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发达的手工业

隋唐宋金元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还表现在手工业的高度发达方面，主要特点是：行业芸芸，技艺精湛。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是矿产资源开发规模的扩大和种类的增多，为手工业提供了多种充足的原料；二是奴婢人身统治的解除，代之以“和雇”关系，使劳动者有了一定的择业自由。这就在促进官办工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使这一时期手工业的专业化程度和工艺水平都得到了迅速提高。当时，太原是山西手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其次，今永济、新绛、临汾、长治一带的手工业也比较发达。

当时的手工业有以下门类： 1.金属手工业

当时金属手工业主要是铜铁铸造。唐代蒲津铁牛、临汾铁佛寺铁佛头、交城玄中寺铁铸弥勒佛以及宋代的晋祠寺铁人、夏县的大铁钟等，都是大型的铁铸件，均以造型独特，铸技高超反映了当时发展较高的铸造水平和造诣较深的古代文化。

铜镜是在水银镜发明以前的青铜铸生活用品，始创于战国时期，到隋唐时，调整了青铜台金中的锡铅比例，使镜面泛现银白光泽，显得非常亮洁，照影十分清晰，而且造型精致玲珑，装饰美观大方，常富有吉祥富贵之意，集使用、艺术、文化于一体，成为各阶层人民生活中的必需品；太原府出的铜镜，因质量和造型皆属上乘而成为贡品，由此充分显示了当时青铜铸造工艺已达到相当精湛的水平。

唐代不仅铁铸水平较高，而且将铁加工成钢的技术也达到一定水平。当时并州用优质钢生产的犀利剪刀，是山西著名的金属制品。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其所赋《戏题画山水图歌》中曾云：“焉用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

唐代山西籍诗人卢纶所作《难缩刀子歌》中云：“并刀难绾竟何人，每成此物如有神。”可见当时并州刀剪不仅已成为受人欢迎的生活用具，而且知名度很高。

元代在临汾东狱庙铸的 18 铁罗汉是珍贵的古金属文物。2.兵器手工业

随着硝石、硫磺等矿物资源的开发，到唐代，山西出现了火药生产，并应用到兵器上。据《中国简史》称：“大约在唐朝末年或稍后一点，人们已经把火药用来制成火药箭和火药炮这类武器了。”宋金时期，晋州（今临汾）是山西盛产火药的地方。当时火药的成分有硫磺、窝磺、焰硝、麻茹、平漆、砒磺、淀粉、竹茹、黄丹、黄蜡、清油、桐油、松脂、浓油等。这标志着宋代的科学技术已高度发达，也标志着山西的化工业已具雏形。

元代为督造和储备兵器，设立了专门机构和官员。据《元史》九十《百官六》记载：山西所设“广胜库秩从五品。掌平阳、太原处岁造兵器，以给北边征戍军需。”“大同路军器人匠提举司，秩从五品，山阴、白登（今阳高）二县甲局归属；”“平阳路军器人匠提举司，秩从正六品，本路杂造局和绛州甲局归属。太原路也设有军器人匠局。”由此可见当时山西兵器手工业的发达程度。

元代还涌现出一批兵器制造的能工巧匠，其中山西也不乏这类人才。据

《山西历史人物传》记载，当时有一兵器设计家叫孙威是浑源人，擅长制造铠甲，曾设计出一种“蹄筋翎铠甲”献给元太祖，经试用，箭不能穿透，枪不能刺入，非常坚实。此后，他被提拔为顺天、安平、河南、平阳各路工匠都总管。孙威的儿子孙拱继承了父业，在兵器设计制造上也有造诣。他设计的“迭盾”能张能合，使用时打开，不用时可以折回，携带十分方便，使盾这一兵器比过去有了很大改进与发展。

兵器的水平是工业、科技和经济实力的综合反映。宋代山西兵器手工业的发展告诉我们，当时山西的冶炼工业、机械设计、经济发展已具有了坚实基础。

瓷器手工业

陶瓷器皿是古代人们生活中的常用品，时至今日，在人们的生活中仍离不开陶瓷器皿。好的瓷器不仅有使用价值，还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隋唐的瓷器手工业已比较发达，著名的唐三彩就是在这一时期间世的。其以技艺独特，制造精美，成为世界著名的瓷工艺珍品。

山西在唐代已有发达的瓷器手工业。今太原南郊金胜村唐时属于晋阳城北郊。在这里发现了许多古墓，以唐墓中的瓷器最多，达 100 余件，其中的三彩瓶、香炉、粉盒等造型优美，质量上乘。浑源县自唐代至元代一直盛产瓷器，城南恒山中的磁窑口关就是因瓷窑集中而得名。

宋代是瓷业蓬勃发展的时候，山西的瓷器手工业更加普遍，今晋中、晋南、晋东南、大同和朔州一带都有相当发达的瓷器手工业。长治县八义村，在宋代盛产黑白釉和红绿加彩瓷器；太原市南郊孟家井村，当时以产白釉、青釉印花及纯青釉瓷器较多；阳泉市郊区牵牛镇，多产黑白釉瓷器；山阴县安荣村，在考古中曾发现大量的瓷器；介休洪山也发现了宋代瓷器窑址。

