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侯渡、匼河、丁村及其他遗址的生态经济环境

考古发现的多处旧石器文化遗址表明，山西是我国开发历史最早的地区之一，中原地区迄今所知最古老的居民，就生活在山西。

1960—1962 年，考古工作者在位于晋南中条山西南麓西距黄河仅 3 公里的芮城县西侯渡村，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文化遗址。据 1962 年《文物》杂志所载贾兰坡等《山西旧石器的研究现状及其展望》一文称，“西侯渡遗址为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文化遗址之一”。在这一遗址中发现了石制品 30 余种，还有成批的动物化石和有切割痕迹的鹿角、烧骨等。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发现于砾石交错的砂层之中，上面覆盖着约 50—60 米的中更新世的离石黄土，再往

上便是晚更新世的马兰黄土。据古地磁测定它距今约 170±10 万年，与 1965 年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的“元谋人”遗址属同一时期。

据许顺湛所著《中原远古文化》一书介绍，西侯渡遗址发现石器的数量并不多，但品类不少，其中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砍伐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这些石器虽然有一定的打制方法，但都十分粗糙和原始，据估计，他们是运用刮削器来刮削木棒和兽皮，用砍伐器来砍伐树枝制造棍棒，用尖状器来挖掘块茎食物或剥割兽皮，石核和石片可能是一些半成品石料。黄淑娉在其所著《中国原始社会史话》一书中还提到，在西侯渡遗物中还发现一个残存的鹿头骨，左右各保存了一小段鹿角，显然当时人们已知道利用锐利的带刃工具来制作角器和骨器了。

许顺湛还认为，从西侯渡发现的烧骨、烧角和火烧的马牙来看，说明西侯渡人已经知道用火和保存火种。从目前已有的资料看，这是世界上最早利用火这种生产力的人类，是他们开创了世界历史上利用这种生产力的新纪元。

西侯渡出土了成批的动物化石，经鉴定有 25 种，有中国长鼻三趾马，双

叉四不像鹿、板齿犀、三门马等。其中绝灭属占 47％，绝灭种 100％，说明更新世早期的动物现在已经大都不存在了。

西侯渡遗址背靠森林茂密的中条山，面临汾河、黄河，从动植物化石推断，显示了当时暖湿的森林草原生态环境，气候比现在要温湿。正因为如此，这里也就成为人类社会文明的起源地之 1957－1959 年，考古工作者在距西侯渡遗址不远处先后发现了匼河遗址。该遗址位于芮城县风陵渡镇北面 7 公

里，黄河东岸的匼河村，这里共发现有 11 处化石与石器地点，据测定大约距

今 70 万年左右。石器埋藏于红色土壤下的泥灰岩层和砾石层中，经过加工后

的石器共 19 件，其中砍砸器 7 件、刮削器 7 件、尖状器 2 件、投掷器 3 件，这说明匼河人和西侯渡人虽然遥隔百万年，但还是依靠简单的石制工具来维持生计。稍有不同的是匼河人已发明了石球投掷器，成为捕捉和打击较远距离的野兽的武器，制作的石器也较以前精细，可以比较容易地猎获动物。1953

－1954 年，考古工作者在襄汾县城南 5 公里汾河东岸的丁村附近发现了 14 处古文化遗址。许顺湛在其所著《中原远古文化》一书中说，除丁村外，在汾河的上、中、下游都有发现，还有一支发展到晋东南的沁水和阳城，不过其中以丁村遗址规模较大。各地点年代虽有早晚，但都属于晚更新世的初期，大约距今 15－10 万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

据杜耀西等所著《中国原始社会史》一书称，在丁村遗址内，共发现了石器 2000 多件，原料大多数为黑色角页岩，占全部石器的 94.7％，以石片器为主，石核器较少，石器上都有使用过的痕迹。石器种类较多，有大三棱尖状器、刮削器、小型尖状器、石球和砍砸器等。从石器观察，无论从打制方法或石器类型上都有新的特色，类型比较明显而又规整，而且第二步加工精细，用起来比较应手锋利，这意味着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生产力比早期有了明显提高。此外，安金槐所著《中国考古》一书中提到，在丁村附近还发现了一块 2 岁小孩的右顶骨和 3 枚十二三岁儿童的牙齿，分别为右侧的上门齿

2 枚，下第二臼齿 1 枚，接近蒙古人种，大致介于北京直立人和现代人之间。丁村文化不仅是山西，而且也是全国旧石器中期的一处重要遗址，它的文化内涵在我国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考古工作者于 1974 年在位于大同盆地东部边沿的阳高县古城乡许家窑村与河北阳原县东井集乡侯家窑村交壤地带，又发现埋藏极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王兵翔编著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称，该遗址的层次清楚，遗物埋藏在离地表约 8 米深处的灰褐、黄绿色粘土层里的砂结核中，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残迹胶结于厚约 15－25 厘米的胶结砂土中。发掘中整理出打制石器及石料 15 074 件，计有石球、刮削器、雕刻器、尖状器和砍砸器等。

