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 万元国币一跌再跌，最后只值 55 元港币。

却说早在 1935 年 10 月，全国运动大会在上海举行，葫文虎率领马来亚

华侨队回国参赛，在 10 里洋场，胡文虎风头十足，豪兴大发，一时许下宏诺，

愿在未来 10 年内资助国内创办小学 1000 间，并说“如果永安堂生意发达，

获利增加，当将期限缩为 5 年”。

起初两年，胡文虎为实现这一承诺积极奔走。他首先函请福建教育厅郑贞文为之筹划，在福建各地创办小学 10 所，建筑费由他负担，其他经费则由地方自筹。

郑贞文一番筹划之后，函复胡文虎，已择定崇安、建宁、泰宁、屏南、长汀、永定、明溪、宁化、清流等 10 县，各设一所小学，按福州时价，每所

建筑费需 3000 元。胡文虎对此感到满意，当即函告郑贞文，请教育厅立即进行。

这年 8 月，胡文虎又向福建有关方面表示，愿将在福建创建 10 所小学，

改为百所。福建省为此特别成立了由郑贞文等 17 人组成的“胡文虎捐建小学百所建筑委员会”。这百所小学都将命名为“胡文虎小学”。

胡文虎捐资兴办小学的事一时传为佳话。其实千所小学的建筑费，每所以 3000 元计，总共也不过 300 万元，但是干所小学真能建成，其地点分布于全国各地，那胡文虎的知名度和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胡文虎对于钱财可谓“善于得之，善于散之”。

1936 年间，胡文虎派出代表分头向广东、江苏、安徽、山东、河北、绥远、山西、陕西、河南、江西、广西等她的有关方面洽谈建校事宜，并将建校巨款 350 万元汇存上海、昆明、香港等地的中国银行，以供随时拨用。

正当千所小学的建设事宜在全国蓬勃展开之际，芦沟桥的炮声响起，全面抗战爆发了，抗日救国成为全国人民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兴办小学的事自然搁置一边。

此时，国内已经建成的小学达 300 多所，耗资 150 万元。

1939 年，胡文虎将存入中国银行建筑千所小学的余款 Z00 万元，全部认购了国民政府发行的抗日救国公债。

抗日战争一打就是 8 年，战后，胡文虎又忙于重整旗鼓恢复永安堂的生意，建千所小学的事几欲淡忘。等到永安堂的事情都理出了头绪，一切又比较稳定下来，建千所小学这桩未竟的心愿便又涌上他心头。

胡文虎战时在香港卖万金油，赚的钱几乎全都兑换成国币，汇到国内，存在国家银行里，数额总计有 3000 余万元之多，照理，抗战结束了，中国作为战胜国，脐身于世界五强之列，国内的金融形势当有所好转，国币当有所升值。然而现实却正好相反，国内的金融状况日见困窘，国币天天贬值。胡文虎是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他当初出于爱国之心存在国家银行里的 3000 多万元国币，想尽数提出，可那损失已经相当大了，真是于心不甘；倘若政府经济出现转机，币值是会跟着上涨的，此时把款提出，只怕日后要后悔。

可是万一形势继续恶劣下去，像眼前这样一天中早晚的时价都不相同，这笔巨款只怕过不了多久便要化为乌有。

胡文虎于苦心积虑之中终于想出一计，他决定让儿子胡好去南京晋谒蒋介石，面呈一信。

胡文虎让胡好面交蒋介石的这封信是什么内容？

胡文虎是要请求蒋介石将他国内所存的 3000 多万元国币，照当初存入银行的价值，尽数拨来兴建小学。

将存款拨来兴建小学那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个人存在银行的钱，其贬值的差额要由政府照数赔补出来，这件事却是无法可依、无例可循的，料想蒋介石虽为政府首脑，对这件事也当感棘手，无以回复。

可这事在胡文虎想来却是理所当然，胡文虎存入国家银行的钱，一笔笔有数可记，毫无虚假，至于其价值比存入时相去甚远，那是政府的事，当然应该由政府负责；而兴建小学，发展教育事业，这本来是政府要做的事，现在胡文虎捐钱出来帮政府这个忙，政府有什么理由不答应、不支持呢？横竖是将存在国家银行的钱，办国家应做的事。胡文虎觉得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不过了，既完成了他捐建千所小学之愿，又免去了 3000 万元国币贬值的烦忧。

