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朝时期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表现

  1. 由原始粗放的“刀耕火种”、“抛荒”、“轮荒”耕作,进化到“施肥养地,中耕除草”耕作

据《汜胜之书·区田法》载称:“汤有大旱灾,伊尹作为民田教民粪种。”这里的汤系指商初汤王统治时期,伊尹是商朝初期的一位大臣,曾帮助汤灭夏建政,“教民粪种”,即指将施肥养地的技术传授给农民。《韩非子·内

储》有“殷法弃灰”和“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之说。意思是,在商代对抛弃草木灰的人,要绳之以法。将草木灰用作肥料,最早可追溯到原始农耕时期,但那时仅是民间自发地应用,到商代,为了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则用法律的形式强制应用,由此可见殷人对用草木灰养地这一人为干预措施的重视。在已发现的商甲骨文中,有一“■”字,据权威人士译释,该字意为“粪”。有两片甲骨卜辞中这样记载:“贞:于翌乙丑■箕,乙丑允

■箕,不遘雨”;“翌乙丑■箕,允■箕,不遘雨”。文中之“■箕”,系指殷时位于山西东南部的箕国,这是两片贞卜第二天乙丑日在箕国施肥会不会遇雨的卜辞。由此可见,在商代的山西,施肥养地已是一种比较普遍并受到十分重视的农事活动。

中耕除草,在原始农耕后期已被人们应用,到商代,随着强制奴隶从事集体耕作,这一对农田的人工干预方式得到了加强,不仅将除草作为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提高粮食产量的一项重要的耕作措施,而且技术也有了相应的提高。从商代甲骨文中已经看到稗草危害稻田和中耕锄草的记载。

  1. 开始发展农田水利,有了初级阶段的农田排灌设施,以抵御自然灾害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殷人逐步认识到干旱及洪涝等自然灾害对农

业的影响,因此,除想通过占卜这一不科学的方法来预测天气,为农业提供依据外,还进一步利用集体劳动、生产工具的改进等方面的优势,开始营建农田排灌渠道,以便遇旱灌溉,遇涝排水,这也是从商代开始的对农田生态环境实施人为干预的一项重要措施。不过,因为那时地广人稀,农业还处于适地而耕的游耕时期,所以没有设置永久的排灌建筑,至今尚未发现这方面的遗址可供考证。

  1. 已经认识到气候,特别是降水对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开始了原始的天气预测

当时人们由于认识、技术等因素的限制,在处理农业与气候的矛盾上, 虽然还没有“人定胜天”的信心,但已有了“风调雨顺”的要求,总是期望着适时下雨,不要遇到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使农业有个好收成,于是就应用当时极其盛行的占卜术开始了极为原始的天气预测。在殷墟发现的 10 多万件甲骨文片中,有数千件是与求雨求雪有关,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气候与农业关系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原始的生态观点已经形成,这不能不说是殷人在农业理论及生态经济认识论上的一大进步。

西周时期,每个受封的诸侯,都有一定范围的宗室封地,他们是封地上的封建领主,封地上的居民则是领主的奴隶,其中包括所分到的战争俘虏。在领主的封地内,有农业、牧业、手工业等多种经济部门,奴隶则按生产和领主的需要,在这些不同部门进行劳动。奴隶为领主服劳役,包括在“公田” 里进行无偿劳动,耕作中采用“二耜为耦”的耦耕制和铁器农具,如耜、钱、镈 、铚等都已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再加上采用集体劳作的形式,无疑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诗经》中,对西周时农田中“十千为耦”、“千耦其耘” 的描写,说明了当时农业的繁荣。从西周起,我国古代农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黄河中游一带,气候条件好,土地肥沃,在周以前就是重要的农业区。周武王执政后,为了更好地保卫他的政权和发展经济,他在推行封建领主制时,将其 53 个宗室子孙中的 28 个以上封在镐京(今陕西长安县西南)至成周(今洛阳)一线的黄河两岸。仅封在山西境内与其有血缘关系的和姬姓诸

侯就有 7 个。即文王之子叔封于霍(今霍州市);文王又一子封于郇(今临猗县);武王之子叔虞封于唐(今翼城县);仲雍之后封于虞(今平陆县), 其他姬姓诸侯分别封于魏(今芮城县)、耿(今河津市)、贾(今临汾市)。这些诸侯在得到封地后,为了满足日益奢华的生活需要和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就加强了对所属领地的农业开发,从而使周初期山西的农区得以迅速扩大。据中国农业大学王毓瑚教授的研究成果,当时山西农区的范围已在商殷时期的基础上,北界达今交口、汾阳一带,东界达今陵川、壶关、平顺一带, 总之,已由山西的西南部扩展至东南部和中部。在扩展农区范围的同时,周人也采取了更多、更先进的农田技术措施,从而把农业生产提高到了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