此外，还有人骨化石 20 件，哺乳动物化石 22 种，这些动物大多适应于较寒

冷的气候，据测定该遗址大约距今 10 万年。

许顺湛在《中原远古文化》一书中认为，许家窑石器是旧石器时代中期典型的生产工具，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时代意义。这里发现的石器除石球外，绝大部分是比较细小的石器。刮削器是数量最多的石器工具，且品种繁多，有两侧刃、凹刃、双凹刃、龟背状、指甲盖状、盘状等 13 种。尖状器数量也不少，但都是小尖状器。桑干河流域的许家窑人，他们大量制造形态多样的刮削器和小尖状器，大量地制造石球，说明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狩猎是其中突出的和主导的部分，同时也说明山西的畜牧业可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峙峪遗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遗址座落

于桑于河源头黑驼山东麓，朔州市城区西北 15 公里的峙峪村。王兵翔编著的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一书称，该遗址内共发现人类枕骨 1 块，石器、石片

15 000 多件，残缺装饰品 1 件，烧石、烧骨多块，各种动物牙齿 5000 多枚，还有大量被人工砸碎的兽骨。在石器中有用燧石制成的石镞，加工精细、镞尖锋利，其中的镞枵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石器。石镞的发现告诉我们，远古祖先已经学会了把物体的弹力和人的体力结合起来，发明了一定射程的弓箭，这是人类改造工具的重要里程碑。以弓发箭，就可能猎获那些用石球、矛类打不准或刺不到的野兽，也说明了峙峪人时期山西北部狩猎经济又达到了一个新的进程。

遗址中还发现有 15 种哺乳动物化石，其中蹄食草类较多，有野驴、蒙古野马、小羚羊、马鹿等。峙峪人生活的环境是：黑驼山有茂密的森林，丘陵上灌木丛生，桑干河两岸是宽阔的草原，峙峪人活动在草丛林间从事原始的狩猎活动，气候可能比现在稍冷一些。

许顺湛在《中原远古文化》一书中还提到旧石器时代末期的下川遗存。该遗存主要分布在垣曲、阳城和沁水境内，共发现 16 处遗址，其中以下川区

上层遗存为代表，年代约在公元前 14000 多年。在下川的下层遗存中，发现了类似丁村的石球。在上层遗存中发现了圆底石簇和尖底石簇。这说明下川人在开发渔猎经济方面，始终是与时代同步前进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发现了圆研磨盘 3 件，是用来加工谷物的，而且圆研磨盘的中间已经凹陷成坑。专家指出，这标志着下川人在大量地采集谷物。

旧石器时代，正处于地质时期第四纪的更新世阶段，历时长达 168 万年。从世界气候来看，从早第三纪开始世界气温连续下降，平均气温变化幅度较大。在第四纪插入了寒冷和温暖期交错的现象，即所谓“冰期”和“间冰期”，并由规模较小的气候变动所叠置。山西生态环境的变化与世界气候的变化有着直接关系。其生态环境演变中经历的几个主要阶段大致情况是：

早更新世初期温湿阶段：由于进入第四纪以后，喜马拉雅运动第三幕活动频繁，地壳发生间歇性持续上升，山西境内山地发生断块上升运动，河流侵蚀作用加强，盆地里低洼地区湖相沉积相当发育。在黄河中游的高阶地中，地质考察时发现一种杂色砂砾冲积层，其中砾石粗大，磨圆度极佳，表明当时流水激烈，可看作是水源丰富、气候湿润的标志。在湖相沉积中含有大量动物化石，有部分是喜食嫩叶的森林动物，另有几种栖居于草原的动物，显示了温暖的森林草原生态环境。从榆社、太谷等地发现的动物、植物群化石组合分析，当时生长有小叶落叶树种，如山西榆、卞氏柳等，另外可能在山地高处还生长有松柏科的冷杉，乔木成分要比现在略多一些。草本植物中有禾本科、黎科、菊科等，推断当时气候要比现在温湿一些。动物群中出现了上新世残余下来的剑齿虎、长鼻三趾马、爪兽以及现代种属的象、马、狼、田鼠等，这都是温暖期的森林兽类。

当时的环境，对西侯渡人来说，最适宜于采集和狩猎活动。黄河谷地河流纵横，沼泽密集，湿生草类生长茂密，山坡上堆积着黄土，灌草丛生，在山地高处生长着森林。他们居住在天然洞穴或在林中搭成的简陋棚窝，原始人群在这一带狩猎，依靠群体的力量捕获食物或同野兽作斗争。

晚更新世前期温湿阶段：山西晚更新世前期正处于华北地区大规模海浸阶段，海洋气团侵入内陆，使山西增加了湿润度，温度条件亦较好，同时构造抬升，侵蚀复活，水系相当发育，低洼地区多冲积物的堆积和湖泊的发育。

离石黄土堆积的平缓面上以侵蚀作用占优势，并堆积了以砂、砾石和粘土为主的河湖相沉积，含有极为丰富的脊椎动物化石。山麓地带继续堆积洪积物和砾石层。襄汾丁村遗址就分布在河流阶地的砂砾层中，其间有砂的交错层及砾石层特征，表示当时河水流量极大，流速很急，是一种比较湿润的气候环境。当时山西南部基本上属温带森林草原或灌丛草原，接近于亚热带季风森林草原生态环境。汾河砂砾堆积的谷地比今天宽广，草类生长密集，动物食料富足，河滩草甸上奔驰着驼鸟、大型马、原始牛、印度象、北豺等，汾河水流量很大，生活着多种水生动物，后来发掘出的青鱼、鲶鱼化石长达 1 米多，还有巨大的软体动物如厚壳丽蚌和平卷螺等淡水动物。丁村人就是生活在这水草丰美，山地丘陵森林广布的优美的生态环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