然而这到底只是胡文虎一介商人的幼稚想法。在胡文虎想来，他的请求是理直气壮，蒋介石主理一国大政，一点头就行了。但事情绝非如此简单。其时国民政府经济陷入困境，国币日益贬值，身为首脑的蒋介石自然比任何人都更忧心如焚，胡文虎的请求虽然不无道理，假如国库盈实，由国家赔偿一笔钱也就算了，但眼下蒋介石就算有满足胡文虎请求的心，也没有这分力。国币贬值，该谁负责呢？让国家银行按照存钱时的币值来结算，也就是要由国家赔偿一笔钱。蒋介石虽然大权独揽，这件事却没法裁夺。

胡文虎派儿子面呈信函之后，没等到下文，愤懑之余，只得作罢，他对于兴办千所小学的事也热情丧尽。他想我胡文虎愿将所有存款捐出来办学，政府都不赞成，那能怪我吗？他从此绝口不提兴办千所小学的事。那时还时常有一些不知内情的兴建小学的委员会和当局，来信给胡文虎，希望继续拨款，以利兴建之事，胡文虎心里赌气，置之不理，连信都懒得复就在国币价值一落千丈之际，国民政府于 1947 年 8 月 19 日，以处分命令颁行一种新币制——金元券。命令规定，公民不论官商军民何等身分，一律应将所有的旧法币，限于 10 月 20 日前兑换成金元券，逾期不兑，则成废纸；公民凡存有

港币、美金、英镑、叻币等外币，一律限于 9 月 30 日之前兑换金元券；公民凡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也当一律于同期限内兑换金元券。这一限期后改延至 10 月 31 日，这其中包括金银项链、戒指、各种钻石、珍珠、宝石等珍贵首饰也都须兑换成金元券。若有违犯，则以触犯和破坏金融之罪论处。

这项法令一颁布，举国上下尤其是平头百姓甚感惶惑不安。辛辛苦苦积攒下的黄金自银哪舍得去换那前途未卜的金元券，不换，被官查出，则要按律量刑，换了，则不知那金元券是否也和法币一样将大钱化小、小钱化了？国民政府此举实为孤注一掷。蒋介石为使法令切实执行，封他的长子蒋

经国为上海经济督导特派员，严守“八·一九”防线，又封他的妻舅宋子文为广州经济督导特派员，固守西南各省的经济大堤，那时宋子文正担任广东省主席。

蒋经国手持尚方宝剑走马上任，在上海中央银行挂起“上海经济督导特派员办公处”的招牌。蒋经国调用他在中央青年干部学校任教育长时所训练

过的 1200 名青年团员，组成“戡乱建国工作大队”，在百老汇大厦办公，风风火火地行动起来。

市民们有目共睹，蒋经国为“督导经济”日夜奔忙，不辞辛劳，这使得他们相信国民政府的确是下了大决心要搞好金融，蒋经国治新赣南大刀阔斧埋头实千的工作作风也使人对他很信眼。因此，初期那些日子，市内各银行门口，只见换金元券的市民排着长队，非常踊跃。

当时蒋经国所要“督导”的大致是三件事：其一，管制物价，使所有的物价保持在颁布法令的8 月19 日那天的价格，不得涨价，这就是所谓的“八·一九”防线；其二，统管物资，严禁巨商大户囤积居奇导致生活必需品短缺；其三，打击投机，控制所有证券、紧俏商品和一些大仓库，稳定市场。

起先，蒋经国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干得有声有色，但是好景不长，“八·一九”防线只挺立了两个多月便自行崩溃了。盖因蒋经国虽有尚方室剑在手，却奈一个个软钉子不得。

蒋经国所碰的第一个软钉子，晕代表浙江财富的地方势力，这些浙江巨商大贾掌握了大量物资，蒋经国和他们斗法的结果，是上海市场上市民的生活必需品开始短缺，物价稳定了，却没有东西可买。

蒋经国所碰的第二个软钉子，是家家户户的主妇。这些主妇看见市场紧张，自然要将柴米油盐拼命地囤积起来，以备一家人的生活。这一种囤积甚至比巨商大贾们的囤积还要厉害。

蒋经国所碰的第三个软钉子，是来自蒋家王朝自家的。上海市场上的大量物资，半数以上是孔宋两家的，蒋经国原想给孔家大少爷一点颜色，来个大义灭亲，棍子刚举起来，却被宋美龄给挡住了。

“八·一九”防线二垮，金元券马上直线跌落。1000 万元国币，只值港币 18 元 4 角。胡文虎存在国内银行的 3000 万元国币，到这时候已是大贬特

贬，仅仅值港币 55 元 2 角正。气得胡文虎大骂老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