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门坎放瘟魔 自食其果遭伤害

1931 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就把中国东北作为进攻苏联的战争基地， 不断挑起与苏联的边境冲突。

1936 年 11 月，日本与德国签订协定后，这种挑衅的规模更大、次数更多、气焰也更加嚣张。

1939 年 5 月 4 日至 9 月 16 日，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境内的诺门坎布尔德地区，及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勒欣河中下游两岸爆发了诺门坎事件。日本关东军、伪满洲国军与苏联军、蒙古军对战，日军受挫损失了 54000 多名官兵和大批武器装备，最后秘密地使用细菌武器进行报复。

在诺门坎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到 731 部队视察，了解它的实力。这时，731 部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细菌生产能力，并掌握了使用细菌武器的手段，同时实战防疫使用的滤水器也研制成功（图 3

—10）。石井四郎为显示 731 部队的实力，命令总务部总务主任太田大尉和

6 名少年队员布置了一个陈列室，摆放了石井式细菌武器、胜夫式毒物检知器、卫生滤水器、各种炸弹碎片、细菌弹壳和生物菌试验的标本，以及中国各地区的气候图等。植田司令官视察后非常满意，并命令石井四郎制订出在诺门坎之战中细菌战的计划。

石井四郎拟制了 731 部队参战的三十方案：①将装有感染炭疽菌弹丸的炮弹，用日军炮兵的榴弹炮向苏蒙军阵地发射。②用飞机在哈拉哈河西岸上空投掷石井式生物炸弹（图 3—11）或者空投受细菌感染的小动物、物品和食品。这种生物炸弹，每架飞机可携带数十个，每个里面装有 5000 只鼠疫跳蚤，借助附在弹体尾部的少量人药，使它在快接近地面时爆破。这样，疫蚤落地后，就能向人体传染细茵，发生传染病。③派出一支“敢死队”深入哈拉哈河西岸地区，往所有的水源投撒细菌和毒品，使苏蒙军误饮被污染的水而患传染病。

由于 731 部队对鼠疫菌、炭疽菌能否达到传染的目的还没有十分把握， 对霍乱菌、伤寒菌和赤痢菌的传染途径，已基本上搞清了，所以，石井四郎提出，这次在诺门坎战场上使用鼠疫、炭疽菌是属于试验性的，而霍乱菌、伤寒菌和赤痢菌则既是试验，又是向苏蒙军队的破坏性的攻击。因此，他决定把投撒霍乱、肠伤寒菌和赤痢菌作为重点。阴谋破坏班按照他的意图，绘制了对哈拉哈河西岸施放细菌的计划图，在地图上标有可供细菌污染的河流、泉眼、湖泊、水井等饮用水源的作战目标。

关东军诺门坎前线指挥官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对石井四郎的三个细菌战作战方案的实施作了详尽的预测：如果迫击炮发射细菌弹，战斗打响后，日军的炮兵阵地就会遭到苏军的炮击，细菌弹就可能在本军阵地上爆炸，使日军自身受到伤害；如果用飞机投掷细菌弹，高空作业命中率低，低空飞行就可能被苏军击毁，并落在哈拉哈河东岸地区，这样也会危及本军；如果深入苏蒙军所在地区撒菌，凡是有水源的地方，苏蒙军必定严密把守，不易靠近， 即使能够靠近，也难以进行撒菌活动。小松原道太郎等人最企望的是关东军进入哈拉哈河西岸地区作战，如果是这样，就没有必要进行细菌战了；况且在进入西岸地区之前若使用了细菌武器，待日军进入西岸地区走后必将受到危害。

经过填密的研究，他们一致认为细菌武器只有在日军败退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因此，决定战败后，在作好隐蔽的情况下，突然把细菌炮弹发射出去； 也是在战争中夫利的情况下，将细菌投入哈拉哈河上游，使位于下游的苏蒙军喝受细菌污染的水而发生传染病，损耗其攻击作战的能力。

