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词，惹下大麻烦。

虎豹兄弟有限公司在胡清才张罗下，股票开盘发行。胡蛟要他全家每人各买 100 万股，一共购得 500 万股。看准新股市旺之际，胡蛟把手里的 500 万股全抛了出去，一下就发了一笔横财。

胡蚊发了财，高兴，得意，带了一家人去香港渡假。然而就在这期间， 他发现了一个秘密。

原来，胡蛟向美国银行借款，和联系台湾制造的两架卷筒印刷机，都是由《星洲日报》妇女版的一位编辑经手接洽的。因为这位编辑奔走有功，胡蚊还特将他提拔为《星洲日报》副总编辑，并兼任《垦暹日报》和《星泰晚报》的驻新加坡特派员。胡蛟每有交际应酬，必定叫上这位老兄，同吃同喝， 共商大计。

台湾定造的印刷机也是这位编辑经手的。他告诉胡蛟对方条件是交货后分期付款，该厂有一个人长期驻在新加坡，每月收取各次的分期付款。

胡蛟对此一直信以为真，可是他突然发现原来分期付款纯属这位编辑的虚构，分期所付的款并不是印刷机制造厂的代理人收去，而是落进了这位他认为是“有功之臣”的编辑的腰包。

胡蛟受此蒙骗，勃然大怒，马上撤去那位老兄新封的副总编辑之职。 这位编辑也同样感到愤怒和委屈，因为他觉得自己给胡蛟赚了那么多

钱，胡蛟分文没给他，他因此才搞了个“分期付款”，现在胡蛟对他前思尽弃，扫地出门，他当然也不能善罢甘休。

这件事最终闹到政治部。那位编辑在中央警署关了 100 天，胡蛟则每天上午都要去政治部报到，接受讯问。

据胡蛟本人所答，他曾由中共方面挪借过港币 720 万元。

·利息为周息 0.1％。这就是 1971 年的“5 月风暴”的真正起因。

胡蛟在政治部受讯的事，起先是秘密进行的，外人不知道，“垦洲”本社的人也不知道，后来最先知道的是该报主笔李尽可李星可在进《星洲日报》时，虽然没有跟胡蚊谈定经济收入之事，业务上却是有言在先，他要求凡是他写的文章，任何人不得更改一字，如确有必要更改，必须经他同意。李星可自进《星洲日报》后，这一条的确是多少年如一日，雷打不动的。

然而，自从胡蚊被政治部传讯之后，胡蚊原先对李星可“一字不改”的承诺却发主了动摇，总编辑开始有权改动李垦可的社论了。

李垦可因此质问胡蛟，胡蛟只说是外面风声不对，“并且总编辑的地位到底要比上笔高”。

“岂有此理！”李星可愤然道。

因为就普遍的情况而言，当时各报的主笔都是高于总编辑的。李垦可是

《星洲日报》的顶梁住，总编辑凭什么高他一头？ “因为我不是客家人？我们从前的协商是否从此无效？”李星可冲着胡

蛟一连串质问。

胡蚊招架不住，只好把政治部传讯他的事如实讲出。

李星可是个忠实干事业的人，10 多年来他作为“星洲”的主笔，一直遵循“星洲”题于报头的办报宗旨：“唯一能替华人社会服务，唯一能替华人说话。”李星可对“垦洲”可说是倾注了全部的真诚和热情，准想到胡蛟身为“星洲”老板，为了个人私利，就这样让一份好容易才办得深入人心的报纸，失去公正独立的本色。李垦可顿然感到心寒。

这之后，有一次日本大使郑重其事地邀请胡蛟夫妇赴晚 宴，并约请李星可作陪。日本大使打电话给李星可，李星可当即辞谢了。到晚宴时候，日本大使对胡蛟夫妇提起这事，深感不满，胡蛟忙赔不是。

胡蛟第二天便责备李星可，为什么故意使他为难。李星可竟没好气他说： “我拿‘星洲，的薪水，我的工作是写社论，不是交际应酬，交际应酬是我自己的私事，有人请我，要看我有没有空，高兴不高兴去。”

胡蛟听了这话自然满心不悦。这两个人内心的隔阂至此便公开化了。 李星可和胡蛟最后的决裂，其导火索是那年年底的加薪。当时“星洲”