唐宋时代山西发展起来的瓷器手工业基地一直延续到金元仍经久不衰。金元时的浑源县界庄窑是陶瓷业的一处窑址，它北边就是唐代的瓷窑址。金元时界庄窑的生产仍十分兴旺，主要生产民用瓷器，如碗、盘、碟、枕、印

模等细白瓷，罐、缸、瓮等粗白瓷，以及少量的青瓷、黄釉瓷与黑瓷。元初，在蒲州、潞安、霍州等地又逐步建成了一批新瓷窑。

琉璃制品是陶瓷制品的一个分支。自战国时粗制琉璃制品出现，到唐代已发展为绚丽多彩的琉璃制品。建于唐代武则天时代的永济普救寺，是琉璃建材的典型建筑。元曲《西厢记》中“梵王宫殿月轮高，碧琉璃瑞烟笼罩” 的唱词，描绘的就是该寺琉璃建筑在月光下的绮丽景色。元代阳城、平遥、临汾、文水等地都是琉璃制品生产地。这一时期，琉璃工艺有了显著提高，山西出现了许多艺术价值较高的琉璃精品，其中以平遥东泉镇白福寺元延祐三年（公元 1316 年）的琉璃宝瓶，五台豆村佛光寺元至正十一年（公元 1351 年）的琉璃狮子等，都是当时琉璃制品的代表作。

纺织手工业

元代前，棉花还未引入我国，但桑蚕业及麻类的种植已很普遍，人们的穿着主要是丝织品和麻布。以蚕丝和麻为原料的纺织业早就形成，隋唐以后则有了进一步发展。唐时河东地区桑树面积很大，养蚕缫丝是农业经济中的重要部门，蚕丝的生产十分可观，力丝织手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促进了丝织手工业的发展，使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有些产品成为供应帝王皇室的贡品。《新唐书》就记有：河东道的贡品有丝棉袍，绛州绛郡则为绉纱丝织品。另据有关资料记载，河东郡还贡绫绢扇。这些丝织品，有的结构特殊，质地较薄，表面呈绉缩状；有的光如镜面，有花卉状，都显示了唐代山西丝织业已具有的较高工艺水平。

由于麻在山西的种植比较广泛，所以唐代山西织造麻布的地区也较广泛。据梁方仲所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提供的资料，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 737 年），河东道产麻布的地区有 18 州，其中有

16 州在今山西境内，几乎覆盖了全省，由此可见当时麻布生产之广泛。李仁溥所著《中国古代纺织史稿》说，唐王朝将征缴的麻质赋税布，按产地分为9 等，其中 2—5 等均产自山西，由此可见当时山西所产麻布质量之高。宋代

全国行政区划为 15 路，各路租税收入中的布帛数，河东路的粗绸、麻布均居全国之首，绸仅次于西浙路和江南东路。此外，系驻军戍守的平定军、奇岚军、宁化军和保德军都以绢为贡品。宋代丝麻织品的生产超过了隋唐时期，达到秦汉以来的最高峰。

金宋对峙时期，由于山西战事频繁，在整个社会经济受到破坏的同时也破坏了桑蚕业，而且长期难以恢复。元代赋税苛杂，科差繁多，使山西的桑蚕业更加萧条衰落。当时正值江南丝织业迅速发展时期，根据金与南宋达成的条约，金每年可从南宋得到 25 万匹的贡绢，到元时，江南的丝织品仍能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输送，所以金元时期山西的桑蚕业与丝织业已失去了基地作用，这就更加速了山西这两个行业的衰落。但是，这并不是说金元时期山西的丝织业完全没有一点发展。元代随着民族交融，北方民族的独特丝织工艺也带入了山西，其中新疆织金绮纹工艺的引进，为山西丝织业添了新的色彩，从而增加了山西丝织品的品种。

山西太原以北地区曾是牧区，羊的饲养量很大，羊毛产量较多，牧民很早就用羊毛制毡。以后农区北移，这里成为半农半牧区，当地人民仍用羊毛制毡。随着工艺技术的提高，到唐代，山西的毡已成为皇室的贡品。元世祖时期，山西的制毡手工业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质地细软的毛毡帽和毡靴。

木作手工业

古代的山西森林资源极为丰富，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木材。木材广泛地用于建筑及农具、生活用品、车辆等制作中，因此木作手工业很早就是一个社会性的手工业部门。从事木作业的工匠古代称为样人。隋唐宋金元时期，山西的木作业在技术上和理论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峰。当时山西造就的大量木结构建筑和元代万泉样人薛景石撰写的木工技术专著《梓人遗制》一书就是有力的证明。

当时著名的木结构建筑有：建于唐代的五台县李家庄重修南禅寺大殿和豆村镇佛光寺大殿；建于辽代的大同华严寺薄迦教藏殿、善化寺大雄宝殿和应县佛宫释迦塔；建于金代的大同善化寺三圣殿、天王殿、普贤阁和五台佛光寺文殊殿；建于元代的芮城县永乐宫四大殿等。据《山西地方史研究》中

