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洲”相形见绌。“南侨”虽劲，无奈时运不济。

抗日战争胜利后，海外华侨纷纷返家重整旧业。

胡文虎战后第一次回新加坡，踏进永安堂，只见窗户破碎，四壁萧条， 连地板都被掘出许多窟窿。永安堂的货物被抢劫一空，连《星洲日报》所存的白报纸也破《昭南日报》用得一干二净。那时候他在香港所存的港币不多， 卖万金油的钱，绝大部分换作国币存在了国内。要让各永安堂分行重新运作， 让星系各报恢复出版，面临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星洲日报》不久即告复刊。

20 年代，新加坡《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的问世，标志着海外华人报业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此之前，海外华人报刊不外是各种政治派系或是政党的宣传阵地，由于先天不足，虽然热心时务，却都难得持久，时办时停。只有《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创立了海外华侨社会具角独立性的纯商务新闻企业。它们部有雄厚的资金作为生存和发展的保证，它们的刨办人都是商人，是远离祖国政治中心之外的海外华侨。除了热忱爱国之外，他门在政治卜是无党无派，处于中立的。

但是，“九·一八”的炮声震碎了这种平和宁静，日寇的铁蹄践踏着东北的土地，也践痛了海外赤子的心。新加坡、马来亚的报刊无不愤怒呐喊， 强烈谴责日本侵略者的行为，呼吁华侨捐助难民，抵制日赁。许多报纸腾出版面大量报道，甚至出版号外。《星洲日报》促请国民政府从速备战；《南洋商报》指出除非国民政府不惜一切投入抗日，否则东北三省将永远沦丧。

《南洋总汇报》由于激烈鼓吹抵制日货，被英国殖民政府勒令停刊 20 天。

从 1937 年“七·七事变”到 1941 年底新加坡马来亚沦陷，这一时期南洋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各华文报刊无不投入祖国的政治旋涡之中，密切关注国内政局和战争的动态，每有重大事件即出版号外。《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在这一时期则增设了晚刊，以便更及时地报道国内时事。

南洋华侨的爱国行为和华文报刊对祖国抗日战争的大力支持，引起日寇的强烈仇恨。日寇占领新加坡马来亚后，借口“检证”，大肆屠杀华人以泄恨。南洋华侨蒙难者数以万计。

战争结束后，战时海外报刊团结一致，枪口对外，不分彼此的精神也随之烟消云散。各报刊或标榜中立，无党无派，或公开亲共左倾，或保守右倾， 连战前具有独立性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也在所难免。过去的办损人士基于政见，由政治出发而办报；而“南洋”和“星洲”这样正式的商营报纸，它们的投资创办者也仍然不是报人，而是纯粹的商人，他们不懂政治， 对政治也没有足够的兴趣，因此决定他们的报纸立场，除了投资人的直接商业利益，面对政治风云，就只能看当时雇用的总编辑或者主笔是什么样的立场了。

战后初期，左派受到欢迎，因此，左翼报刊一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两家，一家是槟城的。现代日报》，一家是新加坡的《南侨日报》。

《现代日报》创刊于 1936 年，出版不到一年，中日战争爆发，该报由于发表激烈的抗战言论，而受到英国殖民当局的干预，董事主席柯仕楚被驱逐出境。槟城沦陷前夕，该报即停刊。

抗战胜利后，《现代日报》复刊，由洪丝丝主编，不久又恢复了当年的

《现代周刊》。由于较能适应时势与潮流，很受读者喜欢，发行量节节上升， 在 1945 到 1947 这两三年间，《现代日报》在槟城华文报刊中成为最热门的一家。在政治上，该报倾向于中国国内的民主同盟路线，对英国殖民政府的政策也时有抨击。后来，新加坡《南侨日报》出版，《现代日报》的几员大将相继跳往《南侨日报》，本来就人才不足的《现代日报》更加匮乏，报纸开始走下坡路。之后马来亚共产党暴动事件爆发。马来亚半岛进入紧急状态， 英国殖民当局颁发紧急法令，勒令《现代日报》停刊，同时将负责经编的方氏兄弟和几位董事驱逐山境。《现代日报》报史自此宣告结束。

《南侨日报》是战后出现的新报纸，1945 年 11 月 11 日在新加坡正式出版。它的发起人是陈嘉庚，“南侨日报有限公司”50 元叻币资本的股东遍及新加坡、马来亚、苏岛、缅甸和爪哇：追随陈嘉庚的入股者不外是他的亲戚朋友，都是些纯粹的商人。

但是《中侨日报》经编两部的头目却都是本地报界赫赫知名的损人，胡愈之任社长。李铁民掌督印，主笔舍有胡伟夫、洪丝丝、彭赫生、胡守愚等报坛名将。这些人都是当时被指为“反蒋拥共”的民盟大将，他们的报纸内召丰富，敢怒敢言，风格清新，形式活泼，可读性很强，极能迎合读者趣味， 因此发行量逐日上升。这个后起之秀眼看就要成为“南洋”和“星洲”两报的共同劲敌，因为“南洋”和“星洲”拿不出实力上可以与“南侨”的经编人才相匹敌的人物。

在 1946 年国共谈判期间以及以后的内战时期，《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都不止一次与新兴的《南侨日报》进行笔墨交战。

1947 年 3 月 19 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队攻陷延安的消息传到新加坡。

《南洋商报》在 3 月 22 日的社论中说：“消宝传来，人心成为之震荡，良以共党平日的每夸称其民力足持，而一班为共党摇旗呐喊者亦每每为之张扬，庸诅知割据形式崩溃如此其速耶！⋯⋯国军获此大捷，势必乘战胜之余威，于东北一带加强对共军之进迫，如此则关内关外，双管齐下，共军前途之悲观，不言而喻。”

而《星洲日报》3 月 29 日的社论《延安收复以后的时局》 如出一辙： “政府收复延安，说明共军军事力量之脆弱，因为再继续打下去。共党的‘胜利’将终归幻灭，所以应谋政治解决，”

远在海外的南洋华侨，由于对国内真实形势的隔障，还没有人能够想象到胡东南如此轻而易举攻陷延安，原是“共军”佯装败北，有意撤退而演出的一出现代“空城计”，只有《南侨日报》在 3 月 20 日，即胡宗南攻陷延安的第二天就发表社论说：“攻下延安的捷报，也许会成为国民政府统治的丧钟。国军攻陷延安，便如吞下了一枚原子弹。”

这位“南侨”的主笔真是料事如神，事态果然被他“不幸而言中”。“南侨”与“南洋”和“星洲”只此一笔已见出高下，“南侨”此时己呈超越“南

洋”和“星洲”二强，称雄南洋华文报业市场之势。无奈时运不济，英国殖民地政府半局早有决策，1947 年 10 月查封了新加坡的中国民主同盟支部， 1950 年 9 月。《南侨日报》被勒令停刊。一家年轻有为生气勃勃的报纸就这样夭于非命，令人扼腕叹惜。

战争结束后。胡文虎办报的兴趣是有增无减，并且抱有很大的雄心，打算在闰年各大都市，如北京、上海、汉口、福州和南洋各大都市，如仰光、曼谷、雅加达等地，一一开办报馆，为永安堂的生意展开更大的宣传攻势， 也借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舆论力量。

胡文虎这些计划得到实现的，只有福州的《星闽日报》，曼谷的《星暹日报》，沙劳越的《前锋日报》，另外就是在香港和新加坡各办下一家英文

《虎报》。有一些是拟定了报名，却因种种原因，终未能办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