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业新技术的生态经济效益

农业中所应用新技术质的提高与量的增加，在改善农田生态环境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农田生态环境的改善，突出反映在提高了耕地的肥力，消除了危害农作物生长的杂草，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了气候变化，由被动的农事活动开始向主动的农事活动转化，相对地提高了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的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这就必然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和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在这方面虽然还未发现详实的考古资料， 但历史学家从当时以粮食生产力基础的酿酒业的发达程度，得到了有力的佐证。《李亚农史集》中曾写到：“今日出土的殷代铜器，十之七八都是酒器。” “史书中有商纣王以酒为池”且“荒腆于酒”，最后导致了周灭商的说法， 这说明在商代饮酒成风。周灭商之后，周公旦吸取了商人饮酒误国的教训， 向全国发布《酒诰》，训戒周朝臣民要狠刹饮酒风，并制定了严厉的禁止“群饮”和“崇饮”的措施，作为巩固政权，免走商朝灭亡之覆辙的一项国策来付诸实施，这样才逐渐刹住了由商朝遗留下来的“群饮”和“崇饮”之风。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分群看，“早商至西周早期为‘重酒的组合’，西周中期至东周初年为‘重食的组合’”①也证明了这一结论。酒的大量酿造是粮食剩余的反映。殷人喜欢饮酒就表明，在实施了农业新技术后，农田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使农业生产力比原始农耕时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粮食产量也有了显著增加，为殷人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① 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

粮食产量的增加，为畜牧业提供了充足的饲料，促进了农区畜牧业的发展。到商代马、牛、羊、鸡、犬、豕等家畜饲养的数量已很可观，在当时盛行的祭祀中，每次所用牛羊常达数百头，这足以证明当时的畜牧业已具有一定的规模。

粮食的丰富也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早在夏代山西的手工业和采矿业就有了很大进步，各种手工业制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比新石器时期有了显著提高，并在今晋南地区形成了多种专业手工业部落。到商代，开始把一部分奴隶从农业中转移到手工业作坊中，从事制作陶器、木器、骨器、玉器、彩绘漆器，以及为满足奴隶主、贵族日益奢华的要求制作精致的青铜器、华丽的服饰头饰、各种精致的器物及兵器等手工业。西周的手工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规模更大，分工更细，种类更多，技术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从《诗经》、

《唐风》和《魏风》的记述及出土的文物反映，当时的手工业有骨角、木器、缫丝、纺织、缝纫、刺绣、染色、鞣革、髹漆、制陶、琢玉、酿造、采矿、冶炼、浇铸、建筑等。由于手工业门类繁多，所以西周时把各类手工业的从业者通称为“百工”。这些都说明当时手工业已具有良好的发展环境，这就为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较好的条件，使手工业从研究开发到制作技术都有了新的突破，这在青铜器的制作上反映尤为明显。青铜器的制造要经过复杂的冶炼、铸造和加工过程，其加工过程中对于锡匹配比例，冶炼温度要求精度十分高。商代的青铜冶炼和浇铸工艺已十分成熟，西周则在商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工艺设计的合理和工艺实施的成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经考古发掘和研究认为，当时青铜手工业的精湛技艺及其精美制品，是令世人惊叹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三代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增加了各种产品的数量，同时也促进了经济专业的分工。人们为了满足日益提高的生活需求，使产品交换成为社会经济系统中重要的一环，从而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在夏代，人们就已十分注意产品的交换。随着产品交换的不断发生，人们开始有了价值观念，这时就出现了用以方便交换和体现利益均等的媒介物——货币，从而使产品变成了商品。为了便于交换，夏代形成了许多市场，在夏都和各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如平阳、蒲板、安邑，今襄汾陶寺、夏县、翼城和垣曲等地，就曾是夏代市场交易最活跃的地方。到商代，由于从事商品交换的人数增多而形成了商人阶层， 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成为不可缺少的社会分工，商业也就成为社会经济的组成部门，并出现了人工铸造的货币。据考证，汉语言中“商人”一词就是因商代有众多的人专门从事产品交换而形成的。由此可见商代时商业活动的兴盛。在商代的封国和方国的城邑中，都为商人开辟了市场，今长治西南、榆社、介休西南、太原南郊、平陆县北和石楼等地，当时都是所开辟的商业市场。此外，部落酋长的驻地和商王朝在山西辖区以外的周边部族，也是商人的易货之地。周灭殷后，受封的领主们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继续重视发展商业经济，他们在今霍州、临猗、翼城、平陆、河津、临汾、洪洞等地， 又为商业提供了市场，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经济的繁荣。

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为文化、科技等上层建筑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三代时期形成的独具风格的诗歌、音乐、建筑是当时文化发展的证明。商代的历法也是当时文化发展的一项重要成果，所出现的纪日法、纪旬法、纪月法、纪时法和纪祀法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