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赞助人大会给他颜色瞧，胡文虎大失面子，与陈嘉庚对簿公堂。

远在胡文虎到新加坡扩设永安堂分行之前，陈嘉庚早已是公认的南洋华侨的领袖。作为华侨实业家，陈嘉庚享有“橡胶大王”之称，他的立身之道是“轻金钱，重义务，诚信果毅，嫉恶好善，爱国爱乡。”他在南洋华侨中德高望重，深受政府当局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崇。而新加坡的华侨，以闽南人居大多数，陈嘉庚是福建会馆的主席，新加坡的中华总商会长期在他的领导控制之下。

胡文虎迁居新加坡时，正值陈嘉庚的全盛时期。此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马来亚的橡胶业在经历了战后的一度冷遇之后，胶价开始口升， 马来亚的橡胶业再次步入黄金时代。

胡文虎是福建人，与陈嘉庚谊属同乡，因此，胡文虎初到新加坡时，陈嘉庚对他热诚地表示欢迎，鼓励他在新加坡开创事业，并邀他参加恰和轩俱乐部，与大家时常聚会，联络感情。

在新加坡，俱乐部比比皆是，当地华侨很喜欢组织俱乐部，有的是同乡关系，几十人相邀组织在一起；有的是身分地位差不多的人，比如资本家俱乐部，或店职员俱乐部。有了俱乐部，工作之余就有个去处，既可娱乐，又能联络感情。

伯和轩俱乐部是当时著名的俱乐部，这家俱乐部的会友是以陈嘉庚为中心的一群福建籍资本家。这些人大多在下午下班之后便驱车去怕和轩，在那里饮酒、打牌，直到夜深时候才散去。胡文虎自然也常来这地方。

胡文虎生性大方豪迈，争强好胜，有时到俱乐部来赌博，下注总是相当大。赌博有输有赢，输了的往往脾气不大好，难免争争吵吵闹出些不愉快， 陈嘉庚不愿看见会友们因赌博而彼此伤感情，他因此劝胡文虎不要赌得太大。胡文虎误会了陈嘉庚的意思，以为他倚仗领袖之势干涉他，心想钱是我自己 的，赌大赌小关你陈嘉庚什么事！愤愤之余，第二天来俱乐部，注下得比头天更大，令旁观者咋舌。陈嘉庚看了，心下当然不快。两人自此心中结下芥蒂。

恰和轩俱乐部那时还只是祖了间普通的房屋作会所，不够豪华。有一回会友欢宴杯觥交错之时，胡文虎言及须建一所富丽堂皇的建筑作为会所，才能与在座诸位的身分地位相配。陈嘉庚听了，心中不悦，冷言道：“要建豪舍，谁不知道，可钱从何而来？”

胡文虎说：“各位捐啊。”

陈嘉庚便问：“那么你能捐多少？”

胡文虎不加思索便道：“我个人乐捐 5000 元。”

捐 5000 元建俱乐部会所，在当时是个相当大的数目了。胡文虎慷慨倡捐，会友们跟着纷纷解囊，怡和轩俱乐部新会所不久就堂而皇之地落成了。捐资建所的题名牌上，捐钱最多的胡文虎当然是名列第一了。

胡文虎虽然捐钱最多，可非但未能博得陈嘉庚的认同与好感，反而使陈嘉庚对他反感更甚。陈嘉庚认为建会所这样的大事不通过协商研究，而义气用事地提出，并且胡文虎捐钱的态度又是那样咄咄逼人，胡文虎这人实在是太过气焰嚣张了。陈嘉庚与胡文虎之间无形中又多了一层隔阂。

1925 年底，胶价开始下跌，由每担 178 元功市跌至 90 多元，陈嘉庚的企业，除了饼干厂和黄梨罐头厂尚可维持，其它全都亏损，并且制造厂又发生一起大火灾，损失惨重。随后是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降临，胶价每担竟降至七八元，1 元多一双的树胶鞋只卖到两角钱。陈嘉庚这时候实际上已经濒临破产，可是国内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还要由他负担。

当陈嘉庚的事业由鼎盛走向式微的时候，胡文虎却气势如虹，由初试锋芒走向兴旺发达。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对胡文庇的事业不但丝毫无损，反而使万金油销路大畅。胡文虎就是在这时创办了《星洲日报》，而且购置了新式的卷筒印刷机。

胡文虎此时已经在新加坡站稳了脚跟，赢得了客家人的拥戴，足以与福建帮的领袖陈嘉庚抗衡。而由于一些帮闲食客从中怂恿，造谣生事，胡文虎和陈嘉庚愈来愈走向对立，在当地的社会公益及教育事业上，时常各执己见， 形成陈派胡派。两个人又都有自己的报纸，笔墨对仗，没完没了。后来，又因为新加坡华侨中学扩建之事，惹出一场官司。

