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史上最辉煌的一笔，一流设备，兵强马壮，名家荟萃。

汕头的《星华日报）是胡义虎的第二张星系报纸。

1930 年，胡文虎在汕头设立永安堂分行，并筹建制药厂。其时，汕头一些报刊对虎标良药批评诸多，令胡文虎十分气恼，胡文虎每年在汕头报刊上做广告耗资不菲，不但没有买来好名声，反倒招来指责，胡文虎便想，倒不如把做广告的钱用来办报纸，既可给虎标良药做广告，又能与那些攻击虎标良药的报纸相对垒。这时候胡文虎已经有了办《星洲日报》的成功经验，《星洲日报》在新加坡办得有声有色，与陈嘉庚的《南洋侨报》平分秋色，使得胡文虎的社会影响和地位与日俱增，胡文虎因此时办报纸更有兴趣和信心，他甚至忽发奇想，今后哪里设有水安堂分行，就把报纸办到哪里。

《星华日报》经过半年时间的筹备，于 1931 年 7 月正式出版，每日出报三大张。其规模虽不及《星洲日报》，但在汕头已是首屈一指，并且内容也还不错，深受读者欢迎。

然而出版不过数月，《星华日报》便被勒令停刊，原因是触犯了当地军阀之忌。胡文虎得到停刊消息，异常愤怒，当即派人去广州交涉。

派去的人持胡文虎的信谒见南天王陈济棠及当地驻军独立二师师长张瑞贵。胡文虎的信恳请陈张二位确实保护华侨投资，取消停刊令。陈济棠和张瑞贵经过商量，最终致电汕头有关方面，解除前令，准许《星华日报》即日复刊。

《星华日报》复刊后，销路明显比停刊前增氏，概因汕头百姓见其正直敢言，触怒军阀，遭致停刊，深感同情，而对其复刊表示支持的缘故。

然而仅仅放月之后，《星华日报》又触怒汕头市市长，被勒令停刊 5 日。触怒市长的那条新闻，列举抢掠之率频繁、烟赌之风日盛的事实，指出汕头市政无人管事的弊端。这原是新闻的正当舆论监督，但在那个专制的时代，一市之长岂容报纸对他指指点点？

日军占据汕头时，《星华日报》宣告停刊，战后夏刊。汕头解放后，该报人手不足，自动停刊。《星华日报》的报史就此结束。

星系报的第三张报纸是《星光日报》。

胡文虎在创办《星华日报》之时，便有了想法，那就是要在设有永安堂分行的各大城市都办起报纸来。厦门是福建最大的通商口岸，永安堂在那里设有分行，胡文虎感到很有必要在那里办一张报纸。

1935 年初，胡文虎在厦门北中山路购下一幢五层楼建筑作为报馆。半年之后，从这间报馆里诞生出又一张星系报——《星光日报》。这张报办得没有什么特色，到 1939 年厦门被日军侵占时便停刊。抗战胜利后，该报几经筹划，得以复刊，然而始终办得平庸，未能在厦门的报纸当中拔尖。全国解放时，该报主持人出走香港，《星光日报》自此结束了它平平淡淡的报史。

星系报的第四张报纸——《星中日报》的诞生是缘于新加坡另一家报纸的夭折。

这家夭折的报纸叫做《国民日报》，它迟于《星洲日报》数年问世，其股东、董事、编辑部和经理部的负责人都是国民党党员，由国民党新加坡总支部领导，是一家国民党党报。该报筹备多年，投资数十万，起初来势凶猛，谁料是虎头蛇尾，由于经营不善，开办不过一年多时间便告关门。

胡文虎这时手头已有“星洲”、“星华”和“星光”三家报纸，三家报纸都办得不错，尢以《星洲日报》声誉鹊起，胡文虎便觉得办报纸这件事既有名，又有利，多多益善，看见《国民日报》倒了，便想把《国民日报》的家当收买过来，再办一家报纸。胡文虎明白自己在新加坡社会中比较孤立，与他敌对的人以及妒嫉他的人都很多，多一家报纸则多一份自我宣传的舆论和力量。

胡文虎跟《国民日报》讨价还价，最后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购进了所有的平版卷筒印报机、铅字、办公用品。

因为《星洲日报》有早晚两报，胡文虎便把这张新报纸放在午间出版，以午报的形式与新加坡读者见面，命名为《星中日报》。

当时，在新加坡一个地方，由一个人同时独资办三家各立门户的报纸，除胡文虎外没有第二人。这也充分显示了胡文虎敢想敢做的魄力和个性。

星系报的第五张报纸《星粤日报》原有可能成为一张极有出息的大报，岂料生不逢时。

1934 年 10 月，胡文虎到广州视察业务。广州是华南的最大都市，又是广东省省会，永安堂在此设有分行。胡文虎感到很有必要在这里办一张报纸。胡文虎遂于长堤择地，兴建馆址，筹办《星粤日报》，并向美国定购新式卷筒印报机。

