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东姑拉曼请入上座。

《南侨日报》被勒令停刊，“南洋”与“星洲”两家报纸因此免除了一个心腹之患，大松了一口气。

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已经取得全面胜利，国民党残兵败将逃往台湾，形成隔海对峙的局面。《南侨日报》在这种形势下，言论更加倒向中国共产党一边，虽然他们自己一再强调该报绝非任何党派的机关报。

1950 年 4 月 20 日，《南侨日报》在一篇题为《重申本报立场》的社论中声明：“本报所注意的是中国问题和华侨问题，对于当地的政治斗争，本报则决不介入。倘若乖离了这个基本立场，本报宁可关门。”

这一切无助于化解英国殖民当局对该报的反感。由于该报拒绝刊登政府

《招降匪徒（指马来亚共产党）的文告》，激怒了英国殖民当局，派遣政治部人员深夜突击搜查报馆，借口“当场破获若干马共文件”，扣留了“在该报馆内作共党活动”的五名职员，封掉报馆。

“南洋”与“星洲”两家报纸过去一直是持拥护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立场， 如今国内局面天翻地覆，“南洋”与“星洲”也不得不顺应大势了。

《南洋商报》自战后复刊起一直是毫不含糊地“拥蒋反共”，现在蒋介石灰溜溜地逃往台湾，“南洋”只好改口责骂蒋介石咎由自取，言词间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意味。如在 1948 年 9 月 29 日的社论中道：“国民党执政 22 年，政治道德堕落，政治信用破产，政治制度虚设，政治效率丧失⋯⋯如此堕落政党，造成中国为政治真空地带，而导致中国共产党极端主义的大破坏革命。”又如 1949 年 1 月 14 日社论言：“可惜的是蒋总统对于政治哲学，

对于时代思想，没有正确的观念，没有更进一步行动。他总揽 24 年的军政大权，反止于形名的术数，而没有民生政策⋯⋯他终于将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悲剧历史的最后一人。⋯⋯”

《星洲日报》在战后复刊初期由胡伟夫主持，政治立场倾向民盟左倾。胡伟夫离职后，由胡浪漫接任总编辑，“星洲”随之转向右倾。该报在 1947

年 3 月 18 日的社论中讨论到中国为什么不能达成统一、实行民主时言道：“这全是由于共产党不愿中止其大规模的、有秩序的以武装夺取政权的行动所致。国民党一年以来，对共党的军事行动，已不借再三忍让，以求以政治方法和调解途径来解决。而共党的答复，则是不断扩军，不断扩大其武力割据的区域，断然拒绝恢复和谈，和否认国大及其通过的宪法，因而促成政治调解绝望，和平濒于全面破裂，内争局势一天天扩大⋯⋯”

内战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全面获胜，胡浪漫因为过头话说得太多，改口都没办法改，只好离任下台，一走了之。“星洲”这时才发表社论，承认国民党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乃“得道者昌，失道者亡”。

继任胡浪漫总编辑之位的是新右派人物江锦帆，由于与编辑部的反对派联合阵线不相容，不久便辞职。之后由黄思接任总编辑。黄思立场偏左，但

无力为文，改聘廖颂扬主理笔政。廖颂扬是一位老官僚，世故圆熟，为文极善模棱两可，闪烁其词，且文如其名，每事必“颂”，逢人即“扬”，因此他的社论篇篇都是八面玲珑，谁也不得罪，这样的社论实在是可有可无。因为这样一位温柔敦厚的主笔，《星洲日报》倒是少惹了许多是非，温吞不火相安无事地过了好几年。

据新加坡官方统计，复刊后的《星洲日报》1946 年的发行数为 3.5 万份， 比《南洋商报》同期的发行数 4.4 万份略少些，但在新加坡华文报刊中已属发行大户了，并且广告也不少，照理应该有盈利，但《垦洲日报》实际上却要永安堂赔钱。