《山西文物概况》一文介绍，南禅寺为国内最早的一处木结构建筑，佛光寺大殿为国内最大而年代仅次于南禅寺的木结构建筑，薄迦教藏殿内四周的木制空中小楼阁非常精致，而释迦塔为全木结构，技艺精湛，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古木塔。文殊殿及永乐宫四大殿，结构之科学国内罕见。这些建筑，都是当时梓人的智慧结晶，反映了当时木作技艺的高超。

薛景石本人就是木作工匠，他在自己技术实践的基础上，又兼收了前人的木作经验，撰写了我国古代著名的、有创见的木工科技专著——《梓人遗制》。书中对纺织机具，如提花机、立织机、用于织造罗类织物的木机，以及用于穿综、修纬的机具，均详细说明用材和功限、零件的尺寸和安装位置。

文化手工业

经济是基础，文化属上层建筑，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隋唐宋金元时期的文化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山西文人学者辈出，其中不乏有传世名作之人，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祖籍太原，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一生作诗众多，有《白氏长庆集》传世。唐代诗人兼散文家柳宗元，河东解州（今解州镇）人，所作散文峭拔矫健，说理透彻，有《天论》、《天对》等重要论著，又善工诗，风格清峭，有《河东先生集》传世。宋代史学家司马光，今山西夏县人，其所主编的《资治通鉴》为历代统治者所必读之书。金代戏曲家董解元，今山西侯马人，他用 14 种宫调 190 套曲子 5 万余言描绘了张生和崔莺莺爱情故事的《西厢记诸宫调》，是现存元代杂剧的起源——诸宫调的两部巨著之一，同时，它以上乘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为后来王实甫创作元杂剧《西厢记》提供了蓝本，并成为久演不衰的剧目。元末，山西太原人罗贯中创作的《三国演义》是国外学者称为的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奇书之一。为适应文化的发展，当时山西的制墨、造纸、雕刻和印刷等手工业也相应地有了发展。

墨是古代文人必备的书写用品之一，早在东汉就出现，到唐以后，山西墨的质量有了显著提高，从而成为贡品。《新唐书》、《宋史》及《金史》的《地理志》中，都有山西贡墨的记载。唐代时绛州绛郡有贡墨，宋代时隆德府上党郡和绛州有贡墨，金代时太原府也有了制墨场。

纸也是文人的必备用品。唐代造纸技术提高，出现了能印刷纸币的高质纸。宋代山西的造纸业在全国闻名遐迩。当时平阳府造的白麻纸极受文人墨客的欢迎。到了金代，稷山竹纸也非常出名。

五台县文山（又称段亩山）所出青紫绿三色石头适于制作砚台，因此这里的制砚手工业极为发达。金元时期，这里所产的砚台行销晋冀，至今仍是

喜好书法者所衷爱的珍品，远销日本和东南亚一带。

山西文化的发展也推动了印刷业的发展，平阳很早就成为河东的经济文化中心。金代时，这里刻书印刷手工业极为发达。金与南宋对峙时，南北有两大印刷中心。南宋的印刷中心在临安（今杭州），金朝的则在山西平阳。金代“著名的赵城《大藏经》，共 7100 多卷，是由民间集资刻印的，花了

20 多年的时间才印成”。①这一广为世界注目的经卷，就是在平阳印制成功

的。元至元十六年（公元 1279 年）灭南宋统一全国，建都北京。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后，虽然这里是当时北方的印刷业集中地，但山西平阳的印刷业仍兴盛不衰。据《中国史稿》第五册称，“元代刻书大部分是雕版印刷，但活字印刷也相当流行。除了胶泥活字外，又有人试制了锡活字和木活字，并出现了转轮排字架，⋯⋯提高了排字效率。”由此可推断，作为金元两代印刷中心的平阳，也一定出现了活字印刷。

酿造手工业

山西酿造业历史悠久，曲发明后，尤其是河东神曲的配制成功，将山西以粮食为原料的酒、醋、酱等酿造业推向了新阶段。山西自汉代，随着葡萄的引进栽培和酿酒工艺的创新，所酿制的葡萄酒醇香甘美，成为贡品。元代蒸馏术的广泛应用，是酿酒工艺的又一次革新，所产的葡萄酒及其他酒类质量更加提高。

隋代蒲州酿酒业兴盛，曾有“蒲州出美酒”的赞誉。唐人喜欢葡萄酒，当时太原所酿葡萄酒已是贡品，可见质量之高。宋代，山西的酿酒业更为普遍，形成“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之势。金代，为了管理广泛兴办的酿酒业，山西有的地方政府开始设置酿酒管理机构并课以赋税。如领大同 1 府 12 州的西京路就设置了酒务司，专门管理酿酒业，并负责征税。金大定年间（公元1161—1189 年），每年税收为 53 467 贯，到承安元年（公元 1196 年）增至

107 893 贯。