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统农业初步形成与农业生态环境

当时晋域内农区有了显著扩大。史念海先生在他所著《河山集》中勾勒的“龙门碣石线”是标志春秋时期黄土高原农区与牧区的分界线，其在山西的走向是从河津禹门口附近的龙门山开始，向西北，经今乡宁、蒲县之东和汾阳、文水之西，再过阳曲、盂县，到滹沱河出晋处。这一自西南向东北的曲线，划分出了山西的农区与牧区及半农半牧区的界线。这一线以南就是当时的农区。这一范围包括了运城、临汾、太原盆地，中条、大岳和太行山中南段及其所夹盆地的广大地区。其面积相当于今山西省总土地面积的一半。随着生产力的解放，当时山西的农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首先是铁制农

具已广泛使用，是当时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一个主要标志和原因。到春秋中期，随着铁的发现和冶炼技术的提高，铁制工具开始普遍使用，晋国在农业上应用铁制农具已相当广泛。从晋国和三晋遗址出土的铁制农具文物看，那时已经有了镢、铲、铸、犁铧和斧等。铁制农具的使用引起了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最突出的是由于铁犁铧的出现，使得深翻土地成为可能，但继续用人力拉犁去耕地，就达不到目的，于是就把力量较大的牛用来拉动铁铧犁，从而促进了牛耕方式的推行，使耕作方式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国语·晋语》中记有：“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意思是说，原来在宗庙中用以祭

祀用的牲畜，成为耕地的工具。这就证明牛耕方式在晋国已推广使用。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由此而起的牛耕方式的推行，使当时人们拓垦土地的能力大大加强，因而使耕地数量不断增加，农区范围迅速扩大。同时也为发展水利，提高耕作效率，深翻土壤，消灭杂草，改善耕地生态环境，实施精耕细作提供了条件，这使农业由原始的耕作栽培方式开始进入精耕细作时期，并相应形成了完整的管理与技术体系，从而进入了有华夏特色的传统农业时期。

铁制工具的使用，推动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有力地促进了传统农业的发展。当时争霸称雄的各方诸侯，出于政治目的和战争需要，都在大力建造用水工程，用水形成“以邻为壑”以控制敌手。这种做法虽然加大了人民的负担，但却促进了农田水利建设，由开渠疏导引水进入了筑坝取水的新阶段。山西历史上著名的“智伯渠”就是其时典型的一例。晋出公十七年（公元前 458 年）智伯联合韩、赵、魏三家灭了范氏和中行氏之后，成为晋国四家首强。为了继续扩张自己的势力，智伯又不断向韩、赵、魏三国勒索土地。韩、魏两国惧怕智伯，就割让给他大片土地，而赵国则拒绝了智伯的领土要求。智伯便督率韩、魏将赵襄子包围于晋阳城，因攻城三月不下，智伯从悬瓮山下开筑“智伯渠”，意用堤堰导水灌晋阳城来消灭赵襄子。这种“水攻”的方法当时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后来，这项用于军事目的的渠坝工程，经多次续建与完善，成为山西历史上第一个筑堤建坝取水的水利工程，为当时的农业生产和城市发展在水资源上提供了条件。郦道元在其

《水经注·晋水注》中对智伯渠是这样记载的：“昔智伯之遏水以灌晋阳。其川上朔，后人踵其遗迹蓄以为治⋯⋯”“沼水分为二派，北渎即智氏故渠也。昔在战国襄子保晋阳，智之防山以水之，城不没者三版，与韩魏望叹于此，故智氏用亡。其渎乘高东北注入晋阳，以周灌溉。其南渎于石塘之下伏流，迳旧溪东南出，迳晋阳东南，城在晋水之阳，故曰晋阳⋯⋯其水又东南流，入于汾。”其意即：后人在原工程基础上，对坝渠加高增厚，蓄水形成水库。当时的引水渠道有两条。一条是北渎，就是原智伯渠，因其渠首较高，所以能从东北面流入晋阳城，进行农田灌溉和解决城中饮用、防火、护城用水。南渎是晋水被提截前的故道，也有一定的水利效益。南北渎的水利效益持续了 2000 多年，最后形成了今天的晋祠灌渠。晋阳是春秋战国时山西的重要城市，曾长期是赵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智伯渠作为该城的给水来源，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为了适应土地私有制的形势，巩固地主阶级的政权，通过社会变法在农业上确立了小农经济的经营管理模式，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传统农业的发展。当时地处晋南的魏国，由相国李悝积极推行变法，在农业上他提出了以“尽地力之教”为中心思想的改革措施。其主要内容是：

“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当时在土地私有化的形势下，大多数农民形成了有“百亩之田”、“数口之家”的小农经济体系。为了提高农民在灾年粮食歉收时的自救能力，“尽地力之教”，要求农民每年必须种五种杂粮，以期错开节令，充分利用天时，适应季节变化，避免因作物单一造成绝收。
“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要求农民在种植作物时尽力耕耘，到了收获季节，要像防止强盗掠抢一样抢收庄稼，以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
“环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落植于疆场”。要求农民要在住房周围栽种桑树，划畦种菜，在地埂边种植瓜果，开展立体种植，充分利用土地。