这其中原因据说是在社长胡蚊身上，胡蚊是个吃喝玩乐的花花少爷。好在胡蛟有一位才力极强的“军师”，他就是《星洲日报》总经理胡资

周。

那时候新加坡有一家《益世报》，筹备了五六年，耗资两三百万元功币， 网罗了一批国内流亡而来的一流职业报人，然而报纸只办了 3 个月就关门大吉。这批报人当中有五员虎将，《益世报》散伙后，他们分别被当地侨报高价接聘，总编辑李星可出任法新社新加坡分社主任，副总编辑刘问渠出任槟城《光华日报》总编辑，采访主任赵世洵出任《光华日报》驻新加坡办事处主任，编辑主任钟文玲受聘《南洋商报》，编辑张冰子出任吉隆坡《中国报》主笔。胡文虎没网罗这些卸职人才，是因为他用人总要用客家人，并且最好是胡姓者，是永定的客家同乡。

现在胡资周鼓动胡蛟，只要把原《益世报》总编辑李星可弄过来，《星洲日报》准有办法搞上去。

李星可是新加坡马来亚文化界颇有影响的一个人物，学贯中西，精通中、英、法三国文字，在国内早已享有盛名，他以英、法文写作，他的华文作品更常见于新加坡马来亚两地的所有华文报刊，他此时任法新社新加坡分社主任。

胡蛟原本与李星可相识，这时胡资周点醒了他。胡蛟立刻打电话给李星可，约他到酒楼喝酒吃饭。

胡蛟这时候求贤若渴，实在是因为《星洲日报》碰上了大问题。

那时马来西亚政府刚刚成立。所谓马来西亚，是马来亚半岛独立后的新名称。新成立的政府宣布将禁止《星洲日报》进入马来西亚。

《星洲日报》的几万份报纸主要发行于马来亚半岛的各州府，新加坡只不过发行几千份，马来西亚政府一旦禁止《星洲日报》进入马来西亚，那无异于切断了《星洲日报》生存的命脉，马来西亚政府为什么要跟《星洲日报》过不去？盖因英国政治部一向以为战后复刊的《星洲日报》是左倾的民盟机关报。马来西亚虽是独立了，但因为是政治上的和平过渡，行政机构和人员实际上并未变动，过去英国人不便做的事，现在却可以让马来人自己来做了。总理东姑拉曼决计禁止《星洲日报》进入马来西亚。

胡蛟在酒楼请的这顿饭，从中午吃到晚上 10 点，三个人喝得酩酊大醉。席间，胡蛟谈及《星洲日报》这件生死存亡的大事，那位法新社分社主任李星可只是拍着胸脯说：“小事一桩，山人自有妙计，只管喝酒！”

第二天，李星可拿来一篇 3000 字的文章交给胡蛟和胡资周。二人看了， 拍案叫绝。

于是，《星洲日报》次日的社论版位上登出了一篇署名“胡蛟”写的文

章，题目是：《向全马华人进一言》。

这篇文章一刊出，《星洲日报》不但进入马来西亚的禁令被解除，还得到总理东姑拉曼的大力支持，扩增一个马来西亚版。李星可究竟炮制了一篇什么文章，竟有如此神效？

原来，此时的马来西亚正面临全国大选，《向全马华人进一言》通过分析马来西亚的社会结构和人种比例，指出华巫（马来）两族人口相当，占全马来西亚人口绝大多数，印度人和白种人则只是少数，如果华巫合作，则大局稳定，如果华巫对立，则两败俱伤。因此，文章奉劝马来西亚华人投票拥护华巫联盟，支持华巫合作，以维护马来西亚的安定和平。

这篇文章原是李星可有意投马来西亚当局之所好。果然，没几天，身为华巫联盟主席的内阁总理东姑拉曼就给胡蛟亲自打了一个长途电话。东姑拉曼说没想到《星洲日报》原来是我的报纸，差点大水冲了龙王庙，胡蛟你真够朋友，欢迎来吉隆坡玩玩。

内阁副总理顿拉萨紧接着写了一封信来正式道谢，邀请胡蛟到吉隆坡去会面。

胡蛟没想到一篇文章竟收到如此奇效，喜不待言。

吉隆坡之行，胡蛟应约拜访东姑拉曼，并顺便考察“星洲”业务。当东姑拉曼问及“星洲”业务情况及今后计划，胡蛟告知想在吉隆坡办一家印刷所，开办一个马来西亚版，以便“星洲”及时与马来西亚读者见面，而省去运报车运送一环。

东姑拉曼表示支持，当即吩咐有关方面，在城市新开发区白达岭拨出 50

英宙地皮，以约 5 角钱一亩的最低廉价格卖给胡蛟，作为办报的厂址。胡蛟因此发了一笔意外之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