新加坡华侨中学是当时新加坡和马来亚华文学校中的最高学府，创建于民国初年，校舍由新加坡和马来亚的一些华侨实业家捐款兴建，校址距新加坡市区 7 英里，校园面积广阔。其中的大礼堂由糖王黄仲涵捐助劝市 10 万元， 教室、实验室、员生宿舍分别由陈嘉庚与新加坡和马来亚的一些有钱的华侨捐助。

1928 年，胡文虎被推任华侨中学董事长。由于学校学生人数日渐增多， 学生宿舍不够使用，该校董事会请胡文虎捐资兴建一栋学生宿舍。胡文虎身为董事长，还没有给该校捐过一分钱，现在校董事会提出来，胡文虎自然是义不容辞，便慨然允诺。胡文虎捐资 8 万叻币，建成一座两层楼学生宿舍， 名为虎豹楼。

这华侨中学占地极广，一座座校舍和建筑依傍着山坡，周围植着许多花草树木，环境极为优美，只是偌大的一个校园，竟没有校门。胡文虎经过细致观察、反复思量，决定在学校广场的前面，东西两方，各加建一个大门。胡文虎建立校门的意图是无可非议的，一来使学校更优美壮观，二来可

区分校园内外。建立校门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就出在校门的题字上。

华侨中学前面有个广场，广场前面有一条重要的公路，不断有许多汽车驶过。胡文虎捐资兴建的两座式样相同的西式大门，就分别仁立于广场的东西两方。大门横额写着“新加坡华侨中学校”八个字；大门右柱上署着“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的字样。就是这右柱上的 10 个字，引起了陈嘉庚和其他人士的反对。

陈嘉庚等人一看见这 10 个字，认为胡文虎玩的是“混水摸鱼”的花招，

路人凡经过这里，看见这 10 个字，肯定认为这所学校从校舍到课室，甚至大礼堂等等，统统都是虎豹兄弟捐助的，而实际上胡文虎不过花了区区几于元建筑了两个大门，如此贪天之功，据为已有，那还了得！

陈嘉庚等人愤概之余，在报纸上发了一则启事。启事中说，胡文虎建华侨中学校门，没有征得董事会许可，擅自题上“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的

字样，不符合手续，兹定干某月某日于某处，召集所有华侨中学赞助人来开会，讨论如何解决校门的问题。启事中指责胡文虎的这种行为是“掩耳盗铃， 指鹿为马”。

启事见报，轰动整个新加坡社会。这无疑是一场“龙虎斗”。陈嘉庚和胡文虎两个人都财雄势大，两个人都有自己的舆论宣传工具，两个人都有自己的拥戴者，这一场斗争谁胜谁负，实难预料。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特别会议，200 多人聚集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大礼堂，他们都是陈嘉庚的拥护者。事前经过一番联系和计划，大会如期举行。陈嘉庚自然被推为大会主席。

陈嘉庚首先作了发言，言词极为尖锐，语气极为激昂，抨击胡文虎把诸多赞助人所作的贡献据为己有的做法。接下来又有几位赞助人也慷慨陈词， 不外指责胡文虎掠人之美的伎俩。每当言毕，群情激愤，掌声雷动。大会讨论的结果，是要将“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的字样铲去。

大会次日，“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的字样就从华侨中学的校门上消失了。

胡文虎的气愤自不待言。胡文虎建筑校门在门柱上题上那 10 个字，是否有意要掠人之美、贪天之功，只有胡文虎自己心里有数，外人不得而知。但是陈嘉庚在报上刊登启事，发动赞助人大会，铲去题字，这样的做法实在过分。按照组织章程，根本就没有所谓赞助人大会规定及职权。假如陈嘉庚认为胡文虎有存心混淆之嫌，尽可与胡文虎商量，或由校董事会开会研究，提出解决办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实，只要将“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 改为“此门系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即可让世人一目了然。发生这种事， 实由于陈胡二人平日积怨已久，隔阂太深。

胡文虎被人不由分说铲去了校门上的题字，除了气愤，更觉面子上太难堪。为挽回面子，他决定打官司。胡文虎控告陈嘉庚损害了他的名誉，要求赔偿。

两个华侨富翁和领袖，引人注目的社会名流，对簿公堂，令世人引颈而观。开庭的日子，旁听席挤得水泄不通。陈嘉庚、胡文虎二人亲自出庭，正襟危坐。

这场官司，双方都请了著名的大律师，带着许多法典律书上堂，唇枪舌剑，过了几堂还没有结论。后来双方亲友从中劝解，官司也就不了了之了。胡文虎的生意仅限于成药和房地产，陈嘉庚的战场却十分广阔，除了橡

