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才终于有了“谜”底。

在胡文虎在东京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谈话记录没有找到之前，胡文虎的东京之行，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扑朔迷离、争论不休的问题。

抗战胜利后，1946 年 12 月 18 日.厦门多家报纸同时刊载一则新闻，报道厦门记者公会举行第二次会员大会的经过和决议案。其中第三项决议就是：“《星光日报》董事长胡文虎。曾充伪华侨代表赴东京媚敌，现仍逍遥法外。本会决电请国防部扣留惩办。”

照理，这条新闻的主题应该是大会的会议内容，但是，除《星光日报》外，各家报纸都把重点放在了胡文虎身上。

《立人日报》做的是三栏通行大标题：

记者公会昨二次大会决议（仅用 3 号宋体）

声讨胡文虎媚敌（使用持号宋体，达到突出醒目效果。） 而《江声报》的是双栏三行标题：

新闻记者公会昨检举胡文虎

充伪华侨代表赴日媚敌

远在这之前，国内外早已是流言沸沸，说“胡文虎和敌人妥协了，准备在香港复办报纸和开设银行”，说“胡文虎允当伪侨代表，赴东京媚敌，准备出任香港维持会会长，堕落为大汉好了。”沦陷区的报刊则宣扬：“查胡文虎氏前系战派中极有力之华商巨子，抱所谓爱国热忱，致力于救国捐输运动。自大东亚战争勃发后，日军攻陷香港，胡氏在港受日军保护，因之幡然觉悟，倾向于和平救国旗帜，致力于和运之开拓。”

厦门记者公会的决议案提出后，却未见国防部有“扣留惩办”的行动。盖因“媚敌”和“汉奸”到底不能等同。1945 年 10 月，国民政府曾经颁布

《惩治汉好条例》16 条，对于“汉奸”，当依法惩治，但是 16 条中并未包含“媚敌”一说，对于“媚敌”者是否当惩治，如何惩治，尚无法可依。

胡文虎是否任过香港维持会会长，这个问题容易澄清.据考证，香港沦陷期间.就根本没有过维持会这个机构。但是，胡文虎出任香港维持会会长一说。又的确是事出有因。

据说就是在日军攻占香港，胡文虎和一些被日军认为重要的香港人士软禁在告罗士打酒店时，这些被软禁的“重要”人士曾被逼迫组织香港维持会。胡文虎这期间受到特别“优待”，正是因为日军当局属意于他出任香港维持会会长。

胡文虎身陷囹圄，无法直接拒绝，只好推辞说：“我一向做生意，对政治一窍不通，岂能办维持会呢？”

日本人听他悦得在理，不再勉强他，却提出他既然是做生意的，就给皇军做点生意，皇军正缺军粮，让他给皇军筹办军粮。

胡文虎为摆脱香港维持会会长之职，赶紧抓住这个台阶往下溜，他答应

道：“当然，当然，这个我内行，在出米的仰光、西贡、曼谷，都有我的分公司，做大米生意都能用得上。”

日本人给胡文虎提供了运米的船只，船上插上日本旗，胡文虎便开始替日本军队买米。胡文虎替日本人买来的米，时常偷运到中国去卖给中国人。因此抗战胜利之后，胡文虎没被列入汉奸之列。

以胡文虎惯有的爱国之心，不应有“媚敌”之嫌。

胡文虎被软禁于告罗士打酒店，7 天之后，东京派来参谋长主持审讯被俘人员。胡文虎是第一个被提审的。

市讯人员问：“你就是南洋华侨领袖胡丈虎？” 胡文虎回答说：“是。”

审讯人员又问：“就是你大力捐钱给中国政府抗日？”

胡文虎从容回答说：“是，我是中国人，爱国是我的天职，我当然要捐钱给政府抗日。”

事后，胡文虎对家人说，当时他自度年逾花甲，阅尽沧桑，富贵如浮云。身陷敌中死何足惧，志更不可屈。

香港沦陷期间，日军杀人如麻，灭绝人性，胡文虎忍无可忍，愤而往见日军总督矶谷廉介，指责日本宪兵队队长野间贤 之助的疯狂行为。亲友们替胡文虎捏着把汗，胡文虎却说：“就算招来杀身之祸，我也不能再沉默下去。”宪兵队队长清水，嗜杀成性，素有“杀人王”之称。有一次实行灯火管

