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秦汉时期山西的工矿业

山西的工矿业同农业一样，在秦汉时，由于战乱的破坏和影响，曾一度停滞不前。到西汉初年，随着整个社会环境的平稳，全国出现了“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的大好形势，山西的工矿业才逐渐得以恢复和发展。由于当时晋南和上党一带，农业基础较好，交通方便，人口稠密，商业发达，所以这两地的工矿业恢复发展较快，成为当时的工矿业基地。

山西矿产资源丰富，到西汉时已有多种矿产得到开发利用，主要有铁、铜、金、玉、钨、铅、煤、硫磺等。为了在战乱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西汉初期政府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大力鼓励人民发展各种经济，因此民营工矿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形成了多家资金雄厚、规模较大、生产力较强、经济效益显著的工矿巨户。他们主要经营的是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铁和盐。这些矿业经营者几乎垄断了全国的铁、盐生产和供应，从而影响了政府对这两项重要物资生产及供需的控制，也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汉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汉武帝宣布将盐、铁产销收归官营，从原料开采到产品销售全部都由官府经营管理。即使不生产铁的地方也要设置铁官，以严格控制铁业，这一体制一直沿袭到东汉。

晋南地区铜矿蕴藏丰富，三代时期这里就开始了铜矿的采掘、冶炼和铸造。到汉代铜矿开采技术逐步提高，开始注意矿脉的寻找及沿矿脉进行开采，并在开矿中燃烧木炭对岩石加热，使其变脆。有时加热后，再浇以冷水，使岩石迸裂，因此采矿效率大大提高。在采集铜矿的同时，也进行冶炼。当时对铜的需求量虽低于铁，但仍有一定的需求量，因此政府对铜的采炼也实行官营。

锡、铅是制作青铜合金的重要原料，汉代在大力开采铜矿的同时，也大力开采锡矿和铅矿。

为了给炼铁提供石灰石，给制造火药提供硫磺，石灰石与硫磺这两种矿产也就成为汉代山西矿业开采的重要品种。煤是工业和民生的重要能源，山西地下蕴藏有大量煤炭，是何时开始大面积开采利用的，目前尚未形成定论，但在汉代“炼铁的燃料除木炭之外，比战国更广泛了”。河南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曾出土煤炭。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河水篇》中写道：“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存三十六国用。”这是较早用煤冶铁的记载。明清时顾炎武所著《日知录》中也写道：“史记外戚世家窦少君入山作炭。”“后汉书党铜传夏馥入林虑山中亲突烟炭。”这更进一步确认了汉代已将煤炭用于冶炼。河南巩县紧靠黄河，与山西的晋城、垣曲隔河相望。垣曲地处洛阳平原与运城盆地之间，历来是晋豫两省交往之通道，而且蕴藏有煤炭；晋城属今沁水煤田，煤的蕴藏更为丰富。汉代交通已有所发展，商业的流通范围相当广泛，工矿业的发展已进

入了封建社会前期的鼎盛时期，冶炼理论和技术有了长足进步，人们已普遍认识到增强温度是提高冶炼效率的有效途径，所以具有高热量的煤正在取代木炭成为冶炼业中的重要热源。这一重要技术同样会在山西境内得到推广应用。由此可以认为当时山西已在开发利用煤。

盐是一种消费量很大的资源，经营盐业往往可获得很好的经济效益，因此从秦朝开始，政府就加强了对盐业的征税制以充实国库。据康秋泉在《河东池盐史略》一文中提供的资料记载，秦时盐税比古代增加了 20 倍，其中池盐的税收占很大比重。到汉代不仅继续征收盐税，而且设置盐官实行专卖。当时山西的盐主要产于今运城一带，称为解盐或潞盐，可供广大中原地区之需。此外，中部的晋阳，西部的楼烦和北部的沃阳（今左云）也产盐。

采矿业与金属工业有着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关系，而经济发展的需求是二者发展的原动力。西汉初，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力，对铁制农具的需求量与日俱增，这就促进了采矿业的发展，而后者又为前者提供了充足的原铁，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西汉时期以金属为原料的手工业也发展较快。

同采矿业一样，汉代的金属手工业也有一个从民营到官营的历史过程。汉武帝时，官营金属手工业上升到垄断地位，完全由政府经营控制。今襄汾县的“赵康古城”，汉初曾置临汾县，1957 年除发掘出汉代铁鼎及各种锻铁农具外，还发现了一件铸铁锭。当时铁锭的生产已属官营，由此推知，铁制农具的制造也属官营。铁锭通过化铁炉熔化处理后，用来浇铸各种铁器与构件，这是一种高碳低硅的灰口铸铁，有优良的铸造性能，是汉代铁工业技术发展的一项重大成就，这一先进工艺一直沿用至今。本世纪 90 年代，山西考古工作者在夏县禹王城发掘出土了战国、西汉、东汉时期的冶炼作坊遗址。出土的实物有战国时的冶炼炉、鼓风管和铁渣，汉代的 16 齿铸造齿轮、圆承、六角承等机械零件，还有铸造工作面、水井和窑顶。考古专家们认为，这一新发现的冶铁作坊遗址，是汉代最大的冶铁中心。这一发现以实物证实了《汉书》中关于河东地区是当时中国北方冶铁中心的记载。

铜器制造是秦汉时期的另一重要金属工业。在铁制工具未广泛应用的春秋前，铜器制造业主要是生产农具、兵器及生活用具。到秦汉时，铁制工具在生产领域中大量应用，逐渐代替了铜制工具，此后，铜器制造业就主要生产生活用具。铜币出现后，铸造铜币也成为铜工业的重要项目。山西一直是铜工业发达的地区。晋南铜矿丰富，很早就形成了铜工业基地，直至汉代这里仍是盛产铜器之地。后来出土的许多铜器上都铭刻有“河东安邑造”、“河东平阳造”和“河东制造”等文字，就是很好的证明。随着农区向北的开拓，铜工业也逐步向北发展。1961 年在太原东太堡出土了汉代铜鼎、铜镜、铜钟、铜鉴、铜盆、博山炉、铜钫等铜器和大量的铜钱。可见当时的晋阳也有较发达的铜工业。1962 年在右玉县大川村发现了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 26

年）的精致铜器。其中有铜温酒樽两件，铜酒樽 1 件，上面有铸造或彩绘的具有时代艺术特点及地域风格的花纹及鸟兽图。由此可以断定，当时今右玉及附近的应县、山阴一带，也有较发达的铜工业。从以上史料证明，汉代的官营铜工业已形成规模宏大、体系完整、工艺先进和经营完善的重要工业部门。

汉代，为了满足统治者的奢华生活需要，对与贵族生活相关的缯帛织造、髹漆、印染、酿酒等手工业部门也都实行了官营。当时的达官贵人，为给生

者修建富丽的宫殿，给死者修建豪华的墓室，就把砖瓦这一普通建材的生产也实行了官营，但并不进行商品性生产。孝义张家庄汉墓出土的瓦当饰有绳纹，印着“长乐”二字，显然是官制。婉蜒于山西北部的长城，用砖量十分浩大，也是在官府经营下的制砖工业生产的。这些官营工业多是通过征用民力进行生产，无疑给广大下层人民带来了重徭苛役，但劳动者却在生产中创造了不朽的古文化，为华夏古文明书写了光辉的一页，其中最引人瞩目的长城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