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像干大事的人。
胡仙出生于 1932 年。她出生后 3 个月,被胡文虎所抱养。此时,胡氏家业已经很大,胡文虎在缅甸、泰国、新加坡、港澳、中国内地等地,到处都有商号。
胡仙是幸运的,自小到大过着平静富足的生活。她受到良好的教育,是学校的高材生,尤其写得一手好文章,又擅长绘画。她是一个文静嫡雅的女孩,喜爱文学艺术。在她的家庭中,她从来没缺过钱,所以她也从来没想过要赚钱。她未来的理想是要做画家和作家,从来没想过经商、办企业。
可是三兄胡好不幸早亡,父亲胡文虎过世,把胡仙一下子由幕后推到了前台。22 岁的胡仙,还刚刚迈出校门,她虽然少年时代就开始写文章发表, 对报纸并不陌生,但是要让她管理出版,领导一个企业,指挥公司的层层职员,就的确是太难为她了。
职员们都知道新主人对办报不熟悉,对商业一窍不通,深为报社的前途担忧、焦虑,只怕报纸办砸了,大家的饭碗也要砸了,胡仙分明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自己的成败事小,全体职员的命运都系于她一身。
头一天上班,胡仙的内心特别紧张。一想到自己往经理室的椅子上一坐, 各部门干部鱼贯而入,请示汇报,她该怎么答对,怎么批示,她的心就砰砰地跳,只觉脑子里一片空白,旱餐一口都没能吃下去。
嫂子陈秀蓉(胡好之妻)在一旁见了,为她捏一把汗。陈秀蓉对胡仙说: “今天是你第一天到经理室上班,嫂子陪你一道去吧。”
胡仙苦笑一下道:“人家见了会怎么想,经理还是个孩子,要人陪着上班?”
后来,胡仙像一个普通职员那样,提着个文件袋,夹在上班的人流中走进了报社,走进了经理室。她选择了那样的时刻,那样的方式,是想让大家看到,与他们一样的一个普通人来上班了,只是彼此分工不同、同职不同罢了。她向同事们点点头,同事们也向她点点头。一切就这样自自然然地开始了。
那天见到胡仙小姐的人回忆说,胡仙小姐穿得很朴素,没有戴任何首饰, 秀美的面容含着一丝淡淡的忧郁,也透着机敏、沉静。
胡仙没有坐在经理室的椅子上,等各部门的头头脑脑去见面,而是主动挨门挨户到报社各科室造访大家。她的话不多,也没有任何指示,见到各部门负责人,只问:“有哪些事情需要大家商量着办?”
和记者、编辑们见面时,胡仙说,她知道大家很辛苦,工资不高,她一定要和大家一起把报纸办好,希望大家支持。
当时在报社工作的一位记者谈起这些,感慨他说:“人真奇怪得很,一个年轻女孩子,几句简单朴实的话,居然使我们想发泄的一肚子气不知何时就消掉了。我们觉得她虽然嫩,但很实在,她的面部表情告诉人们,她是一
个可以信赖的人。”
胡仙头一天上班的情形给报社员工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大家都议论自己的新老板:认为她很有涵养,很有城府,不像初出茅庐的 22 岁的小姐,而像是干大事的人。
胡仙接手的时候,星系报业各单位有亏有盈,整个报系平衡之后、略有盈余,每年几十万、上百万不等。但是星系报业这样大一个摊子,这点盈余简直是杯水车薪,在香港买一个普通套间就要几十万,如果把这笔钱折合为报系职员的工资,也仅够支付一年。胡仙听了财务的汇报,心里不能不急。胡仙意识到,她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必须尽快使”星岛”摆脱经济上的
窘境。一份报纸要办好办得出色,首先需要解决生存的问题。假如生存都没有保障,一不留神就可能关门,“好”和“出色”又从何计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仙认为:“一份能赚钱的报纸,就是一份好报纸。”
胡仙上任后的第一步是从管理体制上入手。她在报系实行现代最流行的“事业部制”的管理方法,即由总公司制定一个方针和基本的业务范围,具体事情由各事业部门承包负责。
这种层层负责、人人有责的管理办法立刻见效,只一年间,星岛报系各部门的利润便翻了近一番,职员们的口袋也沉实多了。大家都佩服新主人胡仙小姐的能力,说这个年纪轻轻、斯斯文文的姑娘“比她父亲还厉害”。
50 年代未,香港刮起一股“共产党要对香港采取行动”的传言,一时间人心惶惶,一度开始繁荣起来的市场开始变得冷清,使香港进入经济萧呆状态。
“厚岛”由胡仙接手,刚有起色,便遇到这样恶劣的大气候。当时,《星岛日报》已增发欧洲航空版,报纸每天销往欧洲各大城市,同时也销往台湾。由于这个传言,海外的代理商纷纷要求尽快中止合同,他们担心一旦香港气数完了再采取行动便来不及了,每天都有代理商退回一些头天没有卖出去的报纸。报纸亏损,公司亏损,形势十分严峻。
胡仙不是坐以待毙,而是主动出击,想方设法打探内地的“行情”。她将了解到的真实情况转达给报社职员,“中共不会对香港采取任何行动”。报社职员们吃了“定心丸”,安心专注于报社工作。胡仙则又马不停蹄地飞往台湾、美国、巴黎、澳大利亚,向各代理声、经销产闽明民势,打下保票。她同时对报纸的版面作了改革,其内容与社会生活贴得更近了。胡仙所做的这一切,不仅对《星岛日报》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有效的努力,而且对稳定投资者,恢复和发展香港的繁荣也起了一定作用。
那一时期,胡仙为拓展业务,时常往来于英美等国家。有一次在旧金山, 胡仙在街上偶然遇见一位陌生男子,是华人,听说胡仙来自香港,便向她打听有关香港的情况。那男子问她:“香港正发生什么事,前景如何,能告诉我吗?”
