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年之内的数。但报纸不同，你不知要亏多少年。”胡仙说。

服务社会，是《星岛日报》一贯的宗旨。早在《星岛日报》创刊伊始， 胡文虎即已出钱出力，接待由广州逃避战乱来港的难童，又派人去云南，扩充云南孤儿院，造福无数儿童。

《星岛日报》最为人称道的社会服务，当为每年农历岁末的济贫运动。“星岛”的济贫运动始于 1956 年，历年累积善款达数千万元，受助人士

100 多 万 人 次 。“即筹即派”是“星岛”济贫运动的最大特色。“星岛”对于所筹集的

善款，总是立即作最有效的分配和运用；而通过政务处协助，赶在春节前派发的“发财利是”，受惠者远及岛外与偏僻地区，使人们倍感温情。

自 1976 年第 21 届济贫运动始，又设立了“星岛基金”，积极推行各种社会福利工作。基金会济急扶危，赈助灾民，贷款赞助贫苦学生，设立工业训练奖学金，使无数清贫好学的学生，能安心学业。

1983 年，济贫运动又响应联合国国际伤残人士年，拨出部分善款，发起“轮椅康复运动”，为伤残人士购买轮椅，使近百名伤残人士受惠。

每届济贫运动，不少老年人和小朋友，都亲自将善款交到“星岛”济贫本部，海外读者也自各地寄来款项，各工商机构、学校社团、专业团体，更是鼎力共倡善举，使严冬中进行的这项盛事，洋溢一派温馨春意。

此外，“星岛”主持的环岛竞步、全港烹饪比赛、业余歌唱比赛、儿童健康比赛、全港中学公开辩论比赛等，都备受市民关注。

《星岛日报》主办的“环岛竞步赛”是香港体坛和市民都注目的一项盛事。这项比赛自 1956 年起到 1971 年，共举办了 13 届，后因香港市区迅速发展，交通日趋繁忙，无法再进行这类大型的体育活动而停办。

首届环岛竞步赛便吸引了近 500 名参赛者。步行路线由香港政府球场出发，沿贡皇道至筲箕湾，上柴湾道，入石澳道及大潭道，再经赤柱入浅水湾道，经深水湾、黄竹坑、香港仔、摩星岭、西环，沿电车路返回起点，其后路线稍有变更。不少市民在晚饭后即涌出街外观看最后阶段竟逐，并以掌声鼓励参赛者，场面至为热烈。

竞步赛事中最引人注目的运动员当属苏锦棠。苏锦棠曾获六届冠军，并在“星岛”的赞助下，参加 1964 年的奥运会。这也是首次由商业机构赞助运动员参赛奥运会，足见“星岛”对体育运动的热心与推崇。

而《星岛日报》海外版，除了为旅居海外的同胞在侨居地提供最新而翔实的新闻外，也同样提供多元化服务。

“星岛”海外版办事处所提供的服务，许多是令人喜出望外的。例如， 1981 年 7 月，加拿大邮政大罢工，香港至加拿大邮递服务中断，《星岛日报》

兔费增辟“加拿大读者代邮”服务，短短一周内，两地共代办函件 6000 多封， 帮了读者的大忙。

又如在纽约，有一年农历新年下起暴风雪，冰封道路，数以千计的汽车

陷入白色世界，不能动弹，市区积雪厚达 22 寸，交通停顿，华埠全部报纸停刊。但是《星岛日报》的人造卫星传真版准时传到，一声总动员，纽约办事处全体人员冒着大风雪，气喘吁吁分头为读者送报。

温哥华也有类似情况。大雪两日，市民寸步难行。读者打来电话，说两日未出门，极想读到报纸。办事处工作人员立即将报纸送上门去。

在悉尼，有人要寻访海峡两岸音讯断绝多年的亲友，“星岛”义不容辞相助。自越战后，《星岛日报》连续多年刊登“印支难民通讯”，使许多流离失散的骨肉获得联系，别后重逢。

海外侨胞如有婚丧讯息转告香港亲友，《星岛日报》也有专栏刊登启事。三藩市曾有一位中年读者在律师陪同下来到办事处，要求找一份多年前的《星岛日报》，因为那上面有一则讣闻，可以证明他在香港的妻子果属结发之妻， 以便移民。

在伦敦，新界乡亲打听故园物业市道，海外版办事处立即向香港总社传达要求，换地权益书、地产价格之类资料随传随到。

事无巨细，“星岛”只要能帮上读者的忙，总是尽力而为。《星岛日报》的海外各地酒楼餐馆介绍栏，颇得读者称道。吃惯油盐饭菜的华人出门在外， 每天几顿全部西菜，胃口“淡”得发慌，能按址吃到米饭炒菜，算是幸事。