制，清水率队巡逻，发现摩利臣山道上的崇正总会楼上露出微光，欲登楼捕人，因大门锁住，即捣毁大门玻璃。第二天又把该会秘书抓去宪兵部队。胡文虎得知，气愤填膺，即以崇正总会会长名义致函清水，谴责他毁坏私人财产。并索赔修理费用。清水理屈词穷，终于认错道歉。

在沦陷期间，日军在香港为所欲为，为筹集军饷，他们开赌开娼，甚至要大开鸦片烟禁。1942 年秋，香港大道中荷兰行门外竟公然悬挂起“鸦片零卖 8 所”的招牌，一些人竟获得毒品专卖权，可以公开贩卖鸦片。胡文虎对此充满义惯，在《香港 日报》上发表文章，向日军总督提出抗议。迫于舆论压力，日军收敛了公开贩毒的劣迹，那块“鸦片零卖 8 所”的招牌也最终被摘下。

那么，依的文虎倔强的个性，我行我素的正义感.为什么要赴东京往见东条英机呢？

在日本方面，邀请胡文虎“驾赴东京一晤”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时值 1943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转折阶段，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日趋恶化，日军在作战中不断遭到打击，士气 大挫。面对现实，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开始考虑接受他的顾问佐 藤贤了的建议：“展开和平攻势，以求战争体面结束。”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东条英机派出“有力人士”到香港，以解决日本占领下的香港断水、断电、断粮等问题为由头，邀请胡文虎到东京与东条英机会晤， 实际上是东条英机企图把胡文虎纳入“和平攻势”，让他出任“香港维持会会长”。

胡文虎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决定应邀“驾赴”。记者问及此事，胡文虎回答说：“是因为当时香港居民没饭食，饿死了不少人。我想我也信佛，日本很多人也信佛，我曾做过许多慈善事业，他们都说我是慈善家。为了救人， 应该想法运米来分给大家吃嘛。这里的日本军人说，要米需到东京去求，我便毅然前去，后来也便得到救济。”

胡文虎东京之行，轰动海内外。胡文虎自东京归来，不但外界，就是亲友和知交也都纷纷询问他为何赴东京，赴东京又干了什么，言语间充满怀疑， 令胡文虎难以招架。这些问询连绵不断，胡文虎没法保持沉默，在无奈中， 于 3 个月之后，写了一篇短文，作一个总的答复：今春有日本有力人士，游虎豹别墅，殷殷垂问余过去从事慈善事业经纬，及今后之所志，余以既往贡献社会极微，尚未实现理想十之一，甚以为歉。今尤不能释于怀者，中国各地民众战时困于粮食，缅甸、泰国、安南，皆在日控制下，三地盛产米，现无销路，甚或投诸海，苟能出此有余之粮，运往各地，米价自跌，纵不举办平粜，民众赖以救济者，当不知凡几。日本当局对此，如予同情，一经划诺， 可活无数饿浮也。该有力人士等闻言，颇以为是，返日后，即转述余意子当局。六月间，复来港，谓：“先生救济中国民众恐慌之宏愿，甚为敬佩，可否请驾东京一行。”余因事关民众问题，乃慨然乘机前往，东条首相殆以余为救济民食恐慌而来，特款余于迎宾馆，感慰之情，无以言喻，居留匝月， 畅叙甚欢，商谈结果要旨如下：一、关于救济中国民食恐慌问题，东条首相允拨仰光白米，无代价归余运往各地，实行救济，此事遂行，民食无忧，受其惠者，每饭不忘。至于运输问题，苦无船舶，现正商请有关方面负责与当局协商并期早日助成之。

二、关于华侨爱国分子自由问题，余曾率直向东条首相，慨乎言之，南洋各地爱国华侨，多数忠直有才干，中国人爱中国，为国民天职，日本如以兄弟之谊待中国，必不憎恶富有爱国思想之华侨，此爱国华侨必能拨其囊护祖国之心，以爱东亚，望能恢复彼等自由，勋其将来为东亚全体努力，至各地华侨产业，尚未揭封者，亦望从宽处理，此与恢复华侨商业，开发南洋资源，不无多少补助，首相对此，亦予采纳。