胡仙在路遇这位陌生男子之后,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是,这里需要一份中文报纸,是的,非常需要!成千上万的华人身居异域,就像这位陌生男子, 他们渴望得到自己本上的消息,而这是他们无法从异域得到的。
这件事触动胡仙,使她决定出版《星岛日报》海外版。很快,纽约、旧金山、多伦多、温哥华、悉尼和伦敦,便都有了《星岛日报》海外版,“星岛”的新闻通过卫星传讯到这些聚居着大量炎黄子孙的城市。
胡仙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海外的新一代华文报读者与
他们的上一代移民已有所不同,他们的中文水准越来越低。根据这种情况, 胡仙又将海外版的某些篇幅以双语刊登。
70 年代初期,香港的华人大亨为数尚有限,而且甚少为海外所熟知,但胡仙却已与不少国际上知名的报人同道保持密切关系。她和当时全世界最大的跨国报业机构主人汤普森爵士成为莫逆之交;她与享誉世界的伦敦《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报的报人、总编辑都有广泛友好的联系。“国际新闻协会”是一个网罗世界主要新闻出版机构的组织,其会员都是非富则贵的知名人士;胡仙作为报业公主,她的出现艳光四射。
1971 年,她被选为该组织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主席,同时也是第一个得以登上此座的亚洲人。
与此同时,胡仙还在华侨界领导了一个泛亚运动,成立汉语言新闻学会, 募集资金,致力研究现代化的植字机器。另外,为了同行的利益,她不惜花费巨额资金支持当时仍在孕育阶段的亚洲新闻基金会,并成为这个团结亚洲新闻出版人及编辑的组织的创办人兼信托人。胡仙为亚洲新闻出版事业,特别是中文新闻出版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也赢得了同行的认可以及广泛的国际友谊和声誉。
进入 60 年代后,电视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体切人香港人的生活。香港电
视一天 24 小时播放,什么新闻都有,现场、实感,绘声绘色。报纸受到了威胁和挑战。报社内部有不少入觉得“搞报纸没前途了,报纸早晚要被电视取代”,有的记者交出了记者证,到电视台去应聘;有的则干脆弃文经商。
报纸难道真的没前途了,报纸最终将被电视取代?胡仙带着这个问题开始做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半年的跟踪调查,汇集在胡仙办公桌上的信息是, 人们不是不需要报纸,而是越来越需要报纸,只是人们对报纸的要求更高了。人们不喜欢那些干巴的新闻,而要求报纸更具有可读性。如一位被调查读者所说:“今天的人们那么忙,就是‘寻人启事,也要写来让人读得轻松啊。”
胡仙向总编们提议,第一要增加报纸的信,息量,加强和经济界、文化教育界、行政界的联系,以反映各界人士的要求和向各界人士提供信息;第二要增强报纸的可读性,文章力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活泼有趣。胡仙说, 我们不是要与电视抗衡,而是让报纸率先同广播、电视、电影合作,加强电视电影节目的预告、介绍和评论。
星系报业因此又经受住了一次考验,并且更上一个台阶。1973——1974 年度,《星岛日报》缴税后的盈利近 1500 万港元,这是令欧美很多大报发行人也要为之眼红的。
随着香港经济繁荣,报刊也日益增多,人口数百万的香港,报纸有 100 多家,报业的竞争十分激烈。胡仙在竞争中表现出非凡的魄力和见识。她彻底改变传统的发行办法,利用通讯卫星,把《星岛日报》当天在香港发行的报纸内容送达纽约、巴黎、伦敦,在当地当天印刷,当天发行。为此胡仙不惜血本,聘请了许多国外知名人士作顾问。宏星岛日报》安装了先进的电信设备,接收报社派驻世界各地记者和信息站发回的信息。
《星岛日报》的销售量突飞猛长。
1972 年 5 月,星系报业有限公司改名为星岛报业有限公司,胡仙仍旧出任董事长。
星岛报业有限公司改名后的第二个月,发行上市股票,当时正值股市欣欣向荣之际,星岛报业有限公司不失时机地把它的 4i2.5 万股股票上市。
香港市民看好垦岛报业的效益,尽管每股面额 2 元的股票升水卖 6 元, 市民们仍然争相购买。而在股市高峰时刻,“星 岛”的股票竟被炒至每股20 余元的高价。
“星岛”上市前,胡仙本人拥有 96. 7%的股权。“星岛”上市后,胡仙本人仍持有 86.7%的股权。如果按股市高峰期的股价计算,胡仙在“星岛” 的股权就值 4.3 亿元。
到 80 年代,星岛报业已由胡仙接手时的年利润百万左右而跃至年利润 1 亿港元。“星岛”的主人也由当初文弱的千金小姐而变为世界瞩目的最有财势的女人。
而自 1974 年以来,胡仙又对地产业发生浓厚兴趣,她开了几家高档的礼
品店,还在旅游业和餐馆业方面有良好的投资,她属下及联营的机构多达 37
家,遍布全球各地。据统计,她的财富不少于 10 亿港元,她排在香港十大女富豪前列,成为香港社会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这断然是她父亲胡文虎生前所料不及的,这个貌似平常的女儿竟会有如此惊人的出息, 胡文虎的死后余荣竟全仰赖着这“一枝独秀”而得以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