶摇直上，直逼一直排在它前头的《南洋商报》，势头劲猛，似要与《南洋商报》争夺本地报坛之魁首。

《南洋商报》眼见着《星洲日报》春风得意，十分眼热，起初是旁敲侧击冷言冷语，后来终于按捺不住，挑起一场公开的笔战。

战后以来，英国殖民地当局排斥华文华教成为既定政策，新加坡马来西亚分别独立之后，华文华教的维护与发展就成了一个热门问题。“星洲”的立场是主张华人不能数典忘宗，极力提倡华语，维护华文教育。“南洋”是华文报，当然不会公然反对，但在“读者来函”中，却系统地对华校作出诸多批评。“星洲”针对“南洋”刊发的“读者来函”，一连写过两篇社论， 对“南洋”提出公开质问，使“南洋”无言以对。“南洋”的总编辑恼怒之下，每天拨出一整版作专栏，“声讨挂丰头卖狗肉的社论主笔李星可”。

“南洋”公开抨击“星洲”的新主笔。所谓“挂羊头卖狗肉”，就是质问李垦可为什么一面提倡华语，一面却要把自己的子女都送到外国去留学？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可是社会上不乏一些无聊：‘读者”，希望

自己的名字能够见报，“南洋”一声“号令”，他们便纷纷上阵。

有些小报为了争取读者，便也加入笔战，站在“南洋”一边，把矛头指向“星洲”的新主笔。

李星可面对雪片般纷飞的谩骂等闲视之，他对人说：“你在路上走着， 路旁的狗会莫名其妙冲着你吠叫，你总不能因为它冲着你吠叫，你也趴下来朝它吠叫吧。”

“星洲”对于四面喧嚣和“围剿”镇定自若，根本不予理睬和还击。“南洋”则每天登载一版或半版“声讨”檄文，前后持续了近两个月。有人给“南洋”算了一笔帐，若以广告收费的价目计算，“南洋”至少付出了三四十万元，为《星洲日报》的新主笔作了免费宣传。难怪“星洲”悠悠然“坐以待批”呢。

由于笔战热闹，“南洋”和“星洲”两家报纸在这段时间里发行量急剧增加，“星洲”原先发行量略低于“南洋”，这时候增长到与“雨洋”不相上下。等到“南洋”察觉形势不妙，主动呜金收兵，《南洋商报》已掉了两三万份，这两三万份当然是由他们亲自拱手转赠给了《星洲日报》。“星洲” 不战而胜，一跃而执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地华文报坛牛耳。

李星可在此之前便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家喻户晓的人物，虽然他的文章那时候就常见于报刊，也难免跟人发生一些笔墨官司，但使他真正出名的却是另外一个机缘。

有一件令海外华侨轰动一时的大事，那就是中国拍摄的越剧舞台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放映。海外华侨终于能在电影院里看到来自家乡的传统舞台片，思乡的游子无不像能回国探亲似地激动不已。《梁山伯与祝英台》因此在电影院连映 3 个月，打破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影院有史以来的上座率。

《梁山伯与祝英台》触发了一股“思乡热”，一时间，中国戏剧影片大量涌人，各电影院争相放映，英国殖民当局虽然决定把引进《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商人驱逐出境，也无法遏止这股热潮。几乎任何一部中国戏剧影片都

能在电影院放映一两个月。那时候还风行“刘三姐”的山歌唱片，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发行，上市便是几十万，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刘三姐”的歌声。

可是在南洋懂中国传统戏的人不多。李星可却恰好对中国古典戏剧颇有研究，他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中国古典戏剧的文章头头是道，通俗有趣，深入浅出，大受读者欢迎。随着中国戏剧片的流行，李星可的介绍文章也流行， 人们读了他的介绍文章去找电影看，或者看了电影找他的文章读；他谈戏的文章，大学生剪下来夹在课本里当课外读物，店伙计剪了来贴在墙上闲来玩读。李星可这个名字自然不胜而走。

现在，承蒙《南洋商报》两个月大加挞伐，这个名字更是捧得如日中天。

《星洲日报》也因此销数日增。

但是，李星可这支神笔也给“星洲”惹过不少麻烦。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有关南洋大学的问题，一次是《给苏联大使的一封公开信》。

南洋大学的问题发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各自独立后不久。教育部有一份尚未正式发表的文件《王质武南洋大学报告书》，忽然在本地华文报上刊登出来。它的内容是工虚武替教育当局审查南洋大学的教学水准的报告。这位出身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父母皆是华文教育界知名人物的王赓武教授，在他的报告中提出，南洋大学偏重华文，不适宜于新加坡这样的多元种族社会， 应该改华文教学力英文教学。

李星可针对这一观点，在“星洲”社论中指出，如果王教授说得在理， 他的结论同样也应适用于当时的新加坡大学，新加坡大学只用英文教学，应该改成用什么语言教学呢？如果说只有英文才是沟通中西、学习科技的唯一最佳工具，那么日本、西德、苏联、法国等国家的科技并不逊于英美，某些方面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的大学里并不用英文教学的，他们为什么不改作用英文教学呢？

“星洲”一连两篇社论抨击王赓武的报告书，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当局担心问题闹大，马上召集各华文报负责人开会，宣布“王赓武调查委员会” 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分家以前任命的，他的报告书未经合法手续正式发表，先行在报刊披露，是不合法的，这个报告书已经过时，不再牛效，各报从此不要再谈这个问题。

另一次是苏联的《消息报》、塔斯补以及《真理报》先后抨击东南亚华侨不是中国的就是美国的“第五纵队”。李星可立刻发表《致苏联大使的公开信》，质问苏联当局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种族主义者”？

苏联大使向新加坡当局提出抗议。当局遂警告“星洲”主笔，是想吊销公民权，还是让报纸关门？

其实，李星可本人无党无派，非左非右。他自幼上的洋学堂，后来又留学西欧，久居南洋，是人你“二毛子”的那种华人。

但是《星洲日报》报头上印着一条标语：“唯一替华人说话，为华人社会服务”。李星可作为《星洲日报》主笔，他的责任心和社会良知使他朝着“星洲”的宗旨去努力，他的确是在这样做，“唯一替华人说话，为华人社会服务。”自从李星可担任主笔，印在《星洲日报》报头上的这条口号不再是一句空话。

《星洲日报》因此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胡文虎在新加坡的实业当中，

《星洲日报》由亏损赔钱一变而为赚钱最多，竟胜过永安堂和崇侨银行等纯盈利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