三、关于华侨汇款安家问题，目前各地银行所订送金办法限制数目极小， 收款方法，亦多与华侨年素习惯不甚相合，余曾提议集华侨资本筹备办一银行，由华侨自己办理汇兑，在原则上首相亦加赞许，详细办法，自当与各地当局妥议而后实行。

四、关于香港方面，就管见所及，过去多已贡献子总督阁下，亦曾向东条首相言及，归港后，正向当局条陈具体意见，请其实行。

关于第一问题，现仍在协议具体实施方案，一俟船只问题解决，余当趋赴南洋，商请各地当局，同时实现第二第三两问题。现居香港，即以香港为中心，就有利于大众之事，脚踏实地，由近及远，尽力所能及，以求其实现， 语云：“登高者必自卑，行远者必自逾。”余服膺斯语，悬为座右铭。

上述为余飞赴东京之事实经过，外间或未全知，故特草此，以告大众， 后此若有所问，恕不再答也。

这篇短文当是胡文虎东京之行的翔实注解，但是却很容易被当作胡文虎的“一面之词”，即使在这“一面之词”中，也能读出胡文虎的“媚敌”， 诸如：东条英机首相“特款余于迎宾馆，感慰之情，无以言喻，居留匝月， 畅叙甚欢。”

但是，如果不拘泥于这些表面文章，而对胡文虎在抗战时期的所作所为加以全面观照，且不说胡文虎抗日救国捐资最巨，单看他在香港沦陷时期， 当一些附敌得势者获毒品专卖权，准备向市面公开发售鸦片，胡文虎怒而抨击，严正抗议，终致当局禁毒，除下“鸦片专卖 8 所”招牌；当许多华侨和文化界人士滞留香港，胡文虎对数以千汁的人捐助生活费用和返回国内的路

费，仅对香港大学数百名学生，就每人资助港市 500 元，使他们奔赴祖国抗战第一线；当香港人民因为战乱流离失所，胡文虎捐款数十万元，维持香港20 余个民间团体救济难民的工作，并在香港永安堂内特设慈善部，专门办理救济事项；当香港缺粮，民不聊生，胡文虎筹办平价米救济贫苦人民，他售先要呈请香港日军总督认可，再须向伪粤政权条陈香港同胞应获救援之急， 然后要拜会珠江三角洲的米商集团巨头，可说是斩关夺隘，历尽艰辛。

胡文虎委实不易，既要救济中国的饥民，又要拜会日本的首相；既要争取华侨的自由，又要对付敌人的阴谋；既要维护庞大的企业，又要无损自己的名节。一方面，他要有所不为，不隐瞒爱国，不奴颜卑膝，不出任伪职； 而另一方面，他又必须有所为，为正义呼吁，为难胞捐助，为饥民奔走。

从胡文虎的所作所为，我门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第一，胡文虎只是一介商人，没有掌握国家主权，因此，无国家主权可出卖；而他在香港沦陷期间，从未出任过伪职，因而指责他为卖国汉奸是不实之词；第二，胡文虎从未损害民族利益，而是乐捐巨款抗日救国及兴办公益事业；他从不坐视国灾民难，而是积极奔走，竭诚尽力。东京之行，不能抹煞他爱国华侨的本色。

历史终于有了“谜”底。

1992 年 8 月初，中国政协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部副主任洪仁赴日本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他在日本友人协助下，查阅了日本战史档案中胡文虎与东条英机的谈话内容的原始记录。自此，胡文虎“东京之行”真相大白。

胡文虎与东条英机的这次谈话，据《东条内阁总理大臣机密谈话记录》专题档案记载。

时间：昭和 18 年（1943 年）7 月 17 日，星期六，下午 2 时至 3 时 30

分

地点：东条别墅

中心内容：东条英机要胡文虎调运缅甸和东南亚过剩的大米到中国，利

用与蒋介石的关系换运国统区钨矿（系军用物资）至日本，胡文虎以交通工具无法解决及自己仍在软禁之中而拒绝。胡文虎抨击伪政权的腐败，胡文虎试图探问中日战争何时结束，被在场的东条慕僚制止。

据查东条英机的全部机密谈话档案，东条英机与胡文虎的谈话仅此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