胶园、橡胶厂，以及多项轻工业制造厂以外，只要是有利可图的事，他手底下的人都有兴趣去干。他们看见虎标良药能赚钱，就生产出同类型的药品， 名为“钟标良药”。在推销陈嘉庚胶鞋的时候，时常免费赠送钟标良药一包。

胡文虎与陈嘉庚的竞争对抗越来越白热化，谁都知道他们在“斗法”。陈嘉庚在新加坡有他的交朋会友、呼风唤雨的基地“怡和轩俱乐部”，胡文虎就大操大办搞起了“威尔基俱乐部”，成为胡氏亲朋会聚的场所。在抗战救国筹赈热潮中，陈嘉庚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总机关”，发动华侨为抗日筹款，胡文虎则举起“南洋客属总会”的旗帜，号召华侨投入抗日捐献运动。当然，面对抗日救国的大局，这场“斗法”客观上成为了一场爱国主义的竞争。

当初，胡文虎初到新加坡时，陈嘉庚早已是新加坡华侨界的第一号人物， 胡文虎初来乍到，为什么偏偏要跟陈嘉庚作对呢？胡文虎自有一番奇谈怪

论：“陈嘉庚是世界知名人物，在南洋生意做得这样大，又做了许多公益事， 人人认识他，敬重他。就是远在家乡，他也建树颇多，著名的集美学校、厦门大学，都是他创办的，我胡文虎不过是一个仰光商人，初来新加坡，没有许多人认识我。但是，我一来到新加坡，就敢与社会上最有名的陈嘉庚作对， 我的名字便与陈嘉庚相提并论了，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吗？我为什么伯与陈嘉庚作对呢？他是已经出名的人物，彼此斗争，被我赢了，我的名字就在陈嘉庚之上；即使输了，也无妨，虽败犹荣，我胡文虎的名声也就传开了，这不是很划算的事吗？”

且不论胡文虎这种追逐名声的手段是否妥当，但从这一段言谈中，的确可以看出胡文虎这个人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处世哲学，具有一种敢打敢挤无所畏惧的雄心和魄力，正是这一点，使他得以由一个故意与陈嘉庚作对的普通老板，在若干年之后成为真正具有实力与陈嘉庚两雄对峙的人物。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嘉庚与胡文虎都已是满头华发。也许是岁月易逝， 使他们对人生真谛有所顿悟，他们不再“斗法”，而是不约而同地考虑两件大事，一是海外华侨的团结，一是恢复与发展华侨的实业。

胡文虎在新复刊的《星洲日报》上撰文，呼吁华侨团结，表示希望能与陈嘉庚先生合作，一道推动和发展南洋华侨的团结运动。

《星洲日报》头天发表这篇文章，陈嘉庚的《南洋商报》次日便全文转载，以示陈嘉庚的响应之意。不久，陈嘉庚的言论也出现在胡文虎的《星洲日报》上。陈胡二人的言论，彼此在对方的报纸上刊出，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南洋华侨为之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一种祥和之气笼罩着马六申海域。团结合作的第一件大事，是胡文虎在新加坡召开的南洋各地侨领、侨商

座谈会。陈嘉庚派出他的女婿李光前、亲属陈六使等为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的成果是组织了“福建经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额为 300 亿元，在马

来亚募股 100 亿元，在菲律宾、印尼、泰国、缅甸、越南等地合募 100 亿元，

在福建、香港、上海、广州、汕头等地合募 100 亿元。胡文虎个人当场投资

10 亿元。

这一公司的经营范围，胡文虎和陈嘉庚等人商定如下： 一、金融：创建福建建设银行；

二、交通：经营航运业、铁路和公路；

三、矿业：开发龙岩煤矿、安溪铁矿及其他矿产； 四、农林水利业：兴办农场、林场和开挖水渠；

五、工业：兴办水泥、水电、造船、化学、织布、造纸及食品罐头业； 六、海产：经营渔业及盐业；

七、特产：经营闽茶、纸、漆、烟叶、笋干、海味、蔬菜、闽南水果、永福花卉、木棉、陶瓷品。

按照胡文虎的愿望，海外闽侨，群策群力，全力以赴，“十数年之后， 吾闽必不下于今日之马来亚。夫如是，则吾子孙，与八闽子弟，无须求糊口于西方、远离乡井于重洋之外矣！”

甚为遗憾的是，这一由南洋华侨团结合作组成的“福建经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被国民政府“格于法令，未便照准”而否决。但是，陈胡二人弃绝前嫌、团结合作的行动却在南洋华侨当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