第二年馆址落成，经过半年多筹备，一切就绪，总编辑和主笔都已聘定，

《星粤日报》出版指日可待。然而广州突遭沦陷，《星粤日报》十月怀胎，一朝夭折。日军强占该报馆址，印报机的机件多被拆去，其他设备也被搬毁一空。

《星粤日报》未出一张纸便胎死腹中，而随着汕头、厦门相继沦陷，“星华”和“星光”均告停刊，胡文虎损失惨重，但他办报之“贼心”不死。

那时候东南沿海遭日军封锁，香港便成为海内外的交通枢纽，文化也随之繁荣起来。胡文虎设在香港的永安堂分行更成为永安堂的重要据点。为适应环境形势的发展变化，胡文虎决定在香港创办《星岛日报》。

胡文虎让他的三公子，年仅 18 岁的胡好出任社长。胡好秉承父亲的旨意，加上少年老成，为人谦和，处事精明，数月之内便将《垦岛日报》的筹备工作迅速完成。

1938 年 8 月 1 日，星系报的第六张报纸——《星岛日报》在香港正式出版，胡文虎开始写下他报业史上最辉煌的一笔。

《星岛日报》的规模在当时的报业中堪称一流。印刷方面，它拥有最新型的高斯卷筒印刷机，配有彩色套印，每小时可印 5 万份，而在排字方面也采取革新的字盘，技工大部分从上海请来，排字拼版简便迅速，其他如摄影、制版、铸字等，都拥有自己的一流设备，此外，运输报纸的车辆及内地运送报纸的交通网，都有精密的安排。

人事方面更是兵强马壮。

1938 年，香港的报业经历了巨大变化，全面抗战展开后，上海、北平、广州各地的报业人员纷纷转来香港，《星岛日报》得以广纳人才。

胡文虎本人对办报虽是外行，但他能信任专家和有经验的报人。这是他办报所以成功之处。编辑部当时聘定了好几位报坛知名人士，如江亢虎、樊仲云、冯列山、祝百英等，个个属“过江名士”。《星岛日报》初出版时，总编辑是樊仲云，樊仲云走后是冯列山，冯列山走后为金仲华。

金仲华来自上海，曾办过一份国际新闻刊物，负有“国际政论家”之盛名。金仲华当总编辑很卖力，下午返社遍阅新闻电讯来稿，晚上亲自挥笔写时事评论，深夜后看完大样才离开报馆。

专栏文章是当时最受读者喜爱的版面，名记者范长江写战地通讯，乔木写国际新闻评述，其他如刘思慕、夏衍、恽逸群等也常在专栏中露面。

穆时英编娱乐版。此君诸熟电影戏剧和其他娱乐性玩艺。每天的娱乐版都有陈桑榆写的麻雀经、桥牌经。擅长漫画的张光字则是报坛有数的奇才。副刊最初是由陶亢德先生负责，后由诗人戴望舒继任。戴望舒在上海文

坛负有盛名，与文艺界人士相熟，组稿也方便。副刊名为“星座”，除长篇小说连载外，更有新诗、木刻画插图，名作家萧红、端木蒸良、徐纡、萧军等，经常有精彩的文章刊出，深受新文学青年喜爱。

社会服务版是“星岛”的强项，由绰号“万能博士”黎伯挺主编。该版解答读者来函的各种询问，还替读者服务，诸如寻人、求职、解释法律、领请商业牌照手续等等，事务繁琐，牵涉广泛。编者不仅要有乐于助人的心肠，还要脚踏实地地为人奔走，黎伯挺身材高大，说话响亮，性格幽默，自称天上地下无人不识、无事不通，因此博得同人赠以“博士”头衔。

体育版编辑是李次民。香港当年的足球比赛最受市民青睐，当年的“波经：’与今日的马经同等重要，球迷们对一场重要赛事绝不肯放过，赛前预测，赛后批评，临场做拉拉队，其热情不下于今人之于世界杯足球锦标赛。因此，报纸对足球新闻特别重视，并对排球、篮球及各项臼径比赛都予以详实报道。“星岛”除注重体育版外，还自组足球队、男女子篮球队、游泳队，拥有多名体育健将。

“皇岛”还曾聘杨潮（羊枣）为军事记者。杨潮发表的抗日战争军事评论，内容翔实，笔调明快，立论有据，见解独到，给海外及南方各省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星岛日报》后来成为香港的大报之一，是香港政府刊登法律性质广告的有效刊物，每日出版对开 8—12 张不等，节日多达 20 多张，内容文字与广告之比约为 4 比 6。该报新闻齐全、消息多，专栏、副刊适合知识分子趣味。并且报社经常搞一些社会活动，如“环岛竞步”、“捐款济贫”、“摄影比赛”“读者旅行团”等，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日常销量约 7 万份。

《星岛日报》出版后不到半个月，《星岛晚报》也接踵面世。《星岛晚报》于 1938 年 8 月 13 日创刊。该报日后成为香港最有影响的一家晚报，最

初其销量却仅 1 万份。1948 年 1 月 16 日，广州发生了“广州市民焚烧沙面英国领事馆事件”，该报总编辑唐碧川与编辑部主任郎荫泉知道后，马上通知驻穗记者，雇用直升飞机采访，发回大量新闻图片报道，当天即在该报头版刊出，从此销路直线上升，数十年来，始终雄踞香港晚报销量的首席地位，发行量达 16 万份，每年都有巨额盈利。

