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山西的人口增长

人是构成生态经济系统的主体，人口的数量是影响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自人类诞生后，其数量呈不断增长之势，造成人口数量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人类自身几何级数式的繁衍，另一个是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山西的人口也是在这两个原因的驱动下不断地发展。

《中国人口·山西分册》中说，西汉元始二年（公元 2 年），山西的人

口为 252 万，到隋大业五年（公元 609 年），增至 365 万。据此计算，600 多年山西的人口增长了 52.8％，年平均增长速度仅 0.07％。造成这一时期人口增长速度缓慢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的不断动乱和经济发展的停滞。

这一时期山西的人口变化与黄土高原地区的人口变化规律与趋势基本一致。从西汉末年开始，由于社会动乱和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黄土高原的人口处在减少之中。东汉时期，这一地区的人口要比西汉时期大约减少一半，其中陕北地区与吕梁山以西地区人口减少得最多，达 96％，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不到 0.5 人。东汉统治近 200 年，在其中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有所发展，人口有一定的增长。到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黄河流域又陷入了长期动乱和连绵的战争之中。曹魏和西晋时曾有短暂的安定，但不久就进入战争更加频繁的五胡十六国时期。从东汉至五胡十六国时期，黄土高原地区人口又一次呈不断减少的趋势。据《晋书·地理志》记，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 年），黄土高原地区总人口约 240 万，比东汉时大约减少 45％。当时山西河曲、偏关、保德等县，还是游牧民族区，其人口密度估计都低于东汉时期每平方公里 0.5 人的密度。如与西汉相比，人口减少就更多。经过了 600 年的漫长岁月，到了隋代，国家走向统一，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有了大幅度的发展，黄土高原地区的人口很快增长起来。据《隋书·地理志》记，隋大业五年（公元 609 年），黄土高原地区的人口达到 1104 万，远远超过了西汉、东汉、西晋时期的人口。山西的人口也是经过这样的历程后，到隋代才超过了西汉时的总人口。

隋末唐初，社会又一次大动荡，全国人口骤减，唐初全国人口不足 2000

万，还不到隋炀帝时代全国人口 4600 万的一半。到唐朝建立，平定动乱，社

会稳定和发展经济后，人口才又逐渐增加。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 740 年），

全国人口达到 4800 万，超过了隋炀帝时期的人口数量。这一时期山西的人口

数量也迅速发展到 371.3 万，虽不及隋炀帝时期，但超过了西汉时期。到唐

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个别地区的人口密度超过了隋大业五年（公元 609

年）的人口密度，这些地区有太原府、代州、绛州、蒲州、汾州等。

唐后期和五代十国时期，因战乱山西的人口又一次减少。到宋代，山西的人口开始增加，宋嘉定三年（公元 1210 年），山西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

里 45.72 人，成为黄土高原地区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宋代山西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北宋时期山西处于与西夏及辽军事对垒的前沿，修建了许多城镇乡寨，以便驻军戍守防御，这就构成了东西数百公里的屯兵地带，驻军数量很大，据《宋史·兵志回》记载，宝元至庆历时期，这一带屯兵达 40 多万，由此推知当时山西屯兵数量也一定可观。除了派驻正规军队外，北宋还向这一带移民，实行民屯。据上述史志记载，庆历中期，山西“代州、岢岚、宁化（今宁武）、火山（今河曲）军被边地二三万顷，请募人耕种，充弓箭手”。夏辽也在对垒沿线实行军屯与民屯，就使山西的人口在北宋时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元代，由于残酷的战争与屠杀，全国人口又一次减少，至元二十七年（公元 1290 年）山西的人口密度下降到每平方公里 8.2 人。

经过元代的动乱后，到明代，中国又一次进入了国土统一、政权集中、经济繁荣的兴盛时期，全国人口随之迅速增长。明初洪武十五年（公元 1382

年），山西人口总数达到 487.3 万，超过了以前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到弘治

四年（公元 1491 年），山西的人口密度增加到每平方公里 31.6 人，成为全

国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嘉靖二十一年（公元 1542 年），山西的人口达到

506 万。为了平衡全国的人口，以促进因战乱造成的人口减少及土地荒芜地

区的经济恢复与发展，从元末到清初，山西向全国 11 个省的 227 个县移民，

长达 120 余年。据《明史·食货一》记载，太祖时，“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今安徽省滁县）、和（今安徽省和县）、北平（今河北山东邻近一带）、山东、河南。”洪武六年（公元 1373 年）又“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今安徽凤阳县）。”成祖时，将太原、平阳、泽、潞、辽（今左权县）、沁、汾等地人多田少或无田的农民迁往河南、山东一带。这一时期，山西人口的增加，对生态环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明末清初，山西战事频繁，战争连续数十年之久。由于战争中的屠杀和战乱，逼迫人口外迁，使山西的人口急剧减少。清初顺治十八年（公元 1661