石井四郎接到参战的命令后，认为这是他为“大东亚圣战”立功和进行检验细菌武器效能的机会。于是，他把 731 部队当时仅有的 400 名各种从事细菌战的人员抽出一半，以“关东军防疫班”名义参战。按其参战任务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组织了十几个以第三部的卫生下士官为主，井吸收正在教育部受训的少年队参加，为日军前线部队防疫供水服务的防疫班和装备班， 每班 10 人。作战时，每个防疫班配置一辆装有甲型石井式滤水器的给水车， 跟随野战部队行动。这种滤水器可以保证一个连队一周的用水。它的水箱是甲木料制作的，一旦遇到被敌方缴获的危险，即可浇上汽油就地烧毁。另一部分是阴谋破坏班，通过各种手段施放细菌武器。其组成人员是以第二部为主，适当吸收一些经过专门训练的少年队员参加，由第二部部长碇常重少佐负责。

1939 年 7 月 12 日，阴谋破坏班潜入哈拉哈河旁的一片松林中。他们卸下了装备班用汽车偷偷运到这里来的两只充气式橡皮船、十几个大型金属瓶、一些玻璃容器、铁水桶、长柄勺、绳索和装有零碎物资的大型皮箱等， 将这些特殊器材分别背到身上。在碇常重少佐的指挥下，隐蔽地沿着松林的边缘向哈拉哈河岸靠近。

哈拉哈河发源于大兴安岭的达尔滨湖，最终弯弯曲曲地流入贝加尔湖， 全长近 400 千米，有 12 条小河汇入。河宽 50～80 米，水深平均 2 米，流通

1 米/秒。河西岸比东岸高 50 米，在东岸看不到两岸上面的情况。他们隐蔽在茂密的草丛里，把橡皮船充气后，装上金属的和玻璃的菌液瓶、铁水桶、长柄勺等物品，将橡皮船推进河里，用绳索拴在岸边的大树上。他们上了船急速地向河中心划去。当拴般的绳索拉紧时，船上的士兵就做好了撒菌的准备。为了防止自身受污染，他们在逆水上行时撒菌，岸上的士兵解开拴在树上的缆绳往上游拉船，船上的士兵有的划动船桨，有的迅速打开菌液瓶盖， 连菌液瓶一起扔进河里。在行进 1 千米的河段上撒了霍乱、伤寒、赤痢和鼻

疽菌细菌溶液 22.5 千克，流向下游。两名军官立即用柄勺提取水样，测试水温和流速，作了试验记录和拍照。船靠岸后，他们马上派汽车返回了驻地—

—将军庙。1939 年 7 月 13 日下午 1 时 30 分，石井四郎到胡鲁斯台河南岸的

日本关东军步兵第 71 联队队部，向那里的官兵通报说：“不要饮用哈拉哈河的水了，那河水可能被污染。”接着就通知诺门坎战场上第一线的各日军部队和伪满洲国军的部队，都要使用经过石井式滤水器滤过的水。

日本在诺门坎的战场上施放细菌没有挽救日军失败的命运，还事与愿违，自食其果，遭到了细菌的伤害。日军除有 4786 人战死和 5455 人受伤外，

患伤寒病、赤痢病、霍乱病的就达 1340 人。

日本战败后，回国的原 731 部队队员鹤田回忆说：“1939 年 8 月，奉彼田班班长彼田统的命令，把我自己培殖的跳蚤装进空汽油桶内，用汽车护送到将军庙。随后我也参加了敢死队。一天晚上，难波班长命令我们往哈拉哈河里投放肠伤寒菌浓缩液。那次搞得好紧张，对岸有苏军的封锁，空中时时有信号弹升起。大概由于匆忙的缘故，我们的班长不慎感染了肠伤寒病。当我返回哈尔滨后听说，他转入海拉尔陆军医院治疗，不久就死了。”鹤田还说：“那次撒菌，我们小分队是那天下午从将军庙出发的。途中在一农户家休息，谎说是过路的日本人，那户农家包了韭菜馅饺子招待我们。临走时， 我们趁农户主人不防之机，把随身携带的鼠疫干燥菌偷撒在农房里。当我们完成在哈拉哈河撒菌任务返回这户农家的时候，发现那农户家 3 口人全都死

掉了。”

日军不仅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而且带来了严重的后患——疫病流行。参加诺门坎作战的 731 部队人员，除被苏蒙军击毙者外，被细菌传染而

亡命的就有 40 余人。10 月，他们丢盔卸甲地撤回了 731 部队本部。据山内丰纪证实：“我看见他们个个垂头丧气，听参战的人讲，苏蒙盟军英勇善战， 我们被打得稀里哗啦。”

新式装备的给水车拖回来时，也七零八碎，不成样了。令人可笑的是， 本来一败涂地的关东军却自我安慰，给 731 部队颁发了感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