以上农业改革措施的实施，必然会提高农业的集约化水平，为魏国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发展农业找到了可行的途径，形成了初级的农业生态经济体系。另一方面也就逐步确立了小农经济的经营模式。这一农业改革不仅局限于魏国，而且也影响了韩赵二国。由于客观上重视了生态与经济的良性循环，所以使当时的三晋农业进入了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阶段。具体地说，首先是注意到了天、地、人三大要素的关系。认识到只有正确把握和处理好三者的关系，做到人的行为不违背客观规律，才能最好地发挥三者的作用，取得农业的好收成。三大要素配合一致的理论，为我国在农业技术措施上贯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作物制宜的原则，采取多种多样和丰富多采的技术措施，提供了依据，是以精耕细作为特点的传统农业及其科技赖以形成和发展的认识基础。

其次是耕作理论与技术有了进步。战国后期的《吕氏春秋·任地篇》中总结了耕作的五大原则，即：

“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意思是通过耕作，要达到改善土壤结构，为作物生长创造良好土壤环境的目的。

“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意思是根据土壤性质，采取相应的耕作技术，使各种不良的土壤都能得到改良。

“湿者欲燥，燥者欲湿”。意思是应通过耕作来调节土壤的含水量。 “棘者肥，肥者棘”。意思是说，耕作应起到调节土壤肥力的作用。 “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意思是说，耕作要注意用地和养地相结合。在以上原则指导下，当时创造了“五耕五耨”；耕作要“得时”，不要

“先时”和不及时；看物候定耕时及“垄作耕法”等一系列耕作的具体技术。

《吕氏春秋·辨土篇》指出，要因地势高低定耕作先后，要因土质定耕作顺序，要因土壤湿度定耕作时宜，才能改善土壤生态环境，提高作物产量。

第三是作物栽培理论与技术有了发展。因地种植是“下尽地利”的重要技术，要求种植作物必须选择适宜的土壤。等距全苗和人工定苗，也是当时的一项主要的栽培技术。要求农作物在田间的分布要纵横等距成行，使每个植株都能有充分的生长空间，这也就促进了人工间苗和田间管理等技术的应用。轮作复种是战国时期作物栽培技术上的一项重大进步。“今兹美禾，来兹美麦”，指的就是轮作复种。这一技术是由轮荒转为连种后，人们对各种农作物的生态特征有了深入的认识而采用的一种具有较高生态经济意义的栽培技术。它是以精耕细作为特点的传统农业的重要内容，一经诞生就世代相传，并沿袭至今。这一耕作技术的生态经济效益突出表现在提高了土地利用率。黎风在《山西古代经济开发史略》中写道，按李悝测算，魏国有 600 万

亩耕地。在轮荒耕作时，这 600 万亩耕地每年有 400 万亩是休闲地，实际耕

种的只有 200 万亩。实行连种制后，不仅 600 万亩耕地每年都可以种植农作

物，而且部分耕地还开始了复种，实际相当于增加了 400 万亩以上的耕地。若把韩赵二国因实行轮作复种而提高土地利用率后，相对增加的耕地面积加在一起，其生态经济效益就更加显著了。这些都是进入传统农业的重要标志。

传统农业模式的形成，其生态经济效益集中表现在农作物种类及其布局与单位面积产量方面。杨宽所著《战国史》中论及，“西周晚年周王畿种的

还是春小麦，冬小麦在春秋时代逐渐推广。⋯⋯春秋中期在山西汾水流域的晋国也已种冬小麦。”到战国时期，冬小麦作为主要的轮作复种作物记入了当时的重要农业文献《吕氏春秋·任地篇》。其文说：“今兹美禾，来兹美麦。”这里的“美麦”就是指的冬小麦。这就说明，由于传统农业的形成，使小麦种类在春秋时期就发生了变化。冬小麦种植的意义，在于从时空上对作物进行合理布局，变一年一熟为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在提高光热水等农业资源利用率的同时，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它具有较高的生态经济水平，是我们祖先在发展生态农业上的一个重要贡献。

水稻是一种高产作物，但具有需水多的生态特征，在春秋前，山西因水利设施较差，所以限制了水稻的种植范围，只在河流附近有种植。到春秋战国时，由于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水稻种植面积和范围不断扩大。史念海先生在其所著《河山集》中说：当时“稻，至少在现在山西西南部和陕西中部种的是相当多的。”

当时栽培的主要粮食作物有黍、稷、稻、麦、菽。这五种作物的生态特征不同。传统农业中，根据不同作物的生态特征，应用不同的栽培技术，对这些作物进行了合理的布局。黍、稷比较耐旱，耐瘠薄，抗逆力强，而赵国地处山西龙门石碉线以北，主要是牧区，自然条件差，土壤瘠薄，管理粗放，所以这里种植的主要是这两种作物。麦和稻要求较好的自然条件和较高的栽培技术，而魏国地处龙门石碣线以南，地势平坦，气候条件好，农业技术水平高，所以这里主要种植的作物则是麦和稻。菽含有丰富的脂肪与蛋白质，营养价值较高，人们普遍喜食，而且这种作物对气候和土壤的要求不高，特别是具有养地的生态特征，多作为轮作复种的作物，因而种植范围最为广泛。

当时的粮食产量，据《汉书·食货志》记称，魏相国李悝有一估测。他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战国时， 1 亩相当于今 1/3 亩，1 石约相当于今 1/5 石。这样，当时每亩产量为今 3 斗。这比过去轮荒时的产量要高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