战前的香港报业竞争较烈。日报属于大报一类，张数较多，内容文字与论述层次较高，普通市民尤其是劳工阶层不大爱读。为满足这部分读者的需求，“一仙报”应运而生。所谓“一仙报”是一大张，内容除新闻外，注重

副刊小说，只售 1 仙港币。当时已出版的有“天光”、“成报”、“南中”、“南强”，“星岛”此时也出版了一张《星岛晨报》。

经营“一仙报”有另一套手法，第一，要争取国际新闻的精华，更要报道内地抗战局势的发展；第二，要力求抢先报道本港新闻；第三，要加强副刊的趣味，迎合大众的追读性。报纸篇幅虽少，但信息量也要尽可能多，删繁取精。《星岛晨报》那时的主编是叶启芳。叶启芳原在广州从政，和广东省政要相交，对内地政治新闻来源颇有把握。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胡文虎在新加坡马来亚还办了两家报纸，其中一家是星系报的第七张报纸——《星槟日报》。

《星摈日报》馆址在槟榔屿，该报于 1938 年着手筹备， 1939 年元旦正式出版。

槟榔屿地处马来亚之北，暹罗之南，永安堂在那里早就设有分行。新加坡的“星洲”、“星中”两报，虽然每天有报纸发往槟榔屿，但因交通不便，总不能及时送到。胡文虎看准这一点，在摈榔屿办一家报纸，在当地及附近地区是会有销路的。事实上果然如此，《星槟日报》虽没有办法和新加坡所出版的报纸相竞争，但除了日本人攻占摈榔屿时不得不停刊外，业务一直都很平稳。

另外一家是胡文虎接办的《总汇报》。

在南洋的华文报纸中，《总汇报》可算得上是老资格了。远在 1898 年，即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戊政变”那一年，康有为在国内力倡变法图强，震动朝野，海外有识之上，群起响应。有一位名士邱寂园，待出资创办《天南新报》，拥护康有为的主张。其后康梁变法运动失败，华侨中的急进青年认为满清政府腐败透顶，非推翻了不可，于是趋向民主革命之说。这一派人便合资创办了《图南报》，倡导革命理论，痛斥康梁维新派。因此引起了两派在海外的政治斗争。但是那时还有比较保守的侨胞，同情康梁，诸如许子鳞、沈联芳、陈云秋等，到 1904 年，这些人创办了《总汇报》。

那时候，维新派与革命派笔墨酣战，而《总汇报》的言论竟每每倾向于革命派，这使同情康梁的股东陈云秋大为不满。到 1906 年，陈云秋忍无可忍，提出散伙。

当时《总汇报》的股东当中，有好几位都想承接来办，无法解决，经过协议，只好以抽签的方式来决定，议定底价，谁抽中归谁承办。

抽签结果，陈云秋独占《总汇报》。

陈云秋接办《总汇报》之后，与维新派中人朱子佩合股，使报纸成为维新派的言论喉舌，康有为的门徒欧榘甲、徐勤、伍宪子先后被请来新加坡主持名政，根据康有为维新图强的主张，与革命派的《图南报》展开针锋相对的笔战。

后来，维新派的主张宣告失败，《总汇报》因之锋芒尽挫。到 1929 年，该报始转入广东帮侨商之手，更名为《总汇新报》。此时新加坡又兴起多家新报馆，竞争激烈《总汇新报》暮气沉沉，光景大不如前。到 1938 年，因无法维持，决定收盘。

严瑞棠是一位以代销报纸为业的粤侨，眼见历史悠久的《总汇新报》收盘，甚为憾惜，便与胡文虎合作，组织广东报业公司，将该报全盘承顶过来，继续出版。恢复其《总汇报》的原名。胡文虎长子胡蛟担任社长，严瑞棠担任总经理。《总汇报》就这样纳入了呈系报的行列。

接办后的《总汇报》并不见有什么起色，一年多之后，便自动停办了。纵观星系报业史，可分作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抗战前。这一时期是垦系报业最兴旺发达的时期，一共有七家垦系报先唇诞生和出版，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星中日报》、《总汇报》，香港的《星岛日报》，槟榔屿的《星槟日报》，汕头的《星毕日报》，厦门的《星光日报》。而广州的《星粤日报》则由于广州沦陷而胎死腹中。第二个时期是抗战中。这一时期，因为有星系报的地方都相继沦陷于日

军手中，星系报均先后停刊。其中只有《星岛日报》停刊后，改名《香岛日报》继续出版。而《星洲日报》是在日军侵入新加坡前夕即停刊，之后所出版的《昭南日报》是日军利用《星洲日报》的设备而运作，与胡文虎的星系报并不相干。

第三时期是抗战结束后。抗战胜利，各地光复，星系报也随之先后复刊，新加坡的《星洲日报》，香港的《星岛日报》，槟榔屿的《星槟日报》，汕头的《星华日报》，厦门的《星光日报》，都重整旗鼓，只有新加坡的《星中日报》和《总汇报》因原本就不具特色，似乎没有复出的必要，也就不再继续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