年），山西的人口仅有 152.8 万，降到西汉以来的最低谷。人口的大幅度减少，致使大量的耕地荒芜，岢岚、乡宁等地原来不见了的虎患又重新出现，2 年吞噬 300 余人。清朝统一全国后，随着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人口又进入了增长时期，其势头之大，达到了中国古代史上空前的程度。据《清实录》记载，顺治八年（公元 1651 年），全国人丁只有 1400 万，顺

治十八年（公元 1661 年）回升到 1900 万。康熙十五年（公元 1676 年），清

政府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时，全国人口达到 2600 万。这一时期人口增加的速度不十分快，原因是，经济生产刚刚恢复，人民的生活还不十分富裕，人口自然增长率还较低；当时还收人丁税，造成了大量的人口隐匿不报，清政府只重视人丁（成年人）统计，没有认真统计全部人口，造成统计数字不详实。乾隆六年（公元 1741 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将丁银并入田赋的“摊丁入亩”政策已经实施，人口税取消，过去隐匿不报的人口都列入了户籍，开始统计全部人口，“会计天下民数，不论大小男妇” 一律造册登记，加上经济逐渐恢复与发展，人民生活相对富裕，人口增长率不断提高，这时全国人口达到 14 000 万。道光二十年（公元 1840 年），又

猛增至 41281 万，清代后期就基本稳定在这一水平上下。由此看出，清代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是我国古代人口增长的高峰时期，人口出现了陡长的局面。人口的猛增，一方面反映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的过快增长，造成了“社会——经济——自然”的恶性连锁反应，给生态经济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激化了系统内诸多因素之间的矛盾，从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清代山西的人口同全国一样也是在迅速增长。据《近代山西农业经济》提供的资料，清顺治十八年（公元 1661 年），山西人口为 152.8 万，康熙二

十四年（公元 1685 年）为 165 万，雍正二年（公元 1724 年）为 176.9 万，

乾隆十八年（公元 1753 年）为 516 万，乾隆五十一年（公元 1786 年），达

到 1319 万，到道光二十年（公元 1840 年），山西的人口为 1489.2 万，是顺治十八年人口的 9.7 倍，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1.3％，均远远超过了西汉元始二年（公元 2 年）至隋大业五年（公元 609 年）的山西人口增长规模。这一时期，山西的人口特点是：

前期增长缓慢，中期增长极快。清前期顺治十八年（公元 1661 年）

至雍正二年（公元 1724 年）的 64 年间，山西的人口由 152.8 万增加到 176.9 万，增长幅度为 15.8％，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0.2％。进入清中期，到乾隆十八年（公元 1753 年），山西人口猛增至 516 万，比雍正二年（公元 1724 年）增长了 1.9 倍，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 3.8％，这是清代山西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道光二十年（公元 1840 年），是鸦片战争前山西人口最多的时候，

达到 1489.2 万，比顺治十八年（公元 1661 年）增长了 8.7 倍。

人口分布不平衡，各地区人口密度差异较大。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 1820
年），山西人口已突破 1400 万，但分布很不平衡。平川和农业发达的地区人口比较多，山区和农业不发达的地区人口比较少。像太原府、平阳府、蒲州府、潞安府、汾州府、泽州府、霍州、解州和绛州等地区，地处平川，农业开发较早，生产水平较高，人口就比较集中，人口密度都在每平方公里 100 人以上，蒲州府高达每平方公里 423.9 人，解州高达每平方公里

214.3 人。大同府、保德州、隔州、沁州和辽州以及归化城七厅等地区，地处边远山区，农业开发较晚，生产力水平不高，人口就比较稀少，人口密度一般为每平方公里 40—50 人，归化城七厅最低，只有每平方公里 3.1 人，朔平府也只有每平方公里 19.9 人。

人口增长速度低于其他省。这一特点可由当时山西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反映出来。清顺治十八年（公元
1661 年），山西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 7.5％，康熙二十四年（公元 1685 年），为 7.05％，雍正二年（公元1724 年）为 6.9％，乾隆十四年（公元 1749 年）为 5.36％，乾隆十八年（公元 1753 年）为 5.02％，乾隆三十二年（公元 1767 年）为 4.99％，嘉庆十七年（公元 1812 年）为 3.87％，道光二十年（公元 1840 年）为 3.55％。由上述数字可以看出，呈递减趋势。这就表明，这一时期，山西的人口虽在迅速增加，但速度是低于其他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