海外的华人社区都是中国人聚居的地方。这里的人们对农历的 24 节气或许已不大留心，但对于一些重大节日仍然要隆重庆祝。“星岛”每年印制大量新旧历对照的日历，分赠海外读者，深受欢迎。而每年的农历新年，海外版增刊都要以一整版刊登“十二生肖流年分析”，更为读者喜欢。

各海外版积极参与和推动当地华人社区的活动，经常举办节日联欢集会，每逢春节、端午、中秋，都设法安排一些应时节目。

“星岛”举办的五月初五的龙舟竞渡，曾使澳洲当地人轰动。《星岛日报》并赞助澳洲队来香港参加国际龙舟大赛。海外版在欧美等地还举办中秋节同乐会、元宵灯会，每次盛会都吸引成千上万的华侨参加，其乐融融。

“星岛”注重服务社会，但却避免谈政治，这是自胡文虎创办“星岛” 以来的一贯方针。胡文虎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从不以知识分子自居，他办的报纸因此很少提倡或鼓吹什么政治主张，这个在商言商的传统，他在世时一直努力保持。而胡仙则沿袭了这一传统。

在香港，司法、立法、行政三权分立，人们都说第四个机构就是新闻界了。

“星岛”日、晚报每天读者超过 100 万，如果胡仙存心要建立某种影响力的话，她的确可以成为香港最有权势的女人。不论是针对政府抑或针对个人，只要她的报纸穷迫不舍，深究到底，对方便会弃甲而逃，难于应付，正如美国《华盛顿邮报》追查“水门事件”。但是胡仙放弃了这种特权。

对此，胡仙曾回答记者说：“政治，我们不是不要碰，而是希望可以走中立路线⋯⋯香港的情形不同于别的地方，在别的地方，你可以有自己对政治的看法，在香港，要有自己对政治的看法，根本行不通，不论台湾或大陆的事，我们都希望报道真正的情形，作中立的报道。”

可知，虽同样是不谈政治，胡仙已不是像父亲胡文虎似地纯粹的在商言商，而是由于处于内地与台湾海峡对峙的尴尬情势中，出于无奈的一种明智选择。

这一点，在胡仙的另一段答记者问中可以得到印证。

记者问：“假如碰到有社会上重要人物牵涉在内的话，你们是避而不谈， 还是更加详细报道，采取一种不怕得罪对方的立场呢？”

胡仙答：“我们当然不怕对方，也不会因为他是要人而避开。”

记者问：“美国发生水门事件，那是《华盛顿邮报》揭发的，那家大报的老板也是女性。她受到的压力虽然大，但她始终坚持调查这件事。如果香港有同类事情，‘星岛’会不会这样做？”

胡仙答：“要是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当然也是一样做，可是我不同意《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处理水门事件的方式。他们应该报道，调查也是对的，但是不应该下判断（给 Opinion），更不应该在社论中说尼克松有罪， 应该辞职。我觉得报纸不可以压迫人，说某人怎样怎样，报纸没权去判罪， 或控诉某人；我总觉得他们的报纸这样做是不对的。”

记者问：“过去 36 年，你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形，挺身而出，把不合理的现象揭发出来呢？”

胡仙答：“我们不是做过一件事吗？你们记得陈建建的事情吧？这个人也不是一个什么普通人，他被警察拘留起来，说是有政治问题，并且受拷打， 我们就在‘虎报’和‘星岛’提出，加以抨击，说警察不该这样做，并替他辩论⋯⋯政府说我们不对，要调查我们，我们也是很硬的和政府顶下去。最后当然还是我们吃亏的。不过我们是不怕这样做的。”

从这段答记者问，我们可以看出，胡仙所要回避的只是党派的政治，而非公正与道义，只要事关公正与道义，“垦岛”是必定要坚持的，必定要打抱不平的。如果说每张成功的报纸都有其报格的活，那么公正与道义就是“星岛”的报格。

有人说，一张好报纸并不仅仅是巨大的发行量和广告收入，更重要的是它“对公众所具有的优异贡献”和“言论独立”。由于种种原因和局限，“星岛”的“言论独立”也许还远远不够，但它对公众所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并且，也许由于它自知“言论”不够“独立”，或设法“独立”，它在服务社会奉献公众方面便更加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以弥补其不足。

所以，谈到办报纸，胡仙深有感慨他说：“报纸跟别的生意不同。那天我和一个朋友谈到，常有人看到一份报纸办成功时，即很有兴趣去办报，但他们不知办报要经过多少年艰苦。

别的生意开张后，可以知道几时不亏本，不亏本就是赚钱，可以预算出一两年之内的数。但报纸不同，你不知要亏多少年。

我们是亏了 10 年才开始获得成功。如果有人肯出几千万，纵然肯拿几千万的话，也不知要亏多少年才可以回本，办报纸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