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狈为奸护恶魔 罪犯成为坐上宾

二战停火后不久，东京郊外举行了一次精心准备的葬礼。据说亡者是日军细菌战的得力干将石井四郎。但是，葬礼完全是个骗局。石井四郎没有死，

葬礼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美国调查局人员最终还是找到了他。石井四郎向美国当局提供了关于日军在中国哈尔滨大肆研究生物武器的详细情况，美国官员答应对他免予起诉。石井与美国当局上演了一出非常狡猾的骗子戏。由于担心真相曝光会引起政治混乱，美国政府隐瞒了事实，一藏就是几十年。在战争进行期间，盟军就从多种渠道得知日军研制并在某些战场上使用

了生物武器，所以，迅速推进中的盟军部队及其特别行动机关也都特别注意搜捕日军有关人员。故而，绝大多数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日军生物战部队的有关人员均落入盟军手中，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战时盟国之间出现分裂， “冷战”到来，日军战俘们的命运也随之一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被占领土上那悲惨的一幕似乎已被淡忘。然而，战犯真的可能逃脱审判吗？

1947 年 1 月，苏联首先打破这种沉默，苏联政府就 731 部队问题通过“国

际检查局”同美国第二参谋部的威洛比联系，要求审问石井四郎等 3 名 731 部队骨干分子，指控他们犯有违反国际公约的战争罪。但苏联的要求遭到美国拒绝。于是，1947 年 12 月 25～30 日，苏联独自把由苏联掌握的 12 名 731 部队有关人员提交伯力（哈巴罗夫斯克）滨海军事法庭审判。第一天，日军被指控培养了大量的细菌，准备发动生物战，以袭击盟军。3 天后，莫斯科电台宣称，据供：夫东军 731 部队曾用战俘进行细菌战试验；一名战犯向审判官招供，此部队是根据天皇本人的命令建立的；所有战犯对其所进行的可怕试验供认不讳。唐泽登美雄少佐供称：大约有 10 人曾由我带去试验场，把

他们捆到事先埋在那里的相距 5 米远的柱子上，然后在离他们 15 米远处用电流引爆杀伤性炸弹。很多受试者被炸伤，后来这些人都染上了炭疽病，因为炸弹中装有这种病菌。另一名受审战犯也证实：曾看见 10 名中国人分别被捆

在相距 20 米的柱子上，然后用电流引爆炸弹。这 10 人全部被炭疽炸弹打伤， 一周内全部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滨海国际法庭判处山田乙三、高桥隆笃、梶塚龙二等人 2～25 年徒刑；同时，苏联还通过伯力审判，证明日本天皇裕仁、731 部队长石井四郎和北野政次、若松侑次郎、笠原竹雄等 5 人是在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主要战犯。苏政府特别照会中、美、英三国政府，建议委托特别国际军事法庭予以审讯。

战争结束时，美国人想搞清日本人细菌战计划的全部真相。但石井四郎销毁了美国人审讯的日本细苗战科学家的名单。石井隐居在国内偏僻的地方，美国情报机关花了几乎 5 个月的时间才找到他。当时他正患有慢性痢疾

——这是他所从事的生物战职业留给他的痛苦的“遗产”。他被带到东京， 对他进行了 1 个月的严厉的审讯。

美国这时似乎意识到了手中这些战犯的价值，尽管苏联方面一再要求， 可就是不同意公审，而且千方百计地为战犯辩护。于是，苏联在 1950 年公开出版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它的公布，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

起初，美国人并不十分相信日本人用人做生物武器试验的报告，认为这太使人难以置信了，不必认真对待。当麦克阿瑟的参谋们在审讯在其控制之下的石井四郎时，他作出了跟全世界军事生物学家一样的回答：的确进行了生物战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只是为了寻找对待敌人可能发动的生物战的防御手段。冠冕堂皇，无可指责，美国不能以此论罪，否则，自己也要上被告席了。由于石井部队在撤退之前炸毁了细菌工厂并杀死了试验剩下的“活材料”，销毁了大部分有关资料，所以，最初美国没有确凿的证据，以驳斥石

井的伪供。

直到苏联政府提出要审讯石井等人，美国认为这虽没有法律依据，但也可考虑的时候，石井四郎等人才慌了神。1947 年 5 月，石井因害怕被交给苏联人而惶惶不安，竟戏剧性地改变了态度。他向美国主审官供称：日本人用炭疽武器对中国人进行了野外试验。他还声称：如果能以书面形式确保他本人、上级和下级从“战争犯罪”中豁免，他还可以提供有关细菌战的详细计划情况。这一要求立即于 1947 年 5 月 6 日通过海底电报发给华盛顿。

为了评价石井提供的情报的价值，五角大楼从迪特里克兵营派了两名高级生物学家到了美国占领下的日本。

1947 年 10 月 28 日埃德温·V·希尔博士和约瑟夫·维克托博士抵达东

京，他们以旺盛的精力投入了调查。这年 12 月 12 日，他们报告说，他们会

见了至少 19 名日本生物战专家，日本人已经调查研究了大量的疾病，其中有炭疽病、鼠疫、结核、天花、伤寒和霍乱。有几个日本人承认，他们用人做过潜在的生物武器试验。

这些情报显然使美国生物学家大吃一惊。这表明日本的研究规模大大超过了盟国在战争期间进行的任何试验规模，不仅在疾病的种类上，而且在估价这些疾病影响受害者的情况上都超过了盟国，日本人不仅故意用疾病感染犯人，而且为了发现疾病在不同阶段的效应，宁愿让“病人”在试验中逐渐死去。这些试验同纳粹进行的试验一样可怕。

迪特里克兵营的专家在 1947 年 12 月 12 日，生物战调查的总结报告中的结论是：这些试验对于西方生物战研究的潜在利益远远超过了正义的需求； 如果让苏联人审讯日本人，那么将是苏联人而不是美国人得到这些研究成果，这是日本科学家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和多年工作以及用西方难以做到的方式获得的宝贵数据；日本人的成果中包括了关于人对这些疾病的敏感性方面，如疾病感染剂量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在我们的实验室中是得不到的， 因为我们不能用人做试验。但是那些提供这些有价值情报的日本人，将会因此而遇到麻烦，所以，要做出一切努力使之兔于麻烦，使这些情报免于落入他人之手。

这个使日本生物武器研制者——731 部队首要战犯免于起诉的建议立即得到了华盛顿的反应。为了在生物战计划方面保持对苏联人的优势，美国全力保护了这些人，并在美国的生物武器研究领域委以重任。在东京审判中， 美国的主审官对凡是指控日本细菌战的证词反应冷淡，然后就是束之高阁、不予追究。东京审判过后，石井四郎先是失踪，后来公然主持美国在日本设立的细菌战研究机构。其它大批美国控制的日本细菌战犯也同样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而且继续在日本各机关学校中任职，其中北野政次为“中村”研究所所长；山内忠茂任“兴和”化学药品公司东京研究所所长；河山为庆应大学教授；吉村寿人为京都医学院教授：笠原四郎为木户里传染病研究院组长；冈本光三和凑正雄 2 人都是京都医学院教授；田部井一为兵库县医学院教授；林一郎为长崎医学院教授；二木秀夫为日本出版公司董事长。石井四郎、若松侑次郎等在汉城做了美军的战俘后，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被美国当局继续留用。在侵朝战争期间，美国重新启用石井四郎和若松侑次郎等战犯作为美军进行细菌战的“顾问”，再次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