的在职员工全部加了薪，李星可也加了，但是他对所加的薪额不满意，因为他在“星洲”工作了 12 年，为《星洲日报》鹤立新加坡马来西亚报坛立下汗马功劳，他对“星洲”的贡献可谓巨大，然而时过数年，他在“星洲”所拿的薪金还未超过他当年在法新杠工作时的薪金，他心中自是愤愤不平。

胡蛟却不打算满足李星可的要求，他认为李星可在外面有兼差，他都从未过问和干预，也算对他李星可够意思。可是李星可觉得自己现在年岁日高， 已没有足够精力在外兼职，他需要胡蛟给足薪金，够他生活。

胡蛟说：“如果你嫌薪金低，可以另谋高就嘛。”

李星可说：“说实话，《南洋商报》早跟我打了招呼，我什么时候去， 他们什么时候欢迎，薪水至少比我现在多一倍。我不去，是因为我这么多年给‘星洲，干，干出了感情。我是北方人，重的是义气，不是钱。”

两个人这时候感情已经完全破裂，相互都说了些不客气的话，胡蚊最后说：“干不于是你的自由，钱只能加这么多。”

李星可没话可说了，从口袋里掏出预先写好的辞职书，递给胡蛟。

第二天的《南洋商报》就以醒目字样刊登了该报聘请李星可为主笔的预告。

由于李星可辞职“星洲”，投奔“南洋”，《星洲日报》发行数陡然跌落，而原本就周转不灵的“太阳报”此时更是举步维艰，因为胡蛟利用“星洲”的声誉弄来的钱全花在了他个人购置房地产和赌马上，而没有用于《星洲日报》和“太阳报”的事业发展。

现在这两张报纸如何继续生存下去，胡蛟全然没有对策了。他在寄希望于那家借钱给他的银行再借些钱给他的同时，只是不断责备他的总编辑和那个接替李星可的新主笔无能。

这些人端了胡蛟的饭碗，就总还是要替他干点事情，左思右想，设计出一招来，当然所谓的“招”，不外乎是要打击他们的对手《南洋商报》。这一招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正当的报业竞争，他们是要利用接近当局的机会，向最高当局进言，让当局钳制“南洋”的社论主笔“免开尊口”。

总理李光耀本来是受的英文教育，对于华文报看得少，不大注意新加坡华文报，听人煽动盅惑之后，他终于在一次公开讲演中对《南洋商报》的言

论提出警告。

《南洋商报》在受到警告的当天，立即召开了社论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针对政府的这一对私营报纸所施行的胁迫，予以严词声辩。

“南洋”的社论主笔有好几位，所以设有社论委员会。李星可现在虽然是“南洋”主笔之一，却不是社论委员会委员，因为他新来，旧主笔们暗自排挤他。可是现在临到这挥戈上阵的紧急关头，谁来主笔？社论委员们却一致认为非李星可莫属。

李星可善写这一类答辩词，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是有目共睹的。李星可1962 年的《敬答马歇尔先生》、1965 年的《敬答新加坡教育部》、1966 年的《敬答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1971 年的《敬答新加坡厂商公会》等，均为轰动一时的名篇。

但是，这一回当社论委员会通知要由他执笔来写这篇答李光耀演讲词的社论时，李星可却不答应。

那天，社论委员会开罢会已是中午。社长打电话找李星可，李垦可恰巧被人情去吃饭，不在家。下午，社长李有成请他到社长室来，面授机宜，让他按社论委员会决定的内容来写这篇答辩词。

李星可不同意写。李星可虽然是敢怒敢言，对政府当局没少提批评和建议，但是现在要他直接点名道姓地批评李光耀总理，他在直觉上感到不妥， 并且也有违新闻界的一般原则。但是李有成执意要他照办，李星可只得遵命。

李星可不情愿地伏案秉笔，冥思苦想，字斟句酌，总算凑出一篇文字来， 其内容并未完全遵照社论委员会的意思。他送去给社长李有成看，李有成已经回家，他便交给总编辑，让总编辑跟社长联系。

虽然李星可担心和预感到这篇社论会惹麻烦，因此行文时尽量冲淡了社论委员会较为激烈的意思，但是这篇社论刊出的第二天就出了大事。

那天清晨时分，《南洋商报》三员大将——刚卸任总经理的李茂成，新上任的总编辑同道章，社论主笔李星可，突然被政府当局拘捕。紧接着，对外联络主任郭隆成也受到牵连被捕。

这就是轰动新加坡的“5 月事件”，人谓之“黑色的 5